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装先生与旗袍太太_陶方宣著_9787555903185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民国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时代，旧思想与新文化、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小脚女人和新派女性并存……新旧交替，相互激荡，色彩缤纷的生活孕育着社会的巨大蜕变。所以才有西装与旗袍这样优美动人的爱情，才有西装与小脚这样匪夷所思的婚配。本书讲诉30多位民国大师、名流奇异的婚配故事，带你领略那个时代的市井百态，读懂转型时期的中国和与时俱进的中国人。

　　西装先生与旗袍太太（序）
　　陶方宣
　　想起风起云涌的民国年代，就会想起那些穿西装的先生和穿旗袍的太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西装先生们一个个斯文风雅、满腹经纶；旗袍妖娆曲线玲珑，旗袍太太们一个个风情万种、曼妙如花。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故事也像他们的摩登衣裳一样引人注目：那是西装先生与小脚夫人的故事，那是西装先生与旗袍太太的故事，小脚原配与新潮女郎，盲婚与哑嫁，
　　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婚姻关系上结出的奇异之果。
　　这世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一切都与特定环境、时代背景相关。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八股文盛行不衰，一方面新文化风云激荡：有先生乘飞机留洋、欣赏电影，享受与欧美同步的现代文明；也有老爷四世同堂、妻妾成群，延续着千年不变的传统生活。走在马路上举目四望，常常是高跟鞋与三寸金莲同行，鸦片烟馆与威士忌酒吧同在。吃花酒的男人长袍马褂，梳爱司头的女郎旗袍摩登。生活表面的色彩缤纷源于社会内部的巨大蜕变，漫长的封建专制腐败没落却千古不改，中国人在这坛霉大酱中腌制了几千年，一个个从里到外都腌成了老酱瓜。也就在这时候，鸦片战争来了，《南京条约》签订了，毫无疑问它是丧权辱国的。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鸦片战争的另一面，就是撞开锈迹斑斑、霉气重重的封建国门，让太平洋上温暖湿润的季风浩浩荡荡地吹了进来。有了这股强劲的东南风的吹荡，我们才看到引领风潮的现代文明，才有了开风气之先的民国时代和令人目眩神迷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第一次文化大碰撞。
　　如此跌宕起伏的时代嬗变，必定要影响人们的生活。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婚姻观念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落差：那些出洋留学、得风气之先的西装先生，却一个个不由自主地接受了父母包办的婚姻，与目不识丁、甚至在婚前未曾谋面的小脚太太结婚生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适与江冬秀、鲁迅与朱安——他们的婚姻甚至被报刊称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此事让上海滩最摩登的女作家张爱玲非常好奇，她亲自到胡适家一探究竟，自作主张地将这种婚姻称之为“盲婚”——盲目的婚姻。她对闺蜜炎樱说：“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发生爱情的，但先有性再有爱，缺少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就不是恋爱。”
　　“盲婚”作为民国以前中国人的婚姻方式一直存在，它与“哑嫁”一起为中国人所熟知。“盲婚”就是“哑嫁”，只不过一个从男人角度出发，一个从女性角度叙述。这是最典型的传统包办婚姻，男女双方互不了解，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而成。那个年代的中国不仅仅是胡适、鲁迅，从徐志摩到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郁达夫，谁不是“盲婚”配“哑嫁”？胡适曾竭力抗拒江冬秀的小脚，在上海吃花酒、逛窑子、捧戏子，但是后来他还是一味妥协。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反封建的斗士，最后怎么会向一双三寸金莲妥协。不仅仅是母命难违那么简单，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秩序与生存法则——张爱玲无法理解，在张爱玲心中，一代青年领袖胡适之，怎么可能与手脚肥胖的村姑江冬秀有爱情呢？两个人既然没有爱情，又怎么可能睡在一起生儿育女？张爱玲的怀疑也是民国进步之一，甚至张爱玲与胡适这样人物的出现就是民国开放的标志：全新的人物次第出现，西装革履取代了长袍马褂，摩登旗袍取代了宽袍大袖，新一代女性不可能裹上三寸金莲接受盲婚与哑嫁。她们我行我素、活色生香，信奉爱情至上、自由万岁，稍不满意便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从来没有哪一代女人像张爱玲她们这样自由与独立：爱我所爱的情人，哪怕他是众口一词的“汉奸”，那是政治上的定义，与我的爱情无关。我的爱情就是发自我的内心，我的身体只服从我内心召唤。需要说明的是，这也是民国式的爱情与婚姻，也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西装先生与旗袍太太的故事。当然它和西装先生与小脚夫人的故事完全不同，就像那些穿旗袍的女明星、交际花与乡下目不识丁的原配夫人、小脚太太完全不同一样——它既热烈又奔放，既激情又洒脱。但是，无论是西装先生与旗袍太太抑或西装先生与小脚夫人，它依然是民国的故事，它的奇异或者说独特就是民国的奇异与独特。那是一个既开放又包容的时代，那是一个既专制又愚昧的时代，所以才有西装先生与旗袍太太这样优美动人的爱情，所以才有西装先生与小脚夫人这样匪夷所思的婚配。
　　我在这里只是作了记录与裁剪的工作，通过他们写了一部故事体的民国史，或者说是一部家庭版的民国史，希望你能从中读懂转型时期的中国和与时俱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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