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熹和《四书集注》
朱熹，字元晦，晚年自号晦庵，生于公元1130 年（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公元1200 年（宋宁宗庆元六年）。他是中国历史上三五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命运坎坷，死后先被作为“先儒”从祀孔庙，此后又不断晋升“先贤”“先哲”之列，成为仅次于颜回、孟子等“四配”，而和子路、子贡等并列的儒者，其地位不仅高于汉唐诸儒，而且高于孔子弟子七十贤人中的大多数。汉唐以下所有儒者之中，获得如此殊荣的，只有朱熹一人。
《四书》，即四部儒家著作的合集。其中，《论语》在汉代就受到了特殊重视；《中庸》，南朝梁武帝时曾把它从《礼记》中分离出来，和佛经同等看待。唐代后期，韩愈等人又推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篇。宋代，程颢、程颐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提，南宋朱熹将它们合集，并倾毕生精力为之作注。朱熹生前曾建议把《四书》作为国家考试的必考课目。朱熹死后，因为《四书集注》，他被宋理宗追封为信国公，赠太师，并作为“先儒”，从祀孔庙。元代，《四书集注》成为国家考试的必考内容和标准答案。明代继承了这一制度，并加以彻底地贯彻执行，直到清朝末年取消科举制度为止。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四书集注》几乎成为每一个读书人指导言行的思想基础，并经过他们，影响着所有人的思想行为，因此可以说，《四书集注》是朱熹之后到清朝末年的中国第一书。
二 《四书集注》的宗旨
依朱熹所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章句序》）在这个“教人之法”中，包含着教学的目的。朱熹对古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这样表述的：
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大学章句序》）
意思是说，上天降生了下界的民众，并且赋予每人一个仁义礼智的本性。但是因为他们禀受的气质不同，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本性的内容而加以保全。于是，一旦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本性的人物，上天就会任命他来做民众的君主或者导师，治理和教化民众，使民众复归那天赋的善良本性。这是上天设置君、师的目的，也是大学教人的目的。
《四书》及其《集注》，是朱熹为大学编定的教材，是大学教学的内容。因此，《四书集注》也当服务于这一目的，即教育学生复归那天赋的、善良的本性。这个目的，也是朱熹终生学术活动的目的。
依朱熹所说，在夏商周三代，从王宫、国都，直到社会基层，都有学校。人到八岁，都必须入小学，到十五岁，进入大学。通过学习，人人就都知道了自己本性中固有的东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而都各自安分地尽自己的职责。这是古代政治隆盛于上、风俗和美于下的原因，是后世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到了周代，政治衰落，贤圣的君主不出现，学校教育无人过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孔子这样的圣人。孔子没有君和师的职位去尽统治和教化的责任，于是就拿来了先王的法度，诵念并加以传播，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先王的法度能在后世的人们那里发扬光大。
依朱熹的意思，《大学》的内容，是曾参从孔子那里学得并加以传述的；《中庸》是孔子之孙、曾参之门生子思，根据从父师那里学得的、尧舜以来列圣一脉相承的传心之言而著述的。它们和《论语》《孟子》，所讲的都是先王的法度，是古代大学里教授的基本内容。
朱熹深为孟子以后俗儒只知记诵章句而不满。他的《四书集注》，讲述的乃是“大道之要”（《大学章句序》）。这个大道之要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复归自己的本性”。
三 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灵魂
朱熹认为，读《四书》，应从《大学》开始，所以《大学章句》是《四书集注》的第一部。
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从开头“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这205 字是经，是曾参传述的孔子之言。
经文讲了《大学》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步骤。
八条目的开端，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这说的是，认识乃是道德修养、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根本。一个糊涂人，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假如这样的人听到了几款道德律条就照着去做，那么，他越是诚心诚意，就越是事与愿违，甚至会走到危害社会的邪路上去。所以朱熹特意补上“格物”“致知”这一章，着力强调格物致知的根本意义。
在朱熹思想的影响下，以后的儒者都纷纷把格物或“格致”（格物致知）作为自己思想进程的出发点。对格物、致知的强调，是朱熹对中国哲学乃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四 《论语》的仁是天理
《论语》最重要的思想是仁。《大学章句》说，仁，是上天赋予民众的本性，所以，仁就是天理：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集注·学而》第二章）
“爱之理”，也就是说，仁是合乎天理的爱；或者说，只有合乎天理的爱，才能称为仁。怎样才是合乎天理的爱？就是合乎礼。因为：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学而》第十二章）
这就是说，人们各种活动的仪式、法则，只是外部表现。它们的内在本质，和仁一样，乃是天理。所以，孔子才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孔子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第十五章）朱熹注道：
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
这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所谓“一以贯之”，就是天理贯穿一切。
借助朱熹的天理人性之论，孔子的学说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为现实服务，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五 《孟子》的人性也是天理
朱熹《孟子集注》在卷首引二程的话说：
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在朱熹看来，整部《孟子》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那就是“性善说”。而人的本性之所以善良，因为它是得自上天的天理：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
人的性就是天理，天理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人禀得了这天理的全部，所以人性本善。这就是从二程到朱熹对孟子人性论的重新阐释。
孟子主张王道仁政，主张君主要讲仁义而不要讲利，从而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义利之辩。朱熹对此注道：
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孟子集注·梁惠王上》）
讲仁义，不求利而“自无不利”，而“未尝不利”，也就是说，仁义也是利，区别仅仅在于是谁的利。仁义所维护的，是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利益；利所指称的，是一家或个人的利益。义利之辩，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之辩。
应该说，朱熹对义利之辩的理解是深刻的。
六 《中庸》论循理即是道
《中庸》开头说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解释说：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
儒者们从孔子开始，如果把他们的事业集中在一个点，那就是“求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那么，什么是道？《中庸》的回答是：“率性。”朱熹的解释是：性，就是天理。率性，就是循理。因此，循理即道。也就是说，按照天理行事，就是儒家的道。而道，也就是“中”：
道者，天理之当然，中而已矣。（《中庸章句》第四章）\u007f
所谓“中庸”，就是按照天理行事，不偏也不倚，不过分也没有不及。
那么，怎样才能循理行道，做到中庸？《中庸》认为，基本条件是要心诚。因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
怎样才能心诚？《中庸》说：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第二十一章）
朱熹解释说，由诚而能明察的，是圣人；由明达到诚的，是贤人。这里对于明与诚的论述，“与《大学》相表里”，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的关系。
至此为止，朱熹就借助对《四书》的注释，完成了他以天理为灵魂的思想体系。
七 本书选用《四库》本的理由
本译本采用《四库全书》本作底本。理由有二：
一、《四书集注》从元朝末年开始作为国家教学和考试的标准教材。明朝初年，国家编定《四书大全》。清朝前期，《四书章句集注》沿袭明代编法，按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顺序，载入《四库全书》。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四库全书》本都是官方确定的版本，也应当是学生受教、赴试的标准版本，因而是古代最重要的版本。
二、和现今通行的、也是最好的中华书局点校本相比，《四库全书》本的文字更加准确：
1.《论语集注·宪问》第十二章：杨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杨氏”，中华书局本作“胡氏”。《西山读书记》《论语集注大全》等均作“杨氏”。宋人蔡节的《论语集说》甚至明确指出是“龟山杨氏”。
2.《论语集注·宪问》第十四章：“公叔文子，卫大夫公孙枝也。……”
“公孙枝”，中华书局本作“公孙拔”。元金履祥《论语集注
考证》卷七：“公孙枝，按《左传》及注，当从‘公叔发’。《集注》或传写之误。”清张尚瑗《左传折诸》卷十八：“公叔发即公叔文子也。《论语》孔氏注作‘公孙拔’，疏作‘公孙枝’，《集注》从之。”
公叔文子，是公叔发、公孙拔，还是公孙枝，可另考，但《论语集注》就是公孙枝。至于中华书局本所据底本认定就是公孙拔，且断定就是《集注》本之错（见中华本《附录：四书章句附考序》），则不敢苟同。
3.《中庸章句》第一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
这一段，元朝的版本作“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明代《四书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对比二者以后论道：“今以后来本校之，疏密浅深，大有间矣。然‘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此语亦包括要切。《或问》所谓‘其本皆出乎天而实不外乎我’，与此语无异，是仍存之于《或问》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录从定本耳。盖尝论之，前圣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汤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虽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别白融贯言之。至孔子传《易》，曰各正性命，一阴一阳之谓道，继善成性，习教事，教思无穷。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于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发前圣未发之蕴，以开示后世学者于无穷。朱子于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于先，复融贯会通于后。元本含蓄未尽，至定本，则尽发子思之意，无复余蕴，故今一遵定本云。”
今存《四库全书》本，即《四书大全》本，亦即所谓“定本”。且《大全》所辩，义理以定本为胜，故本译本从之。这一段文字，中华书局本同元本，且有所据底本之校刊者清代吴英的长篇辨析附于书后。然而在译者看来，吴氏之辨析，不如《大全》本之辩。当然，见仁见智，各存其便。
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总之，《四库》本自有其优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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