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产权法_李明德，闫文军著_9787519748531

本书系统研究和介绍了日本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包括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植物品种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本书结合400余个典型案例，深入讨论了日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将理论与实务密切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增加了全书的可读性。
阅读本书，有助于了解起源于欧洲大陆的知识产权制度，经由日本而传播到中国的路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知识产权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序言
大约是从1993年开始，我逐步进入有关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1995年1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知识产权法。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我系统学习了美国的专利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版权法和商标法，以及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步领悟到，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和学术研究，全球范围内共有三个国家或者地区居于领先的地位，这就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还领悟到，美国、欧盟和日本在知识产权制度上和学术研究上领先全球，则是因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作品的创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我曾经朦胧地想，在结束了美国的学习和研究之后，一定要前往欧洲和日本，学习和研究那里的知识产权制度。
1997年1月，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开始了全新的有关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工作。一开始，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美国知识产权法上。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前往欧洲学习和研究的机会。终于，我于2001年2月再次跨出国门，前往德国慕尼黑，担任马普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我系统研究了欧盟层面上的商标制度、版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成员国落实的情形。基于此前在美国的学习经历，我在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美国和欧盟的知识产权制度加以比较，并且发现了二者的一系列重大区别。例如，同样是对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作品提供保护，英美法系侧重于作品的利用，因而形成了“版权法”。而欧洲大陆国家则是侧重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以及作者享有的权利，因而有了“作者法”。除此之外，在有关发明、商标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上，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通过两大法系的比较，我对于知识产权的制度和学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德国回来以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前往日本，从事有关日本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和研究。到了2006年10月，作为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Japan）的特邀研究员，我终于抵达东京，开始了有关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在整整5个月的时间里，我每日都沉浸在有关日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献中。一方面，我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日本与美国和欧盟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比较，寻求三者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也常常会将日本的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的制度，与中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比较，寻求二者之间的联系。将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联系起来，进行多维度的比较，显然是一件我从来没有预想过的事情。然而，这种比较研究，又是富有学术成效的。
那时，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位于千代田区的皇宫附近，而我暂住的寓所则在江东区的门前仲町。在每周的五个工作日里，我每天都要花费两个小时左右，与东京的上班族一道，挤在地铁车厢里，往返于研究所和寓所。上下地铁和转乘地铁时，很多人都是小跑前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东京人匆忙的生活节奏。与之相应，我的阅读和研究也在紧张的节奏中进行着。到了周末，则可以稍加放松，或者游荡于东京的大街小巷，或者徘徊于寺庙和博物馆，或者漫步于大大小小的公园，以感受异国的情调。稍加筹划，还可以在一天内往返，游览镰仓、江户川、横滨等地，探寻古代日本的遗迹。年底的时候，还曾经几经周转，到达富士山下，在寒风中目睹了这座神山的全貌。
日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广告、牌匾、招幌、路标上的文字，可以说是对于这种多元文化的完美阐释。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随处可见的汉字，显示了唐宋时代的汉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其次看到的是日本人自创的平假名，与中国的方块字结合在一起使用，显示了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后则是一些表示罗马文字的片假名，那是近代日本为了接纳欧美文化而创设的注音体系。细加注意又会发现，有些广告、牌匾、招幌和路标上，还直接使用了英文，甚至使用英文字母标注汉字和平假名的发音。显然，这又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大体说来，汉字、平假名、片假名和英文的混合使用，显示了日本文化是一种复合的和多元的文化。
在我看来，日本的知识产权制度，也是一种混合文化，体现了欧洲大陆、日本本土和美国的要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引进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曾经徘徊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经过了一番犹豫，*终选择了以欧洲大陆法系，尤其是以德国法律为蓝本，制定自己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与日本的民事法律制度来自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是一致的。然而，日本在接受欧洲大陆知识产权制度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本土因素，使之发生了一些“变异”。例如，起源于法国的对于作品提供保护的法律，其含义是“作者权法”，即自然人作者创作作品，进而享有权利。然而日本在接受作者权制度时，却使用了“著作权”的术语，让人误以为是关于“著作”的权利，而非关于“作者”的权利。又如，欧洲大陆国家设立专利商标局，受理专利申请和商标注册申请，进而作出申请人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权或者商标注册的决定。然而，对于这样的专利和商标审查部门，日本却使用了“特许厅”的名称，其含义显然是说，有关专利和商标的权利都是来自政府机关的“特许”。
近年来，美国对于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按照欧洲大陆的专利制度，已经授予的专利权，要想宣告无效，应当由专利复审部门进行审查和作出决定。而依据英美的专利制度，专利局授予的专利权，属于推定有效。至于这项权利是否真实有效，则由法院在专利侵权纠纷中予以判定。在专利无效宣告的问题上，日本一直遵循欧洲大陆的传统，由特许厅的审判部作出是否有效的决定。然而到了2004年，日本国会修订《专利法》，允许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针对对方当事人作出涉案专利权是否有效的判决，进而就相关的侵权纠纷作出判决。这显然是受到了美国专利制度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深入了解日本知识产权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叶，起源于欧洲大陆的知识产权制度，经由日本而传入中国。中华民国时期制定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深受日本相关法律的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沿袭欧洲大陆的传统，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接受欧洲大陆知识产权制度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异”，也几乎原封不动地“输入”到了中国。例如，我国对于作品提供保护的法律，使用了“著作权法”而非“作者权法”的名称。又如，按照我国《专利法》，专利复审委员会履行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职责。再如，按照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专利的获得和商标的注册，都属于公权力机关的“授权”，以至于“私权公授”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我时常在想，如果能够系统清理来自日本的“变异”，可能会让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7年3月，我结束了在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的工作。这样，当初设想的学习和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知识产权法的计划，也算是得以实现了。不过，学习和研究这三大法律体系，似乎还应当有相应的论著出版，才算是结出了“果实”。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于2003年出版了《美国知识产权法》，并于2014年出版了修订版。从德国回来以后，我与几位同事合作，于2010年出版了《欧盟知识产权法》。按照这样的思路，从日本回来以后，也应当撰写和出版一部《日本知识产权法》。我私下里以为，在完成了这三部论著之后，不仅可以让自己站在美欧日的高度上，审视我国和全球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学说，而且可以带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些人，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
2014年6月，在完成了《美国知识产权法》第二版的写作之后，我开始了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准备工作。在一开始，打算模仿美国有关知识产权法的教科书，撰写一部以典型案例为中心的专著。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分成若干个专题，每一个专题配以一到三个典型案例，在案例之前说明或者阐释有关的法律规则，在案例之后详细评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法院对于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然而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感到以这样的方式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是不合适的。因为，日本法院的相关判决，往往会以大量的篇幅陈述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法院对于相关事实和证据的评判。此外，日本法院的相关判决，通常不会对于案件所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作出归纳，然后逐一讨论和得出结论。至少在这两个方面，日本的典型案例明显不同于美国和欧盟法院的判决。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曾经尝试以这种方式阐释日本知识产权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放弃了以典型案例为中心的撰写方式之后，我又回到了以往写作《美国知识产权法》和《欧盟知识产权法》的方式。这就是分门别类，先详细论述日本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规则，然后列举一些典型案例，说明相关的法律问题。为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日本知识产权法》的写作，我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闫文军教授、重庆大学的陈爱华教授，以及东京大学先端技术研究中心的古谷真帆研究员，加入了写作团队。其中的闫文军教授，曾经于2004~2005年，在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从事有关专利制度的研究工作。其中的陈爱华教授，曾经在名古屋大学从事有关企业知识产权的研究工作，并且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其中的古谷真帆研究员，一直在日本从事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工作，同时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样，我们的这个写作团队，也算是有了较强的日本学术背景。
对于我来说，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的挑战之一是语言文字的障碍。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专业为中国历史，曾经选修过日本语的课程。一年的课程结束之后，已经可以粗略阅读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后来在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专业为中国法制史，又跟随一些同窗选修了一年的日本语课程，但似乎进步不大。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工作时，曾经考虑过重新学习日本语，阅读有关的日文文献，但同样收效甚微。到了2014年开始撰写《日本知识产权法》的时候，则只能硬着头皮，阅读有关日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文献，包括相关的典型案例。
仍然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关于日本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市面上可以见到的有重庆工商大学杨和义教授翻译的《日本知识产权法》，另有日本官方的英译文本。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以日文的条文为基础，参照相关条文的中译和英译，力求准确理解相关的法律条文，甚至以引文的方式加以使用。然而关于那些典型案例，则是既没有中文译本，也没有英文译本。所以，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只能反复阅读日本语的原文，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法院的判决和推理。与此相应，对于典型案例的写作，通常都以自己的理解加以叙述，而不敢采用引文的方式。这与此前的《美国知识产权法》和《欧盟知识产权法》不同。
关于日本知识产权法的典型案例，我们主要参考了由中山信弘教授领衔主编的《著作权案例百选》（2009年第4版和2016年第5版）、《专利案例百选》（2012年第4版）和《商标、外观设计和不正当竞争案例百选》（2007年第1版）。一般认为，这个“百选”系列选入的案例，都是日本学术界公认的典型案例，足以说明相关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问题。当然，这几本典型案例编选，虽然名为“百选”，但每一个“百选”所收入的典型案例，都超过了100个，甚至达到了117个。在此基础之上，几位作者还依据自己掌握的资料，使用了另外一些典型案例。这样，推算下来，《日本知识产权法》一书所使用的典型案例，大约有400个之多。
自2014年开始，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日本知识产权法》。本书由李明德、闫文军、古谷真帆、陈爱华共同撰写。其中，李明德撰写概论（第*章）、著作权法（第二章至第六章）、商标法（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部分章节（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闫文军撰写专利法（第七章至第十一章）；古谷真帆撰写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植物品种（第十二章）；陈爱华撰写商业秘密（第二十二章）。这样，我预计之中的关于美国、欧盟、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三部曲，也就得以完成了。然而，无论是美国和欧盟的知识产权制度，还是日本的知识产权制度，都处于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之中。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市场经营模式的不断更新，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对既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挑战。而知识产权制度则必须应对挑战，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层面上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所以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还会对《美国知识产权法》、《欧盟知识产权法》和《日本知识产权法》作出修订。
李明德
写于2019年大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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