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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 
定 价：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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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同样收入“余秋雨文学十卷”中，该书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化过程。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他的著作，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华人社区的读书会读得最多的“第一书目”。他创造了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罕见的向心力奇迹，我们应该向他致以*高的敬意。
——白先勇 余秋雨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湾演讲，都在社会上激发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余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读者与听众。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 高希均 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三次来美国演讲，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国际舞台，还是在华美人文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或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都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新的桥梁。他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引路人。 ——联合国中文组组长 何勇 秋雨先生的作品，优美、典雅、确切，兼具哲思和文献价值。他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正用得上李义山的诗：“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 ——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席 汪班
《 中国文脉 》这本书，已经在海峡两岸出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发行量一直很大。这当然让人高兴，但我又产生了不少忧虑。
忧虑的焦点，在于对“文脉”这个概念的把握。本来，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安静的概念，但是由于我这本书的催化，近年来渐渐热闹。很多地区、城市、部门都在挖掘自己的“文脉”，连乡间村落，也找出了姓氏门庭中的“文脉”。 显然，这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我提出“文脉”，是想为漫长而又庞大的中国文化寻得经脉。那是为群山辨认主峰，为众水追溯源流，必须严格选择，大做减法，而不是多多益善，大做加法。 这件事已经很着急了，因为近年来中国文化出现了大规模“痴肥”的不健康状态。原来在经济发展中认识到文化的价值，是一种重大历史醒悟，但是我们国家常有“一窝蜂”的毛病，转眼间已经到处是“文化”了。不分优劣、高低、真伪、主次、轻重、正邪，全都洋洋自得，千言万语，连篇累牍。这样的“文化繁荣”，必然会掩盖文化真正的生命支点，滑向虚浮和平庸。 很多急于了解中国文化的年轻人和外国朋友，近年来面对排山倒海的文化信号，都渐渐由期待而皱眉，最后都不得转身，说是越看越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警讯。 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文脉是一种拯救。我要的文脉，是主脉，而不是碎脉；是大脉，而不是细脉；是正脉，而不是游脉；是定脉，而不是浮脉；是根脉，而不是散脉；是深脉，而不是皮脉。 那么，碎脉、细脉、游脉、浮脉、散脉、皮脉，是不是完全与文脉无缘？那倒也不。它们很可能是文脉的延伸状态、微观状态、变型状态、牵动状态，因此不能全然排除。但是，中国文化在醒悟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尽力找到主脉、大脉、正脉，并悉心把持住。 应该明白，在目前，真正让中国文化烦恼的，不是它的对立面，而是它的瞎帮手。这正像，在目前，对很多人来说，真正让身体烦恼的，不是营养缺乏，而是臃肿过度。什么时候中国文化也能像那些运动员一样，展现出精瘦的体型、健美的身材，那么，我们作为它的一分子，也就更会轻松从容、神定气闲了，而我们的下一代和远方的朋友们，也会更愿意与中国文化亲近了。 我曾多次在国际间讲述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在列出的八大原因中，第五项就是“简易思维”。我说中国文化的“第一原创者”老子恰恰是“第一清道夫”，用最简短的哲理形态使后代学者不敢把话讲啰嗦了。这就让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比较清浅、随意的状态，并由此长寿。我还根据对各大文明的考察得出结论：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秘至晦。 这一切，正是我写作《 中国文脉 》的基准。 在全书的编排次序上，有几个特殊问题需要交代一下。 第一篇《 文脉大印象 》是全书的引论，勾勒了中国文脉的简明轮廓，这也是我本人特别重视的一篇长论。一切繁忙而无暇阅读全书的朋友，读一读这篇引论也就能够领略大概。因此，这篇不短的文章曾被几家报纸刊登，又被那本专给忙人看的《 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社会影响已经不小。于是我把这篇引论，单独作为全书的第一单元。 全书的第二单元是三篇奇怪的长文：《 猜测皇帝 》、《 感悟神话 》、《 发现殷墟 》。为什么是“奇怪”？因为它们并不是客观地从头讲述中国文脉，而是把我自己放进去了。 我在那三篇文章中回顾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发现中国文脉源头的惊险过程。 不知道古代那些大学者在青年时代凭着自己的单纯的生命与浩荡文脉初次遭遇时，产生过何等震撼。可惜他们都没有写出来，人们只能从他们后来终身不懈的投身中，推测初次遭遇时的异样深刻。我的情况与他们有很大不同，当时正陷于一场文化大浩劫，父亲被关押，叔叔被逼死，我因为在全面否定教育的大背景下投入了教材编写，又违禁主持一个追悼会，而被文化暴徒们追缉，只得只身逃到浙江奉化的一个半山避祸，幸好那儿有一个废弃已久的藏书楼。于是，灾难的大地、孤独的自己、古老的典籍，组成了一个寂静的“三相结构”，使我重头追问文化的本源。 这样，千古文化之脉与自己的生命之脉产生了一种悬崖边上的对接。这种对接惊心动魄，注定要重新铸造我自己的生命，并以我自己的生命来重新打理中国文脉。正是从那个悬崖边上开始，我的生命史与中国文脉史已经相融相依，无法分离。 当时我不知道，灾难的大地正面临着破晓时分，我自己的生涯也会迎来破晓时分，正巧，我在此时此地遭遇的中国文脉，也正是它数千年前的破晓时分。 ——我认为这是一个颇有玄机的“大情节”，因此详尽地记述在三篇文章里。《中国文脉》把这三篇文章作为第二单元，使全书不再是一部严谨的教科书，而是成了一部“双向生命史”。 以前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很想让这部书更具有教科书色彩，因此建议把这三篇文章放在全书的最后，作为“课余读本”。这个想法显然着眼于广大普通读者，我同意了，因此有几个版本是那样安排的。但后来仔细一想，觉得“双向生命史”比“单向教科书”更有深味，而且我后来的篇章，也都有自己的大幅度介入，仍然离不开“双向生命史”，因此，这次新版又把这三篇文章移到了前面。如果有些读者只想快速进入文脉，对于我避祸山间时的思维历程不感兴趣，那就可以在读了导论《 文脉大印象 》之后，跳过这三篇，直接去面对《 老子与孔子 》、《 黑色光亮 》、《 稷下学宫 》这些篇目，也就是从第一单元跳到第三单元。 不管怎么读，我都感谢了。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日夜
余秋雨，中国当代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探险家。他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等历史文化散文凭借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深刻的思考、诗意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内涵，更以*创性“文化大散文”文体为中国当代散文开辟了新路，以卓尔不群的品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新版自序 / 1
文脉大印象 / 1 猜测黄帝 / 44 感悟神话 / 59 发现殷墟 / 70 老子和孔子 / 82 黑色光亮 / 99 稷下学宫 / 113 第一诗人 / 120 历史母本 / 138 丛林边的那一家 / 154 魏晋绝响 / 168 田园何处 / 190 走向大唐 / 201 佛教的事 / 212 仰望长安 / 229 唐诗几男子 / 239 乱麻蕴藏 / 265 陌生人 / 284 断 裂 / 301 六百年郁闷 / 313 十万进士 / 333 附：余秋雨文化档案 / 373
文脉大印象
一 本书所说的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 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一条倔强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 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指出那些最常见的理论岔道—— 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 三、这股潜流，虽然决定了漫长文学史的品质，但自身体量不大； 四、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 五、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具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 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缺少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得脉”者知音不多。 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 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 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 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这一来，事情就麻烦了。 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孩童的发蒙语句；有些学者不断在传媒显摆那些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无聊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为“艳若桃花”。 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照理，古董商人不知文脉，亿万富翁不接文气，十分正常。但现在，现代传媒的渗透力度，拍卖资金的强烈误导，使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空前的“文化改写”。 有人说，对文学，应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这是典型的“文学民粹主义”。就个人而言，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自贬了“自由”的空间；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不分高低，那就会失去民族的尊严、人类的理想，一切都将在众声喧哗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只让不同时期的民众根据各自的兴趣“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到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能选得到那位受过酷刑、怀耻握笔的司马迁吗？能选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他们后来为民众知道，并非民众自己的行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内涵。因此我敢断言，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即便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 这不是文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 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该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巨砖，寻获大柱，让出空间，洗净耳目，呼唤伟步，期待天才。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 二 文脉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汉字大约起源于五千年前。较系统的运用，大约在四千年前。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既证明着这个年份，又质疑着这个年份。据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惊人发现。 汉字产生之后，经由“象形—表意—形声”这几个阶段，开始用最简单的方法记载历史，例如王朝谱牒。应该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当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还构不成文学意义上的“文脉之始”。文学，必须由“意指”走向“意味”。这与现代西方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点儿关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构成完整的审美。这种完整，只有后来的《 诗经 》，才能充分满足。《 诗经 》产生的时间，大概离现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 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还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构成了。如果我们把“文脉”扩大到书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领先”的方式开始于商代，比《 诗经 》早，却又有所交错。正因为此，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甲骨文多半被解读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个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里启航，而直到今天，那个老码头还是平静得寂然无声。 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 诗经 》。 《 诗经 》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能闻到、听到。 十余年前在巴格达的巴比伦遗址，我读到了从楔形文字破译的古代诗歌。那些诗歌是悲哀的，慌张的，绝望的，好像强敌刚刚离去，很快就会回来。因此，歌唱者只能抬头盼望神祇，苦苦哀求。这种神情，与那片土地有关。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横扫，人们除了奔逃还是奔逃，因此诗句中有一些生命边缘的吟咏，弥足珍贵。但是，那些吟咏过于匆忙和粗糙，尚未进入成熟的文学形态，又因为楔形文字很早中断，没有构成下传之脉。 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没见到古代留下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译，却并无文学意义。过于封闭、保守的一个个王朝，曾经留下了帝脉，而不是文脉。即便有气脉，却也不见相应的诗脉。 印度在古代有灿烂的诗歌、梵剧和艺术奥论，但大多围绕着“大梵天”的超验世界。与中国文化一比，同样是农耕文明，却缺少土地的气息和世俗的表情。 《 诗经 》的吟唱者们当然不知道存在以上种种对比，但我们今天一对比，也就对它有了新的认知。 《 诗经 》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爱情。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 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还是舞蹈。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乐，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 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 诗经 》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 但是，写到这里必须赶快说明，在《 诗经 》的这种平实风格后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传说背景。传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祖王传说”，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念，传说和神话虽然虚无缥缈，却对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这一点，在中华民族身上尤其明显。谁都知道，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的传说，则决定了我们的气质。这两种传说，就文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后一种神话传说，因为它们为一个庞大的人种提供了鸿蒙的诗意。即便是离得最近的《 诗经 》，也在平实中熔铸着伟大和奇丽。 于是，我们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神话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 诗经 》，中国文化隆重上路。 其实，这也就是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出场前的精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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