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本土化是世界社会学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社会学从西方传入中国是同步的,因此,社会学中国化亦即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伴随着中国社会学成长的经久话题。理论自觉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态度是中国社会学走向自觉本土化的良好学术心态。有助于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学派,有助于中国社会学走出“边陲”,逐步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确立平等对话的互动地位,改变长期形成的“统制”格局,能够最大程度地唤起社会学者的学术自信心和反思批判能力。
本书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以解放(批判)的视角提出理论自觉是社会学中国化并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指出秉持理论自觉的学术胸襟和理性态度是中国社会学处理古今中外关系的成熟表现,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繁荣的不二选择。本书赋予了理论自觉新的含义,并丰富了学科本土化理论的内涵。
边陲性与学术自觉
(自序)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近四十年了,到底我们要恢复重建什么样的社会学?对于这个问题却并未展开全面的讨论。西方社会学是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探索与反思现代性的学问。中国社会现代化源于外部压力,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中国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与功能应该完成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探索与反思。
近代以来,“百病缠身”的中国社会遭遇了西方学术的强势入侵,面对一个陌生、异质但却强势的学习对象,我们难免产生惶恐而又膜拜的心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往往会采用非理性反应,要么一味地抗拒,要么全盘接收。长期如此的话,整个学术界就会丧失独立性,对外来事物抱有高度的依赖性——边陲性。
郑杭生先生在本世纪初提出理论自觉的学术命题,指出我们要知道自己理论的来龙去脉。无论何种自觉,总是意味着对自身规定性的觉悟与自律,而这种觉悟与自律又都是以将自身作为把握对象为条件的。学术自觉亦然。将自身作为把握对象的思维活动就是所谓的反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理论自觉就是对自身理论的不断反思和重新认识。学术自觉意识的提升能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边陲心态,弱化边陲思维,确立学术自信。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学术自觉能够使“边陲地带”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而奋起改变这种“统制”局面,这种过程实为哈贝马斯笔下社会学的解放旨趣。
回顾古典时期社会学的三位奠基人:马克思、韦伯与迪尔凯姆。三大思想家从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但三位思想家对现代性的分析所持的视角却截然不同,形成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研究取向:实证的取向(迪尔凯姆)、解释的取向(韦伯)和解放(批判)的取向(马克思)。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作出解释和展望。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无产阶级的处境做了诠释。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是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客观”状态,然而,事实上身处其境的工人却未必对此境遇有如此的体认,乃至他们认为所接受的对待是相当合理而且公平的。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在与西方强势学术的碰撞中,一直处于回应性的劣势之下,因此逐渐形成了当前这种被西方“统制”的状态,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本来的合理格局。马克思理论与依附理论就是要求无产阶级与发展中国家从这种看似合理的种种制约和限制中寻找自我解放的途径。学术自觉亦即为要求边陲中的学者通过反思,意识到自身的这种不利局面,进而寻求有效途径改变格局,最终达到相互平等。而这种最佳途径就是学术的本土化。因此,“解放旨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旨意,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这正是启蒙理性的精髓所在,也是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基本精神。故,本土化实为边陲地区社会学的解放运动,它本身具有启蒙作用,往往可以形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来引导社会变迁,马克思理论就是一典型例证。
理论自觉就是唤醒社会学的解放旨趣,扩大社会学的社会功能,长期以来的研究大都依附在实证和解释的取向之下,而较少发挥社会学的解放功能,这是对社会学功能的严重窄化。因此,理论自觉取向下的社会学本土化能够引导中国社会学走出迷思与困境,成为解放世界社会学的全新力量,通过对现有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反省与批判,达到世界社会学的普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