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2015年修订版）_张秀山著_9787801995131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2015年修订版）》是他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追述85个春秋，67年革命生涯。
　　从神木到陕甘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军，与刘志丹等经历了1935年陕北“左”倾肃反的迫害。
　　从延安到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开展剿匪斗争和土改运动，组织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战役；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三赴朝，解决后勤保障。
　　从坦途到困境，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因在全国组工会上的发言，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 “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副书记骤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层24年。
　　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历程。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2015年修订版）》：
　　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八九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
　　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
　　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谁家不种，还要交“白地捐”。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
　　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
　　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
　　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豪绅丈量到我家土地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葭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葭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葭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名气。
　　1926年冬，父亲和大伯分了家，土地财产分成两份。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和媳妇都能劳动，土地全由自家耕种。父亲分得几百亩地（当时值几百块钱），就他一个劳力，地种不过来，只好雇工。家里雇了一两个长工，夏天锄地时还雇短工，以后又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父亲有了钱就买地，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父亲持家非常节俭，省吃俭用，用积累的钱买地或放债吃利息。他常常对我说：“千两容易百两难。
　　”意思是说积累一点是不容易的。父亲去高家堡卖粮，总是从家里带上窝窝头，离城约五里路时，边走边吃，在水井边喝口凉水，就算午饭了。卖完粮赶快买上煤炭返回家，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在城里连用一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那时，农民到城里卖粮很遭罪，零卖一斗、二斗，还要给人家送到家，如果遇到当兵的或小官吏还被抓去当差。
　　父亲又是一位淳朴、忠厚，深明大义的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对我说：民国十六年杀了那么多的学生，你可不敢参加革命。那时我还是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生，我向父亲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将来 “平均地权”的道理。父亲小时的贫困生活和以后艰苦经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满贫富不均，又有封建的发家致富思想。他既对社会不满，又害怕儿子闹革命被杀。父亲对我说：“你只管念书，世上的事铁刮子也刮不平。闹革命是孙中山他们干的事，咱们不图大事。”我加入共产党后，当然没有告诉他，只是向他讲一些苏联革命后工人、农民不受压迫的情况，和南方朱、毛红军的事。他知道了一些革命的事情，逐渐产生了同情革命的思想。
　　1930年初，我因参加革命受反动当局通缉和逮捕，父亲冒死相救。我离开家后，家乡开展游击战争，他拥护支援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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