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会·高远之见：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英国的诞生（套装全2册）_西蒙·赫弗，[Simon，Heffer] 著，徐萍，汪亦男译_9787520166294

在《高远之见》中，西蒙·赫弗探究了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发生的剧烈转变。从贫困和骚乱到进步与繁荣，这个国家不仅因工业革命而焕然一新，也在政治、教育、女性权益和工人阶级等领域新思潮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头换面。政治家、慈善家、作家和思想家的卓越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转变。

通过深入分析新思潮的诞生，详细阐述美学议题如何引发更广泛的讨论，本书追索了英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广泛考察了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观念之争，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营造的伟大社会工程。一个卓越时代的万千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它们有着细微差别，却无疑彰显了这个时代的士气民心。如作者所言，正是维多利亚“英雄”对完美的追求，加速了现代英国的诞生。

从宪章运动所体现的政治意识的兴起，到1880年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米德洛锡安(Midlothian)竞选后重返唐宁街，并试图通过展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即“迪斯雷利”——编者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败来证明其堕落时，英国人的生活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贫穷、疾病、无知、肮脏和不公正远未消除，但在这4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们受到的打击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一个可能被工业变革、快速扩张和社会动荡压垮的国家，反而看到了现代化的挑战，并欣然接受了它们。

这本书一部分是社会史，一部分是思想史，一部分是那些年的政治史。严格来说，它并不是对1838年至1880年间事件的线性描述：它以那个时期的伟大主题为例，试图用它们来说明一种精神或一种心态，这种精神或心态把一个普遍存在着不人道、原始和野蛮的富裕国家，转变成一个包含着普遍存在的文明和民主的萌芽，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明和民主广泛传播之例证的国家。19世纪中期英国的许多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公民都有一种认真、公正的道德目标，这种道德目标驱使他们寻求改善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时期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著作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贯穿全书，这也是当时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认同的一个观点。这就是，即使人类的完美状态永远无法企及，但对它的追求也许是基督徒灵魂(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基督徒灵魂)所能从事的最崇高的事业。即便这种追求没有达到目标，但至少一切都变好了。

19世纪中叶是宗教仪式衰落的时代，但在那个时代，宗教仍然支撑着几乎所有伟大的国家机构，主导着教育和各种丰富多彩的学术讨论。这是阶级泾渭分明的时代，只有那些极具才能和好运，且不断努力的人，才能够超越阶级，实现社会流动，最终，国家把民主的特权授予了许多工人阶级的成员。这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要确保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教育，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苏格兰在这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并且要看到伟大的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提供的教学与现代工业国家教育的要求是一致的。它鼓励私人的慈善事业，但也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最初步的基础。它热切地展望未来，但它的乡土建筑属于封建中世纪。地主和富裕家庭控制着统治阶级，但改革了诸如军队和公务员系统等伟大的机构，创造了以功绩晋升的机会。这是一个系统地拒绝妇女享有政治、法律和财产权利的概念，并对她们接受教育的企图表示谴责的社会，然而，一位女王作为国家元首，时不时地以独裁的方式行事，这与当时所阐述的君主立宪制理念相去甚远。

这本书省略了19世纪英国经历的两个方面，帝国和外交，这两个方面本身将各自单独成书——尽管这两个词在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是同义词，本书也未涉及爱尔兰的动乱(除了马铃薯饥荒对废除《谷物法》的影响)。它所描述和讨论的新思想在英国极为盛行，尽管这本书所关注的某些潮流——如对英国教会39条信纲的质疑所引起的宗教怀疑浪潮，以及为大众提供教育的动力——在英语语境中是必然的，但苏格兰教堂是一种不同的存在，自17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树立了一个向所有人普及教育的榜样。苏格兰也是离婚的先驱，直到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才迎头赶上。在对英国社会、知识分子和政治生活的探索中，这本书大量依赖于那些要么激励、影响，要么促成变革的男男女女们的日记、信件和演讲。它表明，民众而非政府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参与者，尽管政府通过了法律，使有干劲和精力的人们能够做出文明且满足的社会所需要的变革。在这本书所涵盖的几十年里，有三次——1842年、1848年和1866至1867年——英国政治的不稳定如此严重，以至于在一些人看来，似乎革命即将来临。然而，革命被避免了——而且每次都比以前少一点威胁——这不仅是因为开明的政府采取了措施，打破了狭隘的统治阶级对国家的控制，而且它还找到了与那些人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接触的方法，否则他们很容易成为革命者。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来自于一批知识分子、思想家和作家，他们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慢慢地改变了相关人士的态度，这对国家大有裨益。

当维多利亚女王于1837年6月登基时，英国是一个日益繁荣的国家，一个不断壮大的帝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因工业化而变得更加富裕。然而，它也受到可怕的、破坏稳定的社会问题的困扰。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试图规范公共卫生。霍乱频繁爆发，原因在于没有处理污水，没有人知道霍乱是一种通过水传播的疾病。为穷人提供的医院和住房既简陋又肮脏。由于进口关税，食品价格极为昂贵，而且经常掺假，容易致病。饮用水不安全。城市里到处都是妓女，女孩们因为饥饿的威胁而堕落。男孩和男人经常犯罪，与中世纪相比，他们受到的惩罚野蛮程度略有下降。

穷人住在济贫院里，家庭被拆散。1834年的《济贫法》(Poor Law Act)将极端贫困定为犯罪。精神病患者仍然受到残酷的对待。妇女是丈夫的财产。只有一小部分成年男性可以投票。对于有选举权的少数人，没有无记名投票。进入公务员队伍和在军队中晋升为军官通常必须花钱。在工业革命扩张所及的许多城市，几乎没有正式的地方政府来提供或监督基本服务，也没有市政或公民自豪感。旅行很慢，费用很高，大多数人从没有离开家几英里远。ⅩⅤ直到1840年5月便士邮政问世之前，即使是书信交流(对于那些会写字的人来说)也是不稳定且昂贵的。除了少数例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富有的男性才能上学，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上大学。许多穷人目不识丁，没有办法提升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图书馆、博物馆或美术馆允许他们进入。英国的制造业工厂也许才刚刚开始规范工人们的劳动：当时8岁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时。煤矿的情况更糟，那里的妇女和女孩在野蛮的条件下与男人和男孩一起工作，为英国的火炉提供煤炭。税收限制了报纸的可获得性，因此限制了言论自由，与此同时，对既定秩序的反对也在增长。作家和评论家们抨击了英国的治国无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辩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称之为“英国状况问题”。宪章运动为英国提出了六点改革计划，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它似乎承诺要进行革命。

然而，工业化创造了财富，刺激了创新，鼓励了教育，最重要的是，它刺痛了那些因工业化而致富的人的良心。知识精英寻求将思想从宗教教条中解放出来，并推动教育、住房、公共卫生、法律和宪法方面的改革运动。受过教育的阶层试图让越来越多未受过教育的人进入共同文明的范围，共同文明植根于对古典世界的理解，以及从更现代的意义上说，源于不断发展的民主的好处。在1841年至1881年的人口普查中，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从2700万增加到3500万，尽管在马铃薯饥荒之后的移民潮中，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300万。1880年，大多数男性拥有选举权，女性不再是丈夫的财产，所有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英国是世界上领先的强国，在繁荣的同时也发展了强大而独特的时代文化。

但在这4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整个郊区的住宅、市政厅、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学院、大学、医院、图书馆、火车站、市场大厅和哥特式复兴教堂，似乎都在诉说着这个国家的决心——有共同的方向，把新获得的财富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思想和灵魂。对完美的追求可能是理想主义的，但它仍然结出了硕果。这本书将描述这一令人敬畏的转变，并将颂扬促进这一转变的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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