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人眼中的中国十年·记录_刘涛著_9787802579569

　　我们将选择100个普通中国人，借助新闻特写的体裁样式，致力于呈现100个中国人近十年的生命故事和命运遭际。在人物命运的深层结构，是中国十年的巨大转型和变迁。本书勾勒出一个有关中国十年的基本图景，有助于人们了解并把握这十年中国的变化

　序·十年

　　十四年里，他带着“智障儿子”碾转于医院、寺庙、学校。他始终弄不懂一个农民能够做出什么坏事会如此“报应”到孩子身上。

　　一个女人，几十条狗，辞掉媒体工作的王国英在保护流浪狗的道路上或许不会放弃，却走得异常艰难。她渴望公正有效养犬机制的建立。

　　一个平凡的修鞋匠，40年前的制鞋厂主任，为了尊严考上大学却又毅然辞职，放弃高薪安心照顾妻儿，而如今，他依然期许，自己是最棒的。

　　在一个盛行讲故事的年代，最有诚意的故事岂能回避人本身。中国的故事即为中国人的故事。中国的十年，也就是中国人的十年。每个人都是社会洪流中的一个个微观个体，但是对于自己而言，却又是完整的世界。当然，他们的幸与不幸，既是自己的，也是社会的。穿越体制、社会、转型、法理、人文这些抽象的符号体系，后面站立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2014年，我从西北师范大学调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新闻采写》《新闻评论》等业务课程。教学过程中，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大众媒介所呈现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尽管大众媒介对普通人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是这些人物的“出场”大都依附于特定的新闻“由头”：他们或者是作为新闻\"由头\"直接出现，或者是被其他新闻“由头”带入其中。但是，生活哪来那么多的“由头”，那些没有“由头”的人物和故事又是什么模样？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从来都不是新闻选择的生命。那些普通的人，如果不依托于轰动性、戏剧性的、消费性的新闻事件，他们往往很难进入媒体视野。生活的逻辑从来都是连续的，所谓的“由头”只不过是一种假想的存在物，或者说是媒体自己的“意识形态”。媒体的眼光从来都是挑剔的，它们选择的仅仅是少数中的少数，而那些没有被媒体选择的人物，其实是最接近现实逻辑的一个群体形态。带着这些思考，我尝试去打捞并记录那些没有“由头”的人和事。

　　我坚信，相较于我们时代各种变着花样的宏大叙事或奇观叙事，中国的十年，有理由存在一种替代性的记录方式。

　　于是，我开始尝试努力去寻找他们的故事，为过去的十年留下一些关于过去的画面。利用《新闻采写》《新闻评论》教学机会，我和学生一起卷入了这场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的一次行走与记录之旅。在前后两年的采访与写作实践中，我们完成了一百多篇人物特稿。在随后的遴选和校对环节，研究生张玉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优中选优，最终以“记录篇”和“行走篇”集结出版。

　　上册题为《记录》。记录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执著于文字，有人偏好影像；有人记录着喜悦，有人记录着伤悲；有人记录下内心的彷徨，也有人在彷徨之后记录了新的人生。《记录》包括“记录疼痛”“喧嚣之外”“生生不息”“漫步阳光”“来时的路”“不安的心”和“万家灯火”七个专题。

　　我们记录这个社会的疼痛。照顾患渐冻症丈夫14年的王莉静，20年家暴生活中的女人和孩子，没有慈善捐助、没有疾病基金的肌肉萎缩症患者……他们坚强，乐观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却也脆弱，敏感，渴望社会的关爱。也许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文字的力量正在于，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我们记录着喧嚣之外的维权者，也记录那些用执着和爱践行着那些裹挟在历史深处、流淌在祖辈心中的血脉的继承者。我们记录着公益所带来的温暖力量，也记录着那些\"不忘初心\"的坚守者。

　　我们记录安逸生活里那颗躁动的不安的心。十年摇滚、十年记者、却毅然从头开始的独立摄影师；十年里第一次重回故里却再也不想离去的游子；秉持对生命最基本尊重的大男孩和他的入殓师生涯；一半情怀，一半生意的大学生以及他的情趣用品店。

　　一个城市的疼痛带着一代人难以磨灭的印记。一个讨厌农村的畜牧专业毕业的女孩，在诺大的城市，跟丈夫靠捡废品在潮湿滴水的烂尾大楼里住了19年并养育了3个子女，无法在大城市立足却又不想回到老家。孩子们不解：“我是珠海人，凭什么回四川去！”

　　下册题为《行走》。行走即为路途的变迁也为心灵的延展。在行走中慢慢体悟生命中的故事。《行走》包括“爱”“创”“梦”“漂”“寻”“变”六个专题，这更近乎是一种心灵的追本溯源。

　　我们在行走中体悟爱的伟大。唐家古镇青石板街的“因为爱”咖啡馆，60年钻石金婚、携手一生的夫妻，医者仁心，摇滚十年，在暮色苍茫中加紧赶路的老者……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心底的那份爱和坚持。记录爱，便是记录此刻的感动。经历了所有的苦难、痛苦、不甘、委屈，他们却仍然带着最大的虔诚去过好生活。

　　在行走中感受着成败一线之间破釜沉舟的突破和超越，感受着梦想的虚幻缥缈和蠢蠢欲动。我们感受着无根无源却又不舍得逃离的异乡，也感受着迷惑中的反思，反思里的寻找和寻找中逐渐明晰的未来。

　　在行走中记录着那些值得我们感动的人。赢得下输得起的生意人，在时代的潮流中起起落落、浮浮沉沉；行走诗人的无力与梦想；三次高考仍旧不愿放弃的小小少年；漫漫十年，乡关何处的漂泊游子；20年一路漂泊一路打工，只为寻找7个月大时不小心弄丢孩子的母亲。

　　“变”是发展，是运动，是点滴中逐渐累积的“质”的飞跃。十年前的广州火车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城市的毒瘤”，因为那里藏着太多的“瘾君子”。一个初入职场的打工仔，带着相机和悲悯之心，混入其中，记录了所有惊心动魄的一切。他说，这些挣扎在生活边缘的人其实跟我们一样，他们才是最苦命的人。

　　张枣在《镜中》里面写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情，梅花就会落满南山”。有人说写这首诗的人一定是一棵梅树，梅心颤抖，花瓣就撒了一地。一个人在回忆自己的过去时，也会留下簌簌的带着芬芳的花瓣吧。张枣诗里的南山在重庆，写在梅花时节。而今南山上梅花年年依旧，世上却再无张枣。生命之离开，连声音也没有。

　　中国十年，亦或是如此吧。

　　刘涛

　　2016年5月于暨南大学

　　采访公益律师廖建勋

　　他来自湖南永州农村家庭，家里有四姐弟，现在，他在广州成家立业，儿女双全，有感情深厚风雨同路的妻子，还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

　　他叫廖建勋，今年36岁。

　　最痛苦，也最幸福

　　初到广州，廖建勋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学历也只是中专毕业。通过优异的实习表现，他获得了华侨医院认可，成为当年在胰腺科实习唯一留下来的实习生，当了一名胰腺科的医生。但是，他对知识的追求没有停止，在华侨医院工作期间，他感觉到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于是，他报考了中山大学医学院，并最终取得了学位。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同时还取得了中山大学法律专业的本科学位，这为他将来从事法律行业埋下伏笔。

　　那段时间，廖建勋一边在医院工作，一边学习。白天值班，晚上学习。工作日上班，节假日学习。然而，这还不是最累的。

　　在中山大学取得医学院学士学位后，他进入了广州中医院工作。工作任务更重了，工作更忙了。后来，他又进入了省城医院工作，身上的责任重了，事业也走上了一个高峰。这时，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考司考。

　　自2002年司法考试改革以来，平均通过率一直不足15%，最低的通过率只有66%，就连当年法律专业的全日制本科学生，每天花8个小时在学习上，想要通过都很难。更何况一个在医院全职工作的医生要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参加司考，更是难上加难了。

　　那段时间，廖建勋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别人七八点起床，他一般五六点起床，因为要看书。晚上有时值完夜班回家累极了，还是要逼自己看书。而且不管多累，第二天上班还是要精神饱满，因为医院的工作不容一丁点儿疏忽。

　　廖建勋这么形容自己那一段玩命学习的日子——最痛苦，也最幸福。痛苦是因为每天的工作学习强度极大，而且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都需要他用全部的精力去做好。最幸福是因为每一天他都知道，自己在进步，在朝着喜欢的职业前进，生活充实，同时，他还有还有支持他的爱人。

　　终于，在2007年，廖建勋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正式成为一名律师。

　　见证法制与社会的进步

　　因为农村出身，廖建勋特别关注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每年都会抽出自己的时间，做两三个公益案件。在他为弱势群体维权时，他明显地感受到了中国司法的进步，政府行政权力逐渐收敛。

　　2012年，廖建勋曾经将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告上法庭，原因是广州市交委不合理的年票制度和滞纳金制度。年票是广州市已经施行11年(截止2012年)的制度，广州市的车主每年无论开车时间多少、路程长短，统一收取980元的年票，且没有任何通知，只能自行去缴费点询问缴费。一旦忘记缴费，就要缴滞纳金，滞纳金的计算方式是应缴年费×2%×天数。超期时间越长，缴纳的滞纳金越多。廖建勋认为，从法律上来说，年票制度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是政府部门为了省事，没有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于是他将交管局告上了法庭。虽然最后败诉了，但是他仍然认为这次维权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广州市交委也做了一定的改正，凡是年底未交年票的，都会有短信通知，尽量避免滞纳金的产生。

　　2013年，廖建勋联合二十多位律师和一些政协委员，挑战房地产霸王条款，要求房管局与工商局对开发商进行整顿。原因是许多开发商在与业主签订购房合同时通过附加条款重新规定格式条款，导致购房者的利益严重受损。买房的人都知道要和开发商签合同，但是合同到底规定了什么，保护了谁，他们却是一无所知，在开发商面前，普通的购房者都是弱势群体。

　　购房合同包括格式条款和附加条款，格式条款是房管局与工商局共同制定的，平衡了开发商与购房者的利益关系，保障购房者的利益。附加条款则是开发商自拟的，许多开发商为了自己的利益，附加条款通常会把格式条款的条例推翻，变更格式条款的内容，使法律偏向自己一方。例如，格式条款规定交房之后90天内必须交房产证，而附加条例中，则将时间延长至两年到三年。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霸王条款，开发商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损害购房者的利益。廖建勋和其他几位律师通过努力，使房管局与工商局制定的格式条款中增加了一个条例——“开发商不允许以其他补充条款的方式对格式条款进行约定”，对购房者的利益进行了保障。

　　同年，廖建勋打了一起状告市政府的官司，而且还胜利了。肇庆市的农民因为土地问题，同当地政府起了纠纷，问题的原因非常简单，是政府不作为，导致土地纠纷。当地农民找到廖建勋后，廖建勋对广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市政府的不作为告上法庭。当时，市人民政府立案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最终官司还打赢了。广州市政府的认错态度良好，事后，积极为当地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在廖建勋曾经办理的一宗河源市农民状告乡政府的案件时，便是立案都很难，最终也没有成功。

　　2014年年末，冤假错案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线，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被曝光出来，法院最终判定无罪，这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在过去，这种冤案根本不会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

　　媒体报道比较多的“三个女学生状告老师‘强奸’”的冤案，便是廖建勋负责帮助老人平反的。老人早已原谅了当初诬告他的学生，却要求政府必须恢复自己的名誉，撤销莫须有的罪名。“不能让一位老人带着这种污名入土”，四十年过去了，老人作为教师，承受了太多原本不应该承受的东西。廖建勋接手此案后，政府并没有给出相应的措施偿还老人，他表示自己会把案子做到底，一定要帮老人恢复名誉。

　　医患纠纷矛盾重重

　　作为一名从医院转到律师所的律师，廖建勋对医院还有很深的感情，因此经常代理医患纠纷类的案件。对医患纠纷，他感触很深。

　　医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职业，有些医生在看病时为了规避误诊的风险，往往会让患者尽量多地做检查，有时为了医疗的效果，会开一些效果比较好的进口药。而在患者眼里，看到的只是越来越贵的医药费，越来越多的检查项目，久而久之，医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更加放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冲突的根源其实还是缺乏沟通。

　　律师并不是最理想的沟通桥梁，但却是像消防员一样存在的沟通桥梁。因为一旦涉及到要请律师，那时医患纠纷大多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廖建勋医生出身，比较擅长处理此类案件。2012年，惠州某医院，一女子因为在医院生产后被切除子宫，要求医院赔偿，而院方认为自己只是按照程序做事，没有医疗事故责任。生产当天，女子要求剖腹产，但是医院方面规定，符合顺产标准的产妇必须顺产，因此没有同意该女子的要求，但在手术途中，该女子出现大出血现象，医院又将该女子转为剖腹产，并为了止血，切除了产妇的子宫。院方认为自己做事完全按照规定的条例，并不存在违规行为。女子认为自己要求剖腹产却没有得到同意，最终导致大出血切除子宫，无法再生育，责任在院方。双方争执不下，关系十分紧张。

　　患者一方找到廖建勋，想将医院告上法庭。廖建勋仔细研究了院方的报告，发现了一些问题。院方的事故报告称产妇的出血量是2000ml，但输血量却是4000ml，不符合医疗常识；其次，有一名参与手术的医生没有医师资格证，没有资格参与此类手术。发现这两点后，廖建勋再次与医院交涉，医院最终承认了自己在操作上的失误，产妇最终得到了超过16万的赔偿。

　　廖建勋认为，但是对于医患纠纷，打官司只能是双输，调解才能双赢。约束医生与医疗制度的法律条款已经比较完备，保护患者的法律也在逐渐完善，但是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处理好医患纠纷，最终靠的不是法庭，而是调解。

　　这些年，廖建勋打的公益官司，越来越多的是胜诉。因为法制在逐渐完善，政府权力逐渐在收敛。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因此，看到问题不要害怕，看到报纸上报道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维权，不要害怕，也不要觉得社会太混乱，因为这是一个逐渐在变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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