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现实——过度劳动研究论文集（2019）_杨河清_9787563826261

本书为论文集，通过中外学者20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过度劳动的理论、长时间劳动的情况及危害、不同职业的“过劳”问题、国外对“过劳”问题理论与实践、“过劳”的法律规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政府部门管理者、从事过度劳动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前言

2012年10月，20余位志同道合者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支持下，于北京的竹园宾馆聚集一堂，创立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研究中心，并召开了第一届适度劳动问题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在北京物资学院劳法学院的支持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研究中心在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适度劳动问题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专家、学者大幅度增加，适度劳动、特别是过度问题受到了更多、更强烈的关注。在第二届全国适度劳动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研究分会正式成立。由该学会主办，于2014年3月（海口），2015年5月（烟台），2016年6月（赣州）、2017年4月（博鳌）、2018年10月（武汉），分别由海南医学院，山东工商学院、赣南医学院、海南医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承办了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适度劳动问题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专家、学者不断增加，一些著名大学的有影响力的教授也现身其中，到2018年的学术研讨会时，参会的专家、学者已经达到了200名左右，特别是医学、心理学专家的参会，使研讨会突破了既有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的研究与设题视野，实现了我国适度劳动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综合体系的初步建立。

《理论与现实——中国过度劳动研究论文集》是继2016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研究过度劳动问题的论文集《理论与实践——中国适度劳动研究论文集》之后，相隔三年，仍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论文集，本论文集所选用的论文，是第四届至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中围绕适度劳动，特别是过度劳动展开议论的文章，这些论文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近几年过劳问题研究的状况。我们期望这部论文集的出版与第一部论文集的作用相同：第一，可总结我国近年来在过劳问题研究上的选题、论点、观点、方法，长处、短处、优势、缺陷等；第二，可以引起人们对过劳问题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思考，聚集更多的、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加入研究中，推进我国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第三，可以对改善我国部分劳动者严重的过劳状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第四，是本论文集能够成为我国过劳问题研究的一个时期的代表性集成，成为未来发展的历史见证。

我为日本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前会长森冈孝二教授的著作《过劳的时代》中译本做了一个序，其中反映了一些对我国过劳问题及对过劳问题研究的思考，下面谨以此《序》作为抛砖引玉的材料，开篇我们的第二部过劳问题研究论集。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适度劳动分会会长

杨河清

2019年6月9日

序

森冈孝二教授的著作《过劳的时代》中译本即将问世。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外国关于过度劳动问题研究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对知情人来说，这中间还藏有惋惜与唏嘘。

我与森冈教授几年前通过过劳研究的学术成果相知，但是，谋面只有两次。一次是2017年5月，在东京，是一位日本朋友——爱媛大学的长井伟训教授安排的，我们初见如故，做了深入的学术交谈，达成了中日两个相关学会建立工作关系的共识。另一次是2018年6月初，在北海道札幌，受森冈先生担任会长的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的邀请，参加中日韩过劳死防止学术研讨会期间。与森冈先生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不顾身患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每日仍然勤奋工作，我多次看到他深夜两三点发的邮件。

两天前，也就是8月26日，新经典出版社琥珀工作室主编杨晓燕女士联系到我，邀我为《过劳的时代》中译本写个序言，此时，我才知道森冈先生的遗作马上在中国问世，才看到他自己写的前言，并惊诧地发现前言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我知道，8月1日，这位长期进行过劳研究，著述颇丰的日本关西大学的著名教授，却因严重过劳，心脏病发作离世。这就是说，他是在前言写就后不久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实在感到悲痛，本想和他好好合作，把双方的交流深入搞下去，他却突然不在了。看到朝日新闻等日本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媒体对森冈教授逝去的报道，我就有了一个难以名状的愿望，期待能够为森冈先生做些什么，为他撒手的事业做点什么。

恰逢新经典出版社的邀约，我当然应允，于是放下手头的其他事情，赶写此稿。

森冈教授的遗作《过劳的时代》是日本久负盛名的岩波书店出版的丛书《岩波新书》中的一部，2005年问世，迄今已经再印20余次。之所以受到读者持续而广泛的瞩目，缘于该书论说的话题是日本广大工薪阶层和社会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严重的过劳问题。作者用易于理解的通俗描述手法，从全球化、信息社会、规制缓和、消费所改变的雇用劳动、股价至上的经营、劳动时间、劳动基准等视角着眼，用大量的案例、数据，以及其他证据，细致地讨论了日本社会严重过劳的各种现象，以尖锐的观点，严厉批判了日本深陷其中的社会性灾难——过劳及过劳死。作者客观分析了的过劳成因，并从劳动者、工会、企业、法律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缩短劳动时间、消除过重劳动的具体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视野不仅停留于日本，他在第一章以严肃的笔触讨论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过劳问题，借助翔实的数据，指出时代正从劳动时间缩短向过劳转换，过度劳动正在全世界蔓延。

《过劳的时代》的主要内容虽然揭示的是日本社会的劳动问题，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啻是一面镜子，具有特别的阅读价值。

我大学本科在北京经济学院研读劳动经济，毕业留校任教，后在日本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间，目睹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工作敬业与长时间工作的疲惫。20年前回国继续在母校任教，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关注就业、收入分配、人才发展等方面。2006年，韩国媒体的一则中国每年60万人过劳死的报道，令我吃惊，我内心质疑，从没听说业界有人做过中国过劳死问题的调查，另外，中国并没有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韩国媒体怎么知道中国每年60万人过劳死的？虽然有强烈质疑，但是，我认识到中国的过劳问题已不容忽视，这样，我开始涉足过劳问题的研究。

很快，我和我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团队惊异地发现中国的过劳问题十分严重，而相关研究又是如此的薄弱。

这些年，我们的调查研究从对象来说基本上属于人才范畴，主要着眼于知识工作者，有教师、医生，还有包括企业高管在内的各类知识员工，另外，我们还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从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看，我认为，我们从劳动的角度对人才健康保护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远没有像培养人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那样重视。部分人才的严重过劳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先看看一项调查结果。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2年度 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

再看看我们的几项调查研究结果。2007年，课题组对北京地区的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学校、医院、新闻等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含港、澳、台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等六类单位的白领雇员，2009年对北京市高校教师，2010年对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北京哲社重点课题）和2015年对全国高校教师进行了调研，各项调查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的人超过调查对象的30%，超过60个小时的近10%。

2010年对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的过劳调研,我们选用了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的十大危险信号来判断调查对象过劳的严重程度。按照这个评判标准：10项症状出现2项及以下为过劳死“黄灯”警告期；3~6项为过劳死“红灯”预报期，说明已经有了过劳死的征兆；6项以上为“红灯”危险期，可定为疲劳综合征，已进入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调研结果表明，处于红灯危险区的人员为267%。情况十分严重。

从媒体以“过度劳累”“过度劳动”等原因报道的人才猝死个案频发看，也印证了部分人才过劳情况的严重性。人才的过劳而逝，特别是有特殊贡献的人才过劳而逝，不仅给其家庭，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例如，2012年殉职的，年仅51岁的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罗阳，2017年1月离去的58岁的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等。

虽然我国还没有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但是客观上过劳死是存在的，严重的过劳有可能导致过劳死（包括过劳自杀）。严重过劳还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仅从经济上看，严重过度劳动会极大地损失效率、易引起各种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过度劳动还会造成包括因健康损害消费萎缩效应、人力资本回报收益下降效应，还有就业排斥、挤出效应等多种间接经济损失。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我国因严重过劳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损失十分惊人。

多年来，我国关于过劳问题的研究状况与严重过劳状况和过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比，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迄今，我国严重的过劳问题没有得到相关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机构的重视，虽然，与1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可以肯定，对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是人们忽视劳动过程中过劳对健康损害的重要原因。

从国内“过劳”问题研究的演进看，1990年可以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元年。那年，我国出现了第一篇关于“过劳”的论文，不过此后的10年，总计只有21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多是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直到2005年以后这个领域才开始受到关注，参与研究的学者以及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

国外学者对于过劳问题进行了系统、专业的研究，例如，医学方面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进而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持续时间很长，如几位美国的学者Herbison，Jaweed，Ditunno；从研究领域看，发达国家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经历了医学长期独领风骚到以后多学科参与的过程，以经济学、法学视角开展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增多，如川人博、森冈孝二、井泽慎次、冈村亲宜等日本的学者；从刊文期刊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关注过劳问题的期刊数量较多，分布的期刊学科类别比较丰富。

从研究人员看，国内学者一年之中发表数篇“过劳”研究文章，而后再不见成果的现象较为突出。在发文期刊方面，我国关注“过劳”问题的期刊很少，比较重要的只有主要刊载经济管理类文章的核心期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和CSSCI期刊《人口与经济》两种。与发达国家“过劳”问题研究的学科结构相比较，我国的“过劳”问题研究在学科分布和演进路径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迄今，国内的研究更偏重于经济学和法学，其他相关的重要学科，例如，医学、心理学鲜有研究成果。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首先发展起来，这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学迅速提升与活跃，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断扩展不无关系。在劳动力市场、就业、收入分配、劳动保障、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继续受到深耕的同时，近年在劳动关系、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升温的态势。情况很严重，研究基本属于空白的“过劳”问题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受到劳动经济学者的关注，这既反映了中国劳动经济研究发展路径的某种偶然，也投射出中国“过劳”问题研究学科结构独具特色的一种必然。在这方面，我国虽然不必照行发达国家的路径，但是，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缺位，对我国“过劳”问题研究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研究方向更加明确了，有了更强的研究动力。结合人才健康保护的过劳问题研究，我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包括医学、生理学、工程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并举，研究的主要方向应包括六个方面：第一，各类人群过劳现状的研究；第二，“过劳”程度的测量工具与技术方面，特别应重视加强量表本土化的研究；第三，“过劳”成因方面的研究，特别要通过量化研究计算出不同成因的影响力的大小，从而针对主要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第四，“过劳”造成的后果方面的研究，“过劳”给个人带来的危害，给用人单位、给全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性损失，比较准确地估算出“过劳”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五，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研究以及个人、用人单位、社会等层面的对策研究，推动减缓过劳、即时测量过劳种类、程度的工程技术类研究；第六，开展国外情况与国际经验研究。

森冈先生在《过劳的时代》的前言中提到的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所属的二级学会，于2012年成立。该学会到2018年为止已举办了六届年会，多次举办了理论交流会。会员从最初20多名学者，增至目前的150多名。近年，中国发表的有关过劳问题研究论文多数出自该学会会员，已获批的关于过劳问题研究的1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持人均为该学会会员。国内出版的仅有的4部过劳研究著作的作者以及因过劳问题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4位博士都是该学会会员。

该学会致力于组织、集聚全国适度劳动特别是过度劳动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展开包括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各项活动。2017年5月，学会在海南博鳌召开年会暨学术研讨会，邀请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参会，森冈先生因心脏病遵医嘱未能光临，但派了他的代表参会并做了发言。2018年6月，森冈先生以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会长的名义邀请学会成员到日本北海道参加“中日韩过劳死防止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深入，大家获益颇丰。会后，双方商定今后密切合作，加强交流。我在与森冈先生告别时，向他发出了参加2018年9月在武汉科技大学举办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学会第7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邀请，他答应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一定参会。没想到他的突然辞世竟使得那次分别成为我们最后的诀别，使得我们共同期待的新的交流戛然中止，令人扼腕。

所幸，森冈先生的遗作将在中国出版，将令我们能够继续受益，也应该是森冈先生的遗愿吧。

谨作此序追思为消除过劳的事业而奋斗病逝的日本著名学者森冈孝二先生。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适度劳动学会会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杨河清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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