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_朱东润_9787559643339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历史是最多情，它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人和事，都会给与应用的肯定和表彰；历史又最无情，他对于一切祸国殃民，逆乎潮流发展，一切奸佞污秽的人物和言行，都将给与态度鲜明的揭露和批判。” 历史对于张居正的评判是多面的，称赞张居正的多说他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批评张居正的多指责其骄奢浮华、钳制言路。张居正“大有助于社稷者”，作者评价“张居正当之无愧地是一代伟人”，也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张居正又是弱小的。他的崛起、秉政以及最后的覆灭，全都系于“万历皇帝”一人之上。“张居正有心补天，但万历皇帝绝不肯奉天而行。他和万历皇帝君臣之间，潜存着带根本性质的相互排斥和敌对。”在当时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体制下，他与腐朽皇权的冲突导致其终将受皇权摧毁是必然的。张居正当然是一个政治强人，但在皇权专制和深远的传统政治面前，则又处于弱势。张居正失败了，但是他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在16世纪的中国，要面对气息奄奄、百年腐败已毒入骨髓的明皇朝输血补养。要重新健全其统治机能，全面恢复社会的生机，是极不容易的事”。在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慢慢长夜里，世道凉薄，张居正滚烫地活过。

开启一代新风的传记经典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新版赘言毛佩琦朱东润所著《张居正大传》完成于1943年，初版于1945年。是现代以来诞生的第一部新型的张居正的传记。当时，学界为古代人物撰写大型传记的实践还不多。朱先生职任文学系的教授，撰写古代人物的史传，打通了文史畛域，而且采用了新的写作方法，是一件开风气的事。中国文化传统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历史上，许多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都堪称上乘的文学作品，因而《史记》被赞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甚至《汉书》文章之美被称赞为可以下酒。朱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都是堪称经典的佳作。朱先生熟读中国经典，深入研究过中国传统的传记，出版过《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一系列专著。但是，作为一个眼界开阔、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不墨守中国的传统，而是要吸纳新的知识，引进新的方法，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作品。他说，“史汉列传底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底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底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底时代过去了”，而 “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底进展。我们对于古人底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底前途”。他“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底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许许多多优秀的人物传记，分析其得失，汲取其优长，“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初版序）他归纳，中外好的传记都有一些共同点特点：历史场景的复原，细节精致的刻画，鲜明的人物个性，既有文学性，又要忠于史事，避免不实的夸张颂扬。而作为大型人物传记最重要的是全景感和历史感。他从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得到启发，认为它“打开‘现代传记文学’底局面”。其中不仅描写了女王的生平、她的家庭、朋友和各阶层的人物，而且 “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那么，作者选择什么主题去实现他“替中国文学界斩伐荆棘”的雄心壮志呢？作者曾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底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底生活，都是传记文学底题目。”但是作者选择了张居正，因为他影响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个时代。他说“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作者不满足于塑造一个随手拈来的人物形象，而是要从大处着眼，深入解读一段历史。但是，作者却发现，通过写作张居正的传记去实现其文学使命，具有极大的困难：“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 “说少了，他们不会明自；说多了，他们会嫌烦凟：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而最重要的，“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这许多困难底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底缺乏。”可以设想，在当时正处于举国抗战的艰难时刻，作者又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大后方，生活异常艰苦，图书资料极为匮乏，必然更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作者以勇毅的担当精神，以止于至善的态度，以严谨的学风和顽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张居正大传》。读者会从全书的篇目设计、材料的取舍、史实的准确、制度考究、细节的刻画、语言的处理等等方面，看到作者倾注的精力和心血。他说“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作者自谦说“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但我们在《张居正大传》中看到，作者既高屋建瓴地审视了历史，又游刃有余地驾驭了文字，从而为现代传记的写作树立了一个典型，开辟了一个新的生面。就是 “大传”二字的使用，也是朱先生“援经入史”的创造。自那以后数十年，也确如先生所展望的，“只要传记文学底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 作者所做的是斩伐荆棘的工作，他引用《法显行传》把自己的写作，比作一个求法的圣僧：“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底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他又把自己比作引进传记文学新法的园丁： “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先生的筚路蓝缕、福荫后人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大传》的主人公张居正，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解明代史特别是明代中晚期的历史，绕不过张居正。张居正自隆庆元年二月进入内阁后到万历十年六月病逝，在明朝政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万历头十年间，作为年仅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帝师和内阁首辅，其地位举足轻重，成为没有宰相之名的真宰相，而且取得了明显的政绩。但是，张居正一死，万历帝就开始了对他的清算，以至于削其官秩，夺其玺书，褫其诰命，几至于剖棺戮尸。张居正的名誉一旦完全翻转。他最为人诟病的是所谓“夺情”，被指责违背礼制、贪恋权位，而没有离职去为父亲守丧；他死后，还有勾结中官冯保、阴谋挤走首辅高拱，二个儿子中进士涉嫌舞弊，乃至奢侈、跋扈等等也被揭出。而张居正被之所以清算的要害，如明人沈德符说，则在于“要挟圣主，如同婴孺”，将自己视同于摄政大臣。（《万历野获编》卷九，三诏亭。中华书局1959年2月第一版，第一册第228页）终万历之世，举朝没有人敢于为张居正辩白。万历帝死后，廷臣对张居正才“稍稍追述之”，于是“复故官，予祭葬”。崇祯年十三年，礼部尚书李日宣上书说：“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任劳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富，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算是完全恢复了名誉。然而一些人，特别是张居正的乡人，对张居正偏爱有加，把对张居正的评价推到惊人的高度：“高皇帝为生民以来未有之神圣，开天而作君；太岳先生为生民以来未有之异人，中天而作相。”（万历本《张太岳文集》凡例，第八叶。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太岳集》，1984影印本）及至清代，更有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蔡瞻岷曰，）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先生则说：“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些评价语出惊人，但显然有失敦厚平允了。朱东润评论前人对张居正评价时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最善意的批评，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他认为，这种评价或带感情色彩，或以偏概全，大有可议之处。朱先生认为：“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无疑，朱先生是考察了张居正的全部史实，考察了张居正那个时代，乃至于整个明代历史才说出这番话的。朱东润先生通过《张居正大传》，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形神俱备的张居正，展示了一段丰富生动的真实的历史。朱先生对历史和人物的叙述是严谨的，论断是审慎的，虽然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仍然是可以凭信的。张居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的品格。他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狥国，遑恤其它！虽机穽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张太岳文集》卷三十，答河槽按院林云源为事任怨。）这些话，今天听来还是如同大吕黄钟般轰鸣，足以令人猛醒。这也是我们重读《张居正大传》现实意义吧? 朱东润先生不仅完成了一部《张居正大传》，也实现了他斩伐荆棘，开创现代传记文学新风的宏愿。后来人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打开园门的人”。今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作者生前最后一个自定本进行整理编辑，重新出版《张居正大传》，再次把这部经典传记介绍给广大读者，做为研读历史，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读本，也借以缅怀朱东润先生的开创之功，是以赘言如此。 2020年7月22日于北京昌平之垄上

第一章荆州张秀才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细一看，正是梦中所见，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宋恭帝德祐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移，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儿改朝换代的叹息。整个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作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唯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在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①的存在。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之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际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②。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①，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②。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③。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④？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是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有三个儿子：钺、镇、釴。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釴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地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⑤。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和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才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⑥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了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尽管“謇子”对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儿失望。第二个儿子既然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别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吧！”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被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居正说：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⑦” 读书四十年，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这正是他的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莫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也正是张居正的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大人物的怀孕和出生照例有许多传说。据说居正的母亲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一直连到天上，接后一个青衣童子，五六岁的样子，从天上慢慢地下来，在房间里绕床尽转，于是赵氏怀孕了。这个大约是居正大贵以后他的母亲编出来的，以后透过自我催眠的作用，本人竟信以为真了，这正是知识不健全的乡间妇女常有的事。敬修《文忠公行实》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好像也被认为是贵征，这大致不会假的。在妊十月虽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个强壮的少妇第一次怀孕期常会加长，这是每个医生知道的事实。敬修还指出两个梦。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张镇梦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满屋子。张镇惊惶得了不得，问奴辈道：“哪儿来这许多水？”奴辈说：“水是从张少保的地里流出的呀。”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但是小的时候名为白圭，这是“謇子”因为他的幻梦给他起名的结果，“白圭”是“白龟”的谐音。嘉靖十五年，居正考生员的时候，荆州府知府李士翱看见居正，认为“白圭”两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居正的家庭只是一个寒伧的家庭。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假自京回籍，上徐阶书说起“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①；万历中与王世贞书也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②；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但是他存心要挣脱这个环境的约束，本来明太祖是从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物，这便给他一种启示。居正在《西陵何氏族谱序》中说：“至我国家立贤无方，唯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闾巷之士，化为望族。”③这篇文章大约做于嘉靖三十七年，其时居正是翰林院编修，正在准备国家的重用。不过即在居正小时，张家经济状况方面已经改进了，有奴，有乳媪，总是绰有余裕的形态。居正两岁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某天他的同堂叔父龙湫④正在读《孟子》，居正在旁，龙湫和他开玩笑道：“孩子，不要夸聪明了，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本领。”又过了几天，龙湫读书的时候，乳母和居正又来了。龙湫把居正抱在膝上，要他认“王曰”二字，居正居然认识，因此得到“神童”的称号。居正五岁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大义，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嘉靖十五年，居正十二岁，在荆州府投考。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细一看，正是梦中所见，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荆州府考过以后，湖广学政田顼来了。李士翱见到田顼，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试题是“南郡奇童赋”，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得了不得。这年居正补府学生⑤。大致就在次年发生居正和辽嗣王宪?之间的一段故事。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二十六年改封辽王。起初辽王府在广宁，即今辽宁省北镇县。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张镇为辽府护卫，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即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这是庄王致格。次年庄王妾生子宪?，正和居正同年。致格是一个多病的人，府中大小一切都由王妃毛氏管理。毛妃有主张，有办法，在当时很有声望。嘉靖十六年，庄王死了，宪?因为还在丧服中间，当然不能袭封，而且年龄很小，所以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毛妃看到宪?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但是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了。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赐食，吩咐宪?坐在下面。毛妃对宪?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宪?充满了惭愤，但是没有发作。他和居正从此相识，但是在友谊的后面深深地滋长了仇恨。居正十三岁这一年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这次要是试中，便是举人了。诗集留下两首最早的作品，录一首于此：题竹①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这首诗很幼稚，也不像应试的格式。大概这时居正的声名在湖广已经很大，所以主考官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顾璘，应天府上元县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和同县陈沂、王韦并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入宝应朱应登，称为四大家②。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吧。”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有被录取。这件事对居正产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居正对顾璘始终感激，委实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要是居正就在这年中举，不过早了三年，以后也许在湖广添一个唐寅那样的人物，而其一生的事业便会在诗酒风流中消逝。他自己也曾说：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③。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再应乡试，这次居然中试。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很年轻了。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璘很高兴，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说道：“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才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才，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其实顾璘认为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毕竟还太早。就在这年，辽嗣王宪?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居正的发达当然会加重母妃的督责，也增添宪?的惭愤。他将一切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的身上。据说宪?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正得开怀畅饮。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实喝不下了，宪?还要他喝。最后，张镇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宪?中间又添了一个大仇，然而表面上一切还是非常地亲近。居正的曾祖“謇子”大概已经死了，没有看到居正的发达。居正乡试中试的第二年，即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不可考。依照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令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苑也①。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居正会试时，座主是孙承恩、张治，因为他考《礼记》，所以他的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吴维岳。进士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同科还有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