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是一本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不定期学术集刊，在学术界获得良好的口碑。本辑收录近期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礼仪等多方面的论文，见解深刻，颇有新意。

《隋书经籍志研究》序

王承略

作者简介：王承略，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以书目为表现形式、以学术发展史为研究内容的一门学问。由此认识可见，古典书目的核心要素，一是著录体例方面的表现形式；二是学术源流方面的根本内容。学术内容通过高质量的著录体例而体现，著录体例以充分反映学术内容为最高要求。一部成功的书目，两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不留痕迹。对著录体例的研究，就是对书目编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学术源流的研究，就是对书目本质内容的研究。要想对一部书目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这两个角度是缺一不可的。

中国的古典书目，分为官修目录、私家目录、史志目录三类，总数在2000种以上。在数量众多的古典书目中，有4部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汉书·艺文志》，二是《隋书·经籍志》，三是《文献通考·经籍考》，四是《四库全书总目》。这四部书目要特别重视的原因，首先在于它们目录体例的完善与学术内容的丰富，其次在于它们成书的特定时代以及书目的集成性质。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编纂体例，反映了先秦与西汉的学术史，是研究上古学术文献的首要之书。《隋书·经籍志》确定了四部分类体系，重点反映了汉代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典籍的流传情况与学术发展源流，是研究中古学术文献的必读之书。《文献通考·经籍考》首次使用成熟的辑录体，全面反映唐宋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是研究中国封建时代全盛时期学术文献的必备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体例最为精善，内容最为丰富，是中国封建时代目录学的巅峰之作，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学术文化面貌，是读书治学的案头常备之书。四部书目体例的完整与创新性，学术内容的丰富与集成性，成书时代与收录范围前后衔接的系统性，使得它们成为古典书目的翘楚，成为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核心。

从四部书目的构成看，三种为史志目录，一种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二十五史中，有7种原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经过清代、民国和当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另外19史也都补上了艺文志或经籍志，《后汉书》《晋书》《金史》等史书甚至有5种以上的补志。所以，与官修目录、私家目录相比，史志目录更为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也正是史志目录的价值所在。将二十五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考补之作汇为一编，就是中国古代典籍总目。中国古代到底撰写了多少种著作，这些著作到底反映了怎样的学术面貌，就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回答。有鉴于此，我自1987年师从王绍曾先生学习目录学开始，就对史志目录特别关注。1989年我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以《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为题，而姚振宗是迄今为止史志目录研究的第一大家，研究姚振宗，就是研究史志目录。值得欣慰的是，自2005年开始，我与刘心明先生携弟子数十人，编纂完成了《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一书，收书84种，分为27卷，凡31册，960万字，标点校勘出版，实现了众多前辈学者的心愿，也实现了我的夙愿。

20072012年，杜云虹女士在职攻读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此间正值《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编纂并开始陆续出版。云虹供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出于工作的需要和她自己的兴趣，也为了与《萃编》的编纂出版相呼应，我俩商议，以《史志目录研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利用现成的资料，做史志目录综合性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时值古籍普查如火如荼，云虹工作十分忙碌，白天上班，周末加班，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研究。如此一年有余，云虹有感于研究内容过于庞大，而时间紧迫，遂将研究做了调整，专攻《隋书·经籍志》。之所以选中《隋志》，是因为在四部重要书目中，《汉志》《总目》关注有余，而《隋志》《经籍考》研究不足。而在《隋志》《经籍考》两者当中，《隋志》尤当优先考虑。主意已决，云虹全力以赴，一鼓作气，完成《隋书经籍志研究》，煌煌巨制，上下两编，上编是《隋志》的体例与学术研究，下编是《隋志》考据性质的校读，合则双璧，分则单行，成为姚振宗之后，研究《隋志》最用功、最有成绩者，我们不禁为她深感高兴，也为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新突破感到庆幸。

与一般史志目录或记一代藏书之盛、或记一代著述之盛不同，《隋志》在成书性质上甚为独特。《隋志》反映汉代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典籍撰著与流传情况，是知见性质的数代文献总录。《隋志》变前代艺文为经籍，认为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将经籍的作用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然而，南朝北朝，政权更迭频仍，大乱160余年，典籍亡佚严重，大大消减了经籍的无上功用，对统一伊始的统治者来说，是无比心痛并要想方设法补救的事情。《隋志》刻意保存西晋以下大量图书流传信息，体现了登记在册、依目访书的用意。将《隋志》与《汉志》相较，我们不能不震惊于典籍丧亡之惨烈；将《隋志》与新旧《唐志》相较，我们又不禁为典籍失而复得而欣喜。期间典籍流传情况之复杂，出乎我们的想象，正是因为有《隋志》的著录而见其大概。为此，我们不能不佩服《隋志》的作者，虽然他还欠缺一点书目编纂的专门之学，但他的典籍会通观、学术宏通观，决不在刘歆、郑樵之下。而唐代初年，儒学随着《五经正义》的纂修而重振，道学因玄学的流行、道教的改良成熟、炼丹术的兴起而普及和世俗化，佛教走向了中国化改造的历程，三教并行不悖和渐趋融合预示了一个思想创造高峰的即将到来。加以300年来史学、文学的空前繁荣，子学的演化与整合，中国的学术畛域也随着四部分类法的确立而相对固化和稳定。凡此种种，无论是《隋志》所体现出的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还是《隋志》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内容，云虹都在书中作出了较好的探索与回答。至于下编《隋志》校读部分，随着《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续编》的编纂，估计不久的将来，亦能与读者见面。我们期待，云虹以此为起点，把史志目录的研究更加深化并加以拓展，不断推出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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