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要出这本书的时候，我简直有一种惶恐的感觉。因为我一直觉得，剧本虽然是影视的基础，但毕竟不等同于真正的文学作品，它是为拍摄服务的，出来的成片才是最后与观众面对面的，而在剧本和成片之间，有多少被修改的、被损害的、当然也有被提升的东西，根本不为人知。
我就在拒绝和犹豫之间，度过了两年光阴。这两年也是我自己写作比较辛苦的时候，毕竟人到中年了，家务繁重，而年轻时候的激情和灵感已经慢慢消退，写作靠的更多是咬牙坚持。
很多次，在根本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是什么时候走上编剧这条路的？这条寂寞的不归之路。
我出生于一个影视世家，大家族里很多亲人都从事影视业，有编剧、导演、摄影、演员、剪辑、影评人、影视教学者……基本囊括了各个工种，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开玩笑说，可以成立一家行业很全的影视公司了。而我的姥爷陈荒煤，则是我们这棵家族树的根。
姥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调入文化部电影局，从事新中国电影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是抓剧本创作。他在“文革”时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在冤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一次发高烧，打了过多的链霉素导致耳聋。出狱以后，本来就不多话的他更加沉默寡言。而我出生在1974年，“文革”末期，是我们家第三代中的第一个孩子。两岁时爸爸带我去重庆，给了老人无尽的安慰，听说我走了以后，姥爷感伤地跟姥姥说：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看到何晴吗？因为此言，爸妈把我送到了他们的身边。
我的姥姥张昕是北京电影学院教表演的教授，她的古文学养深厚，我承欢膝下，自小就背了很多古诗词，感受到了最初的声韵的美，建立了早期的对文学的热爱。1978年，姥爷平反，我们全家回到北京，很快住进了新修的部长楼，家里第一件事，是在文学所帮助下，买了很多书架，有些书是从重庆运回来的，有些书是二姨三姨她们购买的，很快就装满了。我记得整个客厅和餐厅之间都是书架隔开的，姥爷的书房里更是两面书墙。回忆那段童年生活，我就是经常缩在姥爷书房的单人沙发上，如饥似渴地读各种书。姥姥和两个姨也不限制我，什么书我都看，抓起来就看。
渐渐的，“文革”后的电影开始复苏，各个电影制片厂都会把准备拍摄的剧本送到家里给姥爷审阅，我也就好奇地开始阅读电影剧本，好像很自然的，就接受了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这些不同的文学格式，从来不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姥爷看我经常看剧本，也不会觉得一个小孩子看有什么不妥，还会认真地问我，你觉得这个剧本怎么样？那一个呢？……现在想想，我姥爷大概是把我当成白居易但求“老妪能解”的那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多问问意见总是好的，但当时我很得意，总能挖空心思说出个一二三四，以求姥爷笑着给我一点儿零食吃。
我一直喜欢读书和写作，从初中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所以自然而然，在进入高三之后，我就准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了。考试很顺利，我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文92剧作专业的一个学生。那一届我们班招的学生比往届多，有16个，按照电影学院的师生比，光专业剧作老师就给我们班配了三位：王迪老师、黄丹老师、张玞老师。老师们教给我们剧作理论，也教给我们团队合作，如何有趣地写作和生活，还有最重要的做人。我们同学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无法忘记那些彻夜的长谈，因为艺术观念不同产生的争吵……电影学院四年，在上千部电影的滋养下，在系统的科班教学中，电影的圣殿之门缓缓开启，让我眼花缭乱。
但是，没想到，学的理论越多，就越不敢写作，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完成作业，我什么都不写，总觉得写得不好，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1996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了上海大学的影视学院，做教学工作，完全和写作不沾边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能有机会坐下来写剧本，自由地创作。但是20世纪90年代还不是一个职业自由选择的时代，我有些苦闷。
感谢我的两位恩师，黄海芹老师和李亦中老师。黄海芹老师找到了我，要把我从大学调到她领导的永乐影视公司文学部，当时上海大学不愿意放人，是把我要到影视学院的李亦中教授体谅和帮助了我，完成了职业转换。我1997年调到了永乐公司。除了担任责编工作之外，黄老师一直鼓励我继续写作。而当时的永乐生机勃勃，创作氛围特别好，杨玉冰、江平两位总经理，亲切又勇于为年轻人提供机会，1998年，我跟随永乐大部队深入九江抗洪前线采访，与序.
同事邢佳、汪启楠合作，写出了第一部电视剧（上下集）《太阳升起》。不久之后，我们仨小孩儿又写出了电影剧本《胖墩夏令营》，很快摄制完成，还获得了当年童牛奖的提名。
黄海芹老师认为电视剧写作是很有意思的，这多少扭转了我当时认为只有电影剧本是艺术的想法。她把我介绍给了香港的作家梁凤仪，参与香港的团队电视剧写作，我跟小兄弟汪启楠一起，参加了各种通宵达旦的剧本会议，听他们怎么安排人物设计，每一集放四个相对完整的事件，每一场戏怎么写出高潮……这对满脑子剧作理论而缺乏实战经验的我，是全新的创作体验。那几年，我参与了根据梁凤仪小说改编的《我心换你心》、《九记饭馆》、《无情海峡有晴天》、《豪门惊梦》几部长篇电视剧的写作。
完成了理论学习和实战练兵，我进入创作的大好时光，先是与王宛平老师一起完成了电视剧《我的泪珠儿》（根据张欣同名小说改编），和何明一起完成了电视剧《爱就爱了》；与好友张琪合作电视剧《俏女冲冲冲》……
那些年是电视剧高速发展的时代，我渐渐感觉到电视剧篇幅太长，人物众多，需要思想的火花碰撞，我学习了香港的电视剧团队写作模式，也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我的合作伙伴有我的妹妹何明、闺蜜刘禹彤、兄长万盾、好朋友谢菁……我们之间首先有深厚的感情，互相之间的了解，同声同气，常常是一个形容词说出来，大家就对这个人物立刻产生了理解和共鸣。这种合作方式真的是太愉快了，虽然电视剧写作是超长跑，很容易疲倦，但我们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友谊，使得一切都变得能够承受。这段时间，我们与大唐辉煌影视公司合作，完成了《鲜花朵朵》（根据刘迪同名小说改编）、《爱的多米诺》；与北广传媒影视公司合作，完成了《原谅》、《买房夫妻》（根据李霄凌同名小说改编）；与华录百纳合作，完成了《暖男的爱情和战争》；与柠萌影业合作，完成了《小别离》（根据鲁引弓同名小说改编）……虽然，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次都觉得熬不过去了，但是看到剧本顺利地拍摄出来，在电视台播出，一些作品的收视率很高，会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观众自发的影评，特别是写知青生活的《原谅》播出后，辗转收到了东北知青观众的来信，真的是很感动，简直有一种天下皆知音的感觉。又觉得人生幸福，莫过于此。
除了电视剧写作之外，我与我的先生朱枫导演合作，为电影频道完成了三部电影：《星期天的玫瑰》、《我爱杰西卡》、《春蚕》（改编自茅盾先生同名小说）。其中《我爱杰西卡》得到了百合奖一等奖、华表奖等荣誉；《春蚕》获得了百合奖二等奖，而茅盾先生的哲嗣韦韬先生评论说，此片是《春蚕》的数次改编中最成功的一次。这些温暖的话，永存心底。
这些年帮助我的人有很多，每每念及此，心存感激，我合作过的制片人刘亚辉、徐晓鸥、胡伟跃、王辉……合作过的导演们、演员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人生道路中遇见他们，遇见自己发自内心热爱的剧本创作，让我感到自己生活的意义所在。
因为如此，最后我终于同意将近二十年的影视作品精选出书，这是我几乎半生心血的凝集，也是对我人生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一次感恩。
最后，感谢上海文化基金会拨款资助，感谢我的编辑张晓玲女士，感谢数次帮我申请这个项目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黄一庆先生。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父母和孩子们，你们给我的爱，是我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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