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_约瑟夫 E.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_9787111579236

欧元应该将欧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繁荣；而事实上，它却恰恰相反。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欧元的缺陷，根本的内在缺陷就是欧洲的停滞和黯淡的前景。在欧盟，经济一体化超过政治整合。问题是：欧元可以得救吗？欧洲中央银行提倡的通货膨胀只是授权，欧元区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采取“过度的财政紧缩”措施，这些措施使其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的风险，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概述了三种可能的方法：在欧元区对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政策，这对成员国来说是痛苦的方案；好聚好散，结束欧洲联盟；或是一个大胆的新的系统，称为“柔性欧元”。本书所阐述的内容及观点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读，更是一个更深入连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前言

　　来自欧洲的负面消息接连传出。伴随着半数青年失业，希腊处于一片萧条之中。极右势力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在加泰罗尼亚这个临近巴塞罗那的地区，多数议会议员支持其从西班牙独立出来。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欧洲的大多数地区正经历着损失惨重的十年，这十年内的人均GDP甚至要低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甚至就连欧洲所欢庆的成功也预示着失败：西班牙的失业率从2013年的26%下降到2016年年初的20%。尽管如此，接近半数的青年仍旧处于待业状态，1倘若尚未离开这个国家的青年才俊到其他地方谋求就业机会，失业率甚至将会变得更高。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伴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控经济吗？确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他2003年演讲时就向美国经济协会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2伴随着市场状况的改善，掌控经济难道不应该变得更加简便易行吗？经济运行良好的标志是高速的增长以及低失业率，人人皆可得益于此。而欧洲目前的情况则刚好与之相反。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解释这个谜团：1992年起采取单一的货币政策，却并未为这一政策提供运行的机构，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决定。良好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不能保证繁荣稳健的发展，但存在缺陷的货币政策体系必将导致萧条和衰落。在多种货币政策中，常常会导致萧条衰落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挂钩，即一国的货币价值相对于他国货币价值或是某种商品是相对固定的。

　　美国在19世纪末的萧条与金本位制度不无关系，由于每个国家都将其货币价值与黄金价值挂钩，因而也就内在地包含了会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挂钩的关系：由于黄金储量有限，黄金的匮乏将会导致普通商品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这种现象如今我们称之为通货紧缩。3事实上，货币正变得更有价值，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户贫穷加剧，他们的账务偿还起来变得愈加困难。1896年的选举现场，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发言针对“美国是否会‘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辩。4

　　因此，金本位制度由于使得大萧条危害加重、持续时间延长，一直以来广受非议。那些尽早抛弃了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在大萧条中得到了较快的恢复。5

　　尽管历史上早有此先例，欧洲仍决定采取单一货币制度，这种举措使得金本位制度曾经带给世界的灾难重演——欧洲又陷入同样的桎梏当中。金本位制度失败了，不像那少有的被称作“金甲虫”的金本位制度主张者一样，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种制度重建。

　　对于欧洲的问题，欧元不必受到指责——欧元是可以发挥它的作用的。所要做的是对货币联盟的结构本身进行改革，而非作用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实体上。对于这些将要实施的改革，欧洲是否有足够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尚且有待考证。由于缺乏变革的经验，和解将是解决此前混乱局面的良方。这里我将阐明应该如何处理分歧。

　　在2015年，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有着5.073亿常住居民以及16.3万亿美元的GDP，生产总值仅仅略小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6（考虑到汇率差别很大，国家相对规模也是如此，在2014年，欧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在欧盟内部，19个国家采用了相同的货币制度——欧元。这个统一货币制度的“试验”并非早已有之——欧元是从2002年才开始流通的，尽管早在此前十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想法，7并且在这一想法提出三年后，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就采取措施将其货币价值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挂钩。2008年，这一地区陷入萧条，并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一并带入这种境地。如今美国的经济已经恢复——是一种美国式的滞后的复原，然而欧洲，或者具体来说是欧元区，其改革仍停滞不前。

　　这次败局对于那些不少仍处于萧条之中的危机国家来说，显得尤为紧迫，这一点自然无可厚非。但并非仅仅对于那些被冠名为欧元区的国家来说有着重大影响，对于整个世界皆是如此。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能够导致全球化环节重要组成部分停滞不前的因素，都有可能危及众人。

　　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民主的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在文化界和政坛，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现象并不少见。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从1959年到最近几年，我曾数次出游欧洲，大约是每年去几次的频率，其中曾有六年的时间求学、授课于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与欧洲政府官员多次打交道（多数接触的是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接触并不频繁）。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元危机爆发之时，我与几个危机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于我担任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的顾问，并且还是希腊前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的顾问和旧友），我能够获得危机国家内所发生的，甚至是关于这些欧元区议会内采取应对措施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欧元试验”的结果一度是可以预见的。8经济学家不会委身于实验室，而是通过那些自然发生的、由政策抛出的试验来验证我们的想法。我坚信，欧元教会了我们许多。它是一种由并不完善的经济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提出的，是一种并不能长期奏效的体系——早在大衰退时期，它的缺陷已然暴露于人们面前。我相信，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来说，那些潜在的不足在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不足之处促使了失衡状态的形成，这种失衡的状态正是目前逐渐呈现危机的元凶，而且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加以恢复。

　　自从我数年思索并论述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以来，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从20世纪90年代我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充当他议会经济顾问的主席成员以来，这次“试验”对于我来说变得尤为重要。我们的工作致力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TFA，开放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间的边境贸易；我们也致力于创建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组织于1995年创建，并作为贸易管理法案的国际规则的开端。创建于1994年的NATFA并没有欧盟那么野心勃勃，它允许工人们自由出入边境。较之于欧元区来说，这一组织并没有太大的野心——这三个国家并没有采用统一的货币制度。但即便如此，这种有限的一体化仍旧带来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自由贸易协定”的名称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噱头，这一点变得日渐明晰：这其实是一个受到约束的贸易协定，约束条件是为了某些特殊团体的利益，特别是美国。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一体化之间悬殊差异所带来的结果，还是对于那些在并不完善的民主进程背景下出于良好意图的领导人所制定的国际协定的结果，都令我变得十分敏感。

　　从克林顿的手下离开后，我供职于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在这里，我面临一系列新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这与政治一体化是不相一致的。我见到我们的兄弟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那些需要它援助的国家强制采取一些它（或者说是它的捐赠者）认为良好的经济政策。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大错特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政策往往会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我一度竭力去理解这些错误以及为什么这一组织会有如此所作所为。9

　　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些时候世界银行也是一样）在发展国家、扩张市场上采取的措施，与那些在大衰退的复苏时期应用于希腊以及其他受灾国家上的政策，是存在相同之处的。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显著的共性：这些项目接连令人失望，并且受到被实施国公众的一致反对。

　　如今，新提出的危害全球化而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法案正受到抨击。这些一度为了共同利益而由政客于会议桌前“闭门造车”的贸易法案，其作用于遍及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国度。这些协议见证了与政治一体化并不同步的经济一体化持续增长的野心。它们最为有持续性的特点之一是：当机构的预期利益由于新的管理条例而受损时，它们能够对国家提出诉讼——一国政府并不能容忍在其领土上发生此种损失。管理的权利，以及面对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规则的权利，是政府行政职能的一个基本方面。

　　然而，从本质层面来说，欧元区项目与其他例子是有差异的：其内在包含了强烈的政治一体化的意图。在新的贸易协定之下，能够影响这一贸易领域所有市民的议会主体，并没有任何制定和谐化规则标准的意向。合作的议事日程只是简单地停止了规则的制定，甚至更好地撤回了那些规则。

　　但是，由于“单一货币政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识形态与利益主体的影响，它并没有实现其经济意图——带来繁荣，也没有实现其政治意图——带来凝聚力。

　　因此，尽管本书致力于阐述欧元的批判性问题，它的影响却是更为广阔的：它能够为我们展现，当由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而非证据和经济科学理论锻造的备受争议的经济学说驾驭了议事日程时，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那些出于好意的尝试，是如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的。

　　这里我所讲述的是不同主题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例子，这也是近年来我致力于研究的方向，那些主题在全球范围有着一定的反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观点的影响，尤其是有关自由无约束市场内效率及稳定性的观点（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集合），这些观点塑造了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内的政策制度以及机构组织。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那些支配着发展学说的政策，这些政策被称作华盛顿共识政策，它们造就了发展中国家当下的处境。10本书介绍的是，这些相同的观点，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进程——共享货币政策并将其偏离了轨道的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下一步政策的。

　　因此，有关这些观点的斗争无数次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事实上，在一些例子中，那些呈现出的论据和证据是基本相同的。在欧洲的艰难斗争与美国是相似的:保守派试图压缩政府开支，包括有着急切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哪怕失业率居高不下、资源闲置仍旧如此。在欧洲，有关正确的预算结构的争论与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多次遇到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争论是相似的。事实上，理解这些争论的全球影响力正是我写这本书的一大原因之一。

　　这些争斗中所运用到的那些观点不仅仅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在这里我所持的观点比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要更为宽泛:不能仅仅知道了一个人改善经济状况的途径，就由此判断他的处世准则。但是，特定的观点是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从大体上来说，政策服务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这一点不足为奇，哪怕那些为他们争取利益的概念往往是模糊抽象的。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推出一个结论：经济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它们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分离。全球化往往不能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创造利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并不能赶得上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这一点也恰恰解释了欧元败局的成因。

　　在我最近的研究中，一个更为深入的主题是不均等性。11经济学家往往关注均值，比如生产总值或者人均产出的平均数，有些时候政治学家也是如此。但是在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同时，多数市民的生活状况却在恶化。最近的三分之一个世纪里，美国的情况即是如此，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蛋糕如何分配并不重要——这是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似乎分配的结果是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更为关心的问题。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道，“在诸多主流观点中，对健全的经济造成危害的、最具诱惑性的，在我看来最具毒害性的，就是过度关注分配的问题。”12

　　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不均等性会影响经济运行情况，所以不能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13不均等性还会影响到美国的民主以及社会功效。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要关注不均等性，不仅仅是由于这些可能的后果：更为基础的道德问题尚且悬而未决。

　　欧元导致了不均等性问题的加剧。本书的一大主要论点正是：欧元加重了两极分化。在这些国家中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比如在2007年，德国的GDP是希腊的10.8倍；而在2015年，成为希腊的17.5倍。这种分化也造成了欧元区国家间不均等性的加剧，尤其是危机国家。即使是那些在欧元问世前就试图采取措施削弱不均等性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这一点不足为奇：受到高失业率危害的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高失业率所施加的压力促使薪酬下调，政府由于经济紧缩而缩减了开支，这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依靠政府补助为生的中低收入阶层。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议事日程并没有在增加经济的平均增速上取得成就，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成功地”加剧了不均等现象，至于这一点是如何实现的，欧元试验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研究。

　　另外的两个主题则与我参与过的两个经济体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基于此种经济体系的市场并非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共识。14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那只由个人利益所驱使却在整体上推动了整个社会良好运营的手，确实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并不存在。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资本主义的开端就预示着危机。15

　　经济学家提出的标准模型简单地假定市场是均衡的，换句话说，如果出现了经济下行，它会迅速地恢复到正常水平。16这种经济下滑后会自行恢复的观点是理解欧元区经济结构框架的关键。我的个人研究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并未如期恢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恰如其分却略带悲伤色彩的解释。

　　财政体系的作用对于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财政体系是当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提到，倘若不加以规范，财政体系可能会导致那些伴随着兴盛与衰落的经济不稳定。17欧洲发生的事情再度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也揭示了在那些由危机引发的、在当代经济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中，欧元区的设计以及所提出的政策是如何对其做出应对的。

　　最后一个主题是我长期关注的，但在本书中，却只是点到即止，它包含关于经济中暗含的价值：第一，经济应当作为一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方法，用以增加个人或者社会的财富。第二，尽管生产总值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安全在内的广义概念，个人财富却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总值这一标准的概念，还取决于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概念，包括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对社会团体和政治机构的信心、民主参与制度等。第三，欧元作为一种手段，而且并不是一种针对其自身的手段——它的存在旨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促进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经济凝聚力。反过来，这也会有助于实现更为长远的目标，包括促进国家繁盛、发展我先前提到的那些基础价值观等。但显而易见，事情并没有朝着它所既定的目标前进。方法是其自身的方法，终极目标却被忽视了。欧洲失去了它前进的方向。这种失控的特性，并非欧洲现象所特有的。它已然在多处发生：似乎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全球通病。

　　在某种程度上，欧元区的故事是一场道德剧：它揭示了没有与选民充分交流的领导，是如何制定出并不能服务于其市民的制度的。它表明经济利益往往被放在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为重要的位置，而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的跋扈行为带给经济结构的效益微乎其微，却将大多数市民置于风险当中。

　　那些没有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政治学家基于自己的考虑，将这个满是陈词滥调的故事讲述出来，仅仅是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却招致无穷无尽的长期后果。欧元区的设立将会使得短期困境中的国家得到较强国家的援助，坚持提倡这种想法的人必定是自私的投票者。但若是没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共享，任何一家货币联盟都难以运行。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欧盟，这个欧洲大陆上诸多国家的进一步一体化，是最近60年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若是预见了它的衰落，或者是表明它可能会衰落，又或者是表明欧盟的某个方面——货币体系——可能会衰落，都会被视为异端。但现实往往会传递出令人不快的信息：欧元体系已然破裂，倘若不加以修复，损失将会更加惨重。若是以大多数市民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现存的系统，哪怕加上它最近的改革都很难长期存活。这种损失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其他方面比如我先前提到的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令人不安的改变，以及极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尽管欧元的失败并不该为这些趋势负全责，我仍旧认为，多数市民所承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就算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也会是较为重要的一个。

　　这些损失对于兴起中的欧洲无疑是惨重的，将其未来置于险境，将其志向消磨殆尽。他们也许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也许并不了解经济现象背后所暗含的内容，但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依赖于那些说服他们支持创建欧元并邀请他们加入欧元区的人，那些承诺欧元的创立将会带来空前繁荣的人，那些人当时还承诺，只要坚持将赤字和负债维持在相对生产总值较低的水平，不久之后贫困的国家将会赶超富有国家。现如今，仍旧是那些对他们做出承诺的人，告诉他们说，“相信我们，我们有方针、有策略，尽管短期来看会有伤痛，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尽管在我看来，如果欧元区不做出改变，现实将是令人沮丧的，并且如果欧元区按照德国之辈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改变，情形将会变得更加不容乐观，但本书对此仍旧是寄予了希望的。在政治上更为一体化的欧洲将会是更为强劲、更为繁盛的欧洲，这一点传递出富有希望的信息，无论是对于起步阶段的欧洲，还是对于那些相信欧盟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种与现任领导人推行的方法相异的前进路线是存在的，事实上，欧洲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前行路线，每一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欧洲的团结性做出了要求。

　　欧洲犯了一个简单易懂的错误：它认为向着一个一体化的大陆迈进，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货币联盟，共享同一种货币制度。如果欧盟想要保留，那么对于欧元区和欧元来说，无论是结构上还是政策上，都需要深度改革。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

　　欧元是人为的产物。它的问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则。如果有必要的话，欧洲的货币制度可以重建，欧元甚至可以被抛弃。欧洲也好，其他地方也罢，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方针，改写我们的经济和政党的规则，从而实现惠及更多人的繁荣、更为深化的民主，以及更为稳固的社会凝聚力。

　　本书寄希望于能够给欧洲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指导方针，并为欧洲迅速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起到推动作用。欧洲必须重拾欧盟始建之时追求崇高目标的视野。欧盟是如此重要，不该被欧元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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