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薇拉》是纳博科夫写给妻子薇拉的书信集。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纳博科夫写给薇拉的书信也从1932年的相识伴随到了zui后，纳博科夫几乎所有的作品，均题献给薇拉。纳博科夫和薇拉一直生活在一起，即使小别亦不多见，却仍有约300封信存留。这些信写于1923年至1975年，其中大部分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纳博科夫在欧洲各国寻找出版商、教职和居留许可，薇拉则留在柏林，懂四种语言的她也只能以秘书为职。纳博科夫的信中大多是普通的内容，日常的生活、自己的创作、朋友的交往等，还有他自己为薇拉设计的填字游戏和字谜。从这些信件里，可以看到纳博科夫身上所具有的，同时也是他认为艺术家所应有的宝贵精神：好奇、柔情、善意和激情。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全家离开俄国，流亡欧洲。1922年，在完成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业后，纳博科夫到柏林与家人团聚。在欧洲生活期间，纳博科夫出版了小说《王、后、杰克》《防守》《眼睛》《黑暗中的笑声》《天赋》《斩首之邀》等，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翻译作品、诗集、诗剧和剧本。在柏林侨民文学界已经被认为是一名杰出的作家。
1940年，纳博科夫偕妻子薇拉与儿子移居美国，他先后在威尔斯理、康奈尔等大学执教直到1959年退休。这期间，他出版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菲雅尔塔的春天》《普宁》《庶出的标志》《确证》等书。其中，1955年出版的《洛丽塔》让他蜚声世界。1977年，纳博科夫在瑞士蒙特勒去世，薇拉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译者简介
唐建清，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译著有《一九八四》（人民文学出版社）、《独抒己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屏风上》（上海译文出版社）等。
《致薇拉》英译前言（节选）
奥尔加·沃罗尼娜
夫妇间的通信多半难以示人。即便著名作家给他们的配偶写起信来，也无多少情趣可言。乔伊斯写给诺拉·乔伊斯的情书，主要因信中猥亵的语言而为人熟知，而不是信的抒情性。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给她丈夫的信中，只有最后一封信——即“自杀便函”，信中她为“生活中的诸多幸福”感谢他——会在读者的记忆中留存下来。显然，纳博科夫写给他妻子的信则写得异常丰满，令人难忘。这些信几乎总是有趣、浪漫和精练，并不能简化为几句金玉良言。
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将往事编织成一块“魔毯”，读者能够折叠或展开，在文本中徜徉。在《天赋》、《洛丽塔》、《普宁》、《阿达》中，他创造出多维度的艺术世界，其中的每一个文本细节奇妙地联系在一起，组合成这些小说各自的时空，并将某种天命观与人类意识相联系。尽管这些写给薇拉的信各有其情景，但这些信展示了一种相似的情景上的完整性。如其中两封——一封始自他们通信的开端，另一封则作为通信的结束——组成一个叙事之弧，跨越了独具慧心且妙笔生花的四十六年。
1924年，纳博科夫去布拉格探访家人，他参观了在维谢赫拉德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他对这座城市并无好感，然而他欣赏雕刻在大教堂圣殿门上的宫廷小丑的头像，他写信给薇拉：“我不禁想，那个雕刻家，因微薄的酬金，因阴沉的僧侣的吝啬而受到伤害，他被指令在墙上雕刻，在不改变肖像的情况下，将那些脸处理成了小丑的脸。”（1924年1月10日信。）1970年，他又注意到了一个修道士的脸——此次兴致勃勃。当纳博科夫和妻子去陶尔米纳度假时，这张脸出现在一家旅店的墙上：“正对你房间的门是个奇特的景观：它是假的，画上去的，从门后，一个相当快乐的白须僧侣伸出头来。”（ 1970年4月8日信。）
这些由重复出现的图像所构成的主题性设计说明了纳博科夫个性的连续性，也显示出他的书信风格的一致性。我们翻译这些书信时尊重这两个特性。我们也认同这位大师自己的信条：一个好的作家亦是个魔法师，读者至少应该欣赏甚或识破其骗局。（《文学讲稿》，第5-6页。）作为一个热心的棋题编写者，一个投入的迷宫制作者，以及一个擅长说俏皮话的人，纳博科夫将他的许多书信变成一种代码游戏，那些短简便函成了小说。尤其在1937年的信中，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昵称，获得了个性、行程，甚至档案的特征。他去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作文学朗读及向出版商推销他的小说，在给薇拉的信中避免直接提及他的收入——即不愿与德国税务局打交道，也讨厌一个可能存在的十分警觉的监管者。所以，他在信中虚构了两个人物来代表他挣了多少钱。这两个幽灵戏仿了他们的创造者，既具有纳博科夫的一些品性又与他大相径庭。格里高里·阿布拉莫维奇在1936年2月13日的信中露面，他“敏锐、务实、秀美”（1936年2月19日信），有家庭，希望在巴黎定居（1936年2月17日信），无法像纳博科夫那样计划去伦敦旅行，因为他拿不到签证（1937年2月4日信）。维克托，另一个幽灵，出现在1937年1月22日信中，他的生平资料并不全面，两周后（1937年2月5日信）他暂时消失了。某种程度上，他与其创造者更接近：因一个耳背的神父的错误，纳博科夫受洗时差点被命名为维克托，他把这个名字给了短篇小说《音乐》的叙述者和主人公，之后又为《普宁》中那位有天赋的年轻艺术家取名为维克托·温德。在信中，维克托比格里高里具有更多的活力，被赶走后很快又出现，挣了更多的钱，并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变化，成了一位有血有肉的父亲，名为瓦季姆·维克托洛维奇·卢得涅夫，即俄国侨民杂志《当代年鉴》的主编。（“瓦季姆·维克托洛维奇给他父亲几百法郎作为酬金。那位父亲会收下的。”）既然父名是由父亲名字派生而来的，那瓦季姆·维克托洛维奇·卢得涅夫就意味他叫瓦季姆，维克托的儿子，而维克托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虚构，他的另一个自我。写下这封有关卢得涅夫的信四年之后，纳博科夫会称赞果戈里创造“次要角色”的技巧，这些角色“由这样的从句……各种隐喻、比较及直抒胸臆所产生”。无疑，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书信体散文是很果戈理式的。
如同果戈理，纳博科夫不失时机地将生活的一丝一缕——或语言的一词一句——变成一席小说盛宴。甚至他实际的财务状况也用虚构性的花絮来装饰。比利时法郎变形为谢苗·路德维格维奇·法兰克（ 1936年1月27日信），这位哲学家和老相识，让纳博科夫描写这种货币，仿佛数以百计的人纷纷复制他们自己。他在英国和法国的收入成了“蝴蝶”（在1937年2月5日信中，他谈及收集了“三千只蝴蝶的藏品——至今”），而维克托此刻成了一个蝴蝶专家，在大英博物馆谋得一个职位，（“维克托，我也是在博物馆拜访的，他现在已经收集了129份蝴蝶样本——从英国地带。”）这是纳博科夫梦寐以求的学术天堂，没有经济上的担心及其他后顾之忧。蝴蝶代码最终失去了它的光泽。在1937年春季，他开始写到收藏、储存以及给他母亲寄“书”——即他母亲急需的钱。他的财政密码添加了“期刊”和“书籍”，“页码”。（ “……所以加在一起，从我的‘百科全书’共寄了九百页捷克”；“维克托昨天给他母亲寄了第四册——这两个月来，总共一千两百页捷克语译文。”）——用一系列的语言表示——代表他挣得的不同货币的数量。
纳博科夫热衷于将他的收入进行编码，并能够让这种游戏看起来相当普通，相对于果戈里极为丰沛的文学想象，这种游戏甚至有点俗气。但他书信中的大部分文学虚构源于戏谑行为，而非实用主义。1926年，当薇拉去德国南部一家疗养院进行治疗，他发明了一大群小动物，有些名称闻所未闻，是从他为薇拉煞费苦心所取名称中衍生出来的，每封信中均出现新的称呼。这些“小动物”中，许多确实很娇小，属于猫科及犬齿类动物——如“普齐”（Pooch, Poochums），（见1925年8月27日信、1925年8月29日信、1926年6月6日信、1926年7月3日信。）一种杂种小狗，1925至1926年，纳博科夫给妻子取的绰号。另一些名称显然与人有关，如塔夫蒂夫人（Mrs. Tufty），一个穿着时尚的人，再如达令先生（Mr. Darling），一个口齿不清、天性敏感，书信中“字谜部”的德裔“编辑”，他暗恋薇拉，因她对“他的”数量众多的字谜和文字游戏懒得理睬而耿耿于怀。达令先生躲在字纸篓里哭泣，或者胆大妄为地想借纳博科夫的笔在信中给心爱的人写上几句，这些都是艺术的神来之笔，就像达令本人，虽有名字，但避免归类。这犹如在艺术上走钢丝，是“生命生成”的小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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