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冬回：凉山彝族农民的流动生活_罗木散_9787513074506

本书由凉山彝族农民工在新疆棉田与凉山故土之间的“往”和“返”两部分生活构成。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作者认为彝族人流入新疆棉田成为农业雇工既是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也是当地用工需要与凉山彝人谋求生计多样化之间的共谋。凉山彝族农民工候鸟式“春去冬回”的流动状态，虽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客观影响，但更是他们在成立家庭后主动对生计和生活所做的安排和调整，是他们对主观荣誉的追求和人生意义的探索过程。

经受住苦难折磨的村庄，势必也会生出希望的曙光。早些年，随着打工潮流席卷彝区，男性开始作为最先的冒险者和长期的主力军，将足迹延伸至祖国的大江南北。跟随丈夫或自行外出“淘金”的彝族女性自然也不在少数，但是大多数妇女最终留守在村子里。特别是对于诸多彝族中年妇女来说，丈夫和成年的孩子外出打工，留下土地、老人和房子，她们需要守住自家的土地和房子，也需要替丈夫尽到照顾老人和参与家支婚丧仪式等义务。彝族家支原本主依靠男性维系，而当女性成为主要的留守者时，她们既需要在丈夫外出打工期间参与维系家支的诸多活动，也需要在丈夫的家支体系外找到共同应对生活危机的“集体”。由此，以地域和交往深浅为基础，几人或十几人的彝族妇女开始“义结金兰”。 “义结金兰”，也就是非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结拜为兄弟或姐妹，达到“亲如兄弟姐妹”。在传统的彝族社会内部，基于战争或其他因素而进行的家支结盟时常发生，但是彝人之间的结拜行为倒也罕见。而彝族人与外族之间的结拜是有的，最为著名的当属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彝海结盟”，红军也因此得以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彝汉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为了增进情感，结拜或是“认干亲”也成为一种必要的方式，特别是在安宁河谷地区，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我的爷爷就与安宁河谷某镇上的几名汉族朋友结拜为异性兄弟，共七人，逢年过节我还常能见到爷爷的这些“兄弟”及其家人。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结拜行为大都是个体为了组建或扩展更牢固的社会关系网而生成的，几乎也都发生在男性之间。在男权社会里，这种行为产生于男性之间似乎无可厚非，但在今天，彝人社会出现了女性之间的结拜行为。当然，结拜既不需要在刘关张的桃园里歃血，也无须“关公”见证，更多的是彝族妇女之间在口头上形成契约，并且共同杀猪或杀鸡来集会庆贺结拜关系的完成，而聚会的参与者一般都为妇女和儿童，男性则很少参与。第一次听到村里有妇女“结拜”是在几年前，还觉得有些荒唐，大部分男性也是嗤之以鼻；然而，当妇女成为主要留守者，男人也开始失去鄙视的权力。常年留守家中的妇女，在长期共同参与婚丧仪式和日常劳作的互助中，逐渐形成一个集体。因此，她们以杀猪聚会的方式口头进行“结拜”，自此约定此后无论谁的亲戚离世都共同承担奔丧费用，并且在日常的劳作中互帮互助。以结拜生成的这个集体，在平常的娱乐、婚丧、劳作等方面给这些留守的彝族妇女极大的慰藉。在平日里，她们的聚会是十分频繁的，或在一起约跳“达体舞”（凉山社会的一种集体舞蹈），或是在村子附近的山坡上烤一头乳猪，喝上两瓶啤酒，共诉深情。这样的活动中，那些没有外出的男性只能充当劳动力，为她们杀猪买酒，并不能成为活动的主角。如今，在许多彝区，结拜的彝族妇女逐渐增多，在许多的婚丧活动中，她们穿着整齐，或共诉丧调，或结伴而舞，几乎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除此之外，有些地方的女性因丈夫早些年吸毒身亡或进监狱，开始义结金兰，共同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照顾老人，重组破碎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秩序。劳动力外流让中国农村出现大量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的现象，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然而，农村并非所谓的“民智未开”或“没有文化”之地，他们在应对生活危机时所选择的方式往往十分明智。彝族妇女的坚守之道，不止于“义结金兰”，她们在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和主体性虽有悲情的无奈，但更应被视为顽强对抗苦难生活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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