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群自身重构研究_侯荣庭_9787568035729

本书通过对A组织三名个案管理师进行深度访谈，从时空两个维度，提出感染者自身由崩解到重构的螺旋式变化模型与向死而生的干预机制。在对感染者自身重构模型的总结中，既专注干预过程中的心理动力因素，又从动力学与发生学的视角看待关系的建构、深化与重构，并提出自身重构过程中的反复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在向死而生干预机制的探索中，聚焦于自身系统的变化，将感染者置于全程陪伴的干预关系之中，经由个管师这样一个好的自客体的支持与关怀，整合运用以神入（empathy）为基础的理解、诠释与适度回应等治疗方法，通过自客体需求的满足促进感染者自身的调整、恢复与重构，进而改善感染者的生命与生存质量，实现感染者的向死而生与社会回归。本书后进一步提出在艾滋治理与在地行动中的三个关系论的价值理念，即生命支持理念、生存关怀理念和核心干预理念。

艾滋病社会学研究丛书（第1辑）潘绥铭教授序

自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艾滋病以来，人类社会在面对这一挑战的时候，先后出现了四种不良倾向。

第1种倾向是把艾滋病道德化了，认为艾滋病是对于性混乱的惩罚，艾滋病感染者是咎由自取。这种倾向在艾滋病传播的早期非常盛行，到21世纪开始衰亡，目前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

第二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社会性别化，片面地强调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自21世纪以来，这种倾向在发达国家日渐式微，但是在我国仍然有一定的市场。

第三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灾难化，过度夸大艾滋病传播的速度与规模，因而错误地宣扬：艾滋病传播必定会给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曾经流行，到2010年才逐渐淡化。

第四种倾向是唯医学化，认为艾滋病只是一种传染病，仅仅依靠医学和公共卫生手段就足以遏制其传播。这种倾向在防治艾滋病的各个领域中一直表现得很明显。

正是为了消除上述四种倾向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社会学者才获得了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历史机遇。

早在20世纪末，国际学者、国际组织和具体工作者就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上述的前三种倾向危害较大，但是纯粹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与工作者由于学科所限很难与之抗衡，急需更加专业的人员参与进来。其二，艾滋病传播者和感染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的，医疗与预防的各种工作也开展于其中；但是，同样由于学科所限，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也很难解决这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于是，国际上开始呼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积极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与工作中来。在我国，这一进程开始于2000年，当时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合作开展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它不仅是当时艾滋病防治领域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而且在我国也是第1次大规模地引进社会科学家参与这样的工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支持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与具体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本丛书的主编之一景军教授牵头，2003年召开了第1次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其中的主力就是社会学家。

此后，在长期实践中，社会学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的相关论文与出版的书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本丛书仅仅是万紫千红之一抹，志在创立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综合学科。

艾滋病社会学不仅是把社会学简单地运用于防治艾滋病，而且向着跨学科研究的光明前景前进。目前已经获得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的不同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擦出了火花，人的概念得以拓展，人的主体性意识得以推进，出现了发展数据收集方法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1，艾滋病社会学已经创建出不同于原学科的世界观。因此，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能深入各种不同的高风险人群，了解他们的知识、态度、信念与行为，而不仅仅是看病治病。同样，社会学研究者基于新的世界观，开始积极参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疗的实践，而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第二，在思维逻辑上，双方也找到了具有相通之处的元命题：生理状况与行为特征是互相建构的。正是由于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命题，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会努力去探讨感染者与高风险人群的求医行为，而社会学研究者也才会不断主张把预防和治疗妇科病纳入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之中。

第三，在价值取向的层次上，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双方已经超越了关爱生命这一原生的共同点，深入到新的元命题：生命在于存在，也在于质量。因此，很多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已经越界去帮助感染者解决医保或低保问题，而社会学家则深入到感染者用药和治疗情况的探讨。

由此可见，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学科正在形成之中，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为它增添新的动力。

潘绥铭

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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