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编译所译丛：论政治平等论政治平等》的中心议题是政治平等的目标问题。作者陈述了近几个世纪世界走向民主和政治平等的进步，考察了民主体制的演进与公民权的扩大以及奔向政治平等过程中的种种障碍，指出了当代美国的不平等，尽管他明白完全平等是不现实的。最后，他提出了消除不平等的现实的方案。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回到政治平等这个主题上来，我对它已经关注很久了，并且我在以前的著作中也经常地讨论它。为了为后面的章节打下基础，在第二章中，我从这些文字中抽取了一部分。熟悉这些文字的读者因此可以很快地浏览一遍，或者可以跳过它，直接进入本书的剩余部分。
正如我在以前著作中强调的那样，政治平等的存在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我认为，它的意义、它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公民能够用来影响公共决策的资源分配，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而且，像民主理想本身一样，的确像多数理想一样，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的某些基本方面曾经阻碍我们在民主国家的公民之间获得完全的政治平等。但是，人类历史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民主和政治平等已经在全世界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巨大变化呢？在这里，我认为，为了解释这种变化，我们必须探究驱使人类行动的某些基本人类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动支持人类朝向政治平等迈进。
然而，这些基本的驱动力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于很多世纪前包括20世纪的世界中。21世纪会对政治平等表现出怎样的姿态呢？
如果我们聚焦美国，这个答案仍然不很清楚。在最后一章中，我提供了两个极端不同的情况，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但是，我相信，每种情况都是极有可能的。首先，强有力的国际与国内力量推动我们朝向政治平等不可逆转的水平运动，这些政治平等极大地破坏了我们目前的民主形势，以至于民主理想与政治平等之间实际上失去了相关性。在另一个方面，即乐观方面，_个非常基本和强有力的人类驱动力——对福利或幸福的渴望——鼓励文化变迁。人类越来越明白，，竞争性主导消费文化——它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给公民文化让道，这种文化强烈地促使美国公民走向更加政治平等的未来。
哪一个在未来将占据主导地位呢？这取决于未来的美国公民。
罗伯特·A.达尔，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和最受尊重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倾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探索民主的制度和实践，其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谁统治？》（Who Governs？）、《论民主》（On Democracy）和《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等标志性著作中。他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民主及其批评者》（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革命之后？》（After Revolution？）等。在《论政治平等》中，达尔关注平等这个关键性问题，以及政府为什么和如何会缺乏民主的理想。达尔是耶鲁大学期特林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
内容简介
译者序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政治平等是一个正当目标吗？
一、政治平等与民主
二、代议民主的政治制度
三、政治平等的增长
四、朝向政治平等迈进的简单概述
第三章 政治平等能实现吗？
一、纯粹的理性，够吗？
二、在“无知之幕”之后去推理
第四章 情感，值得尊重的角色
一、僧帽猴的启示
二、……对人类来说
三、对特权阶层来说又如何呢？
四、政治平等的收获
五、从初始胜利到政治制度
六、结论
第五章 政治平等、人的本性与社会
一、政治资源、技能和动机
二、时间限度
三、规模难题
四、市场经济的出现
五、不民主的国际组织的需求
六、危机
第六章 政治不平等会在美国扩大吗？
测量政治不平等
第七章 政治不平等为什么会下降？
一、我们有办法但我们有意愿吗？
二、从消费主义到公民身份
三、早期抵制主流文化的运动
四、从消费主义到公民身份
附录一 多头政体分值定义
附录二 平等对抗不平等
附录三 21世纪的政治平等
附录四 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成功与挑战
1．理性的限度
当然，人类也被赋予了特殊的理性推理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发展和被运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己的经验，也取决于教养，而不是天性。
正如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所发现的那样，理性无法从情感与感觉分离开来，或者从学习与经验分离开来。他认为，感觉是人类理性推理和决定过程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根据对人的某些行为，前额皮肤受伤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虽然这些人有时会保持他们的“智商”，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他们的抽象的“理性”能力没有受到破坏，的确，他们的“理性”完全从他们的情感与感觉中分离出去：康德的绝对规则的完美客体。但是，他认为，判断取决于“知识”和经验，它们储藏在人的肉体之中，简而言之，它们植根于人类先前的经验所形成的情感和感觉之中，这些情感与感觉来源于先前的经验。抽象的理性不是实际判断的替代物；高度认知的智能——就像用IQ来测量一样，好像独立于“社会智能”和智能或理解(诸如感觉理解)的其他可能的形式之外。
的确，大脑自身发展的方式极大地依赖于经验。在基因结构中，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大脑。但是，用达马西欧的话来说，基因并不能“详细说明大脑结构的全部……很多结构特征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在大脑发展和在它的生命周期中继续改变的过程中，还有大量的结构特征是由有机体自身活动来决定的”。总之，自然赋予我们以大脑，但是，后天的经验塑造大脑。
2．移情和同情
像很多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受到纯粹自利的动机驱使而行动。人类能够很强烈地认同其他人，能够与另一个人的受伤害或平安感同身受。的确，认同他人的能力使得“自我”这个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母亲难道只会为她自己着想而不顾及她的孩子吗？兄长难道只顾自己而不为他的同胞着想吗？难道那些老弱病残者的孩子们对自己父母的苦难根本感觉不到吗？如果做上述这样的假定，我们就忽视了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这里，我同意达尔文的范式——它们对物种自身的存在是必需的。
虽然其他灵长类动物——像黑猩猩那样的类人猿——似乎体验过移情，但是，这种能力在人类中间特别显著。我们的基因遗传——我们内在的本性——在这里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移情的能力，或者至少为发展这种能力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作用。
像移情一样，语言、理性、直觉和感情，帮助我们学会如何与其他人合作，如何为了建立组织和制度而与其他人一起行动，如何在语言、理性、直觉或感情的限度内工作，以及学会如何改变语言、理性、直觉或感情。不论是语言、理性、直觉、移情还单单是感情，它们都不会是充分的条件：它们似乎是人类在组织、复杂过程与制度中进行合作所必需的条件。
3．移情的限度
但是，移情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以同样的强度去体验每个人的爱、同情和移情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对迅速消失的爱和同情的强度感到怀疑的话，证据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认为，你可以比较两种牺牲：一种是为了不让你的家人或好朋友死去而做出的牺牲；另一种是为了不让成千上万、远在他乡的陌生人死于洪水或饥荒而做出的牺牲。或者让我们来看看用你的悲伤程度来衡量损失问题吧。你对损失的悲伤程度，例如，你的一个家庭成员的去世——不可能上千倍地增加到因那些远在他乡的陌生人的死亡而引起的悲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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