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2（2016年第2辑，套装共2册）_吴思敬，林莽编_9787506389464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的新人。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不断扩展《诗探索》的有效读者群。办好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的诗歌研讨会和有特色的诗歌奖项。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贡献。
　　《诗探索.2》由吴思敬、林莽主编，分为理论卷和作品卷。理论卷包括诗学研究、孙玉石诗学思想研究、诗歌文本细读、诗人访谈、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回顾、结识一位诗人、姿态与尺度、新诗史料、译丛外国诗论等。作品卷包括诗坛峰会、探索与发现、汉诗新作、新诗图文志等。

　　理论卷
　　编者的话
　　孙玉石先生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诗歌理论家之一。在他的身上突出体现了北京大学学者的求实、创新、严谨、厚重的学风。孙玉石先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新诗研究几十年，推出了《〈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导读》《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鲁迅《野草》的研究，对以象征派诗歌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研究，对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研究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并在这些研究工作中显示了他独特的学术品格。为对孙玉石先生的学术贡献做深入总结，以推动中国当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于2015年11月14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礼堂会议室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庆贺孙玉石教授八十华诞暨孙玉石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本刊特在“孙玉石诗学思想研究”栏目下，选发了谢冕、洪子诚、温儒敏、王泽龙、郭小聪五位先生的发言，此外，吴晓东的《无言之美——孙玉石教授的学术与教育行迹》则是一篇浓缩的孙玉石学术评传，具有宝贵的文学史料价值。
　　屠岸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他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说：“我的精神寄托是诗歌。诗歌是我一生的追求，诗歌是我的希望。”“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诚哉此言！屠岸的一生真正是诗化的人生，他为诗而生，终生与诗相伴，不离不弃。屠岸从1941年开始发表诗歌，其诗歌创作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今天。他的诗歌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感受与哲学意蕴结合起来，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手法结合起来。他是当之无愧的诗坛的世纪之树。本辑发表的《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的《屠岸访谈：来世我还做诗人》，展示了诗人晚年的襟抱，那种对诗的钟爱、对诗人使命的理解，那种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动。
　　臧海英是近年脱颖而出的一位山东青年诗人。她热爱诗歌，她说：“如果不写诗，我早已内心崩溃。写诗带给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我的重构。”她的诗来自心灵的撞击，来自生命的隐秘之处，真诚、自然，充溢着一种博大的爱。她的诗来自生活，却不是对生活现象的照搬，而是透过诗性的巧思，不时给读者以惊喜。本刊特在“结识一位诗人”栏目中，发表一禾、薛红云、刘彩宏的评论，把这位有大悲悯的情怀、有创作潜力的青年诗人介绍给读者。
　　阿多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尽管已为国内的诗人所熟知并经常被人引用，然而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一致，甚至出现种种误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赵勇教授，对阿多诺这句名言提出的背景、流传、在流传中遭遇的广泛误解，以及阿多诺生前面对这种误解不得不做的反复解释等，加以梳理，还原这句话的本来面目，揭示其丰富内涵。作者的结论是：“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命题既非禁令，也非咒语，而是阿多诺面对文化重建问题的一种极端性表达，其中又隐含着他对奥斯威辛之后文学艺术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深刻关切。它固然是以单维而否定的面目横空出世的，但是却又隐含着对艺术的肯定之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否野蛮、艺术是否可能的问题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阿多诺形成了如此看待文学艺术问题的视角，进而逼迫人们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注目沉思。他在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摇摆状态”也恰恰说明，对这种终极问题进行执着的“哲学反思”才是最为重要的。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试解读
　　赵勇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ist barbarisch／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是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写出的一句名言，也被称为“奥斯威辛之后”命题。这一命题一方面因其通俗易懂而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又因种种原因而遭到广泛误解。阿多诺生前便已面对这种误解，并不得不反复解释，既削弱其锋芒，也修改其表达。这种解释中的退让和退让中的解释本身已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症候；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解释，这一命题也不断获得了一些追加意涵，它们与原意叠合在一起，共同深化和完善了这一表达。本文意在呈现此命题在阿多诺思想内部“旅行”的相关语境，还原其本来面目，揭示其丰富内涵，从而与无数的其他解读构成某种对话关系。
　　一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在《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1949／1951）一文行将结束时出现的。关于这句名言，阿多诺的学生蒂德曼（Rolf Tiedemann）曾如此解释道：“在阿多诺的这个句子中，‘写诗’是一种提喻法（synecdoche）；它代表着艺术本身，并最终代表着整个文化。”从阿多诺全文的逻辑走向上看，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阿多诺通篇都在谈文化（偶尔涉及艺术问题），当谈到高潮部分时，他便以局部代整体，亮出了提喻这把撒手锏，从而进一步指出奥斯威辛之后艺术创作的不可能性与文化的非正义性。进一步思考，我们甚至可以把阿多诺的这句表达理解为一种话语策略，即为了呈现文化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提喻把这种严重性推向了极致：当文化已经充分野蛮化之后，以文化的名义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或艺术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内容也很难逃脱野蛮的魔掌。尤其是当艺术“为了美化这个社会”而“肯定着和谐原则（principle of harmony）的有效性”时，它也就成了文化的“同谋”。这样一种艺术当然是野蛮的。
　　但问题是，许多人并没有把这个句子看作提喻，而是看作了一道文学或艺术的禁令。据史蒂芬·米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梳理，在1950年代，反对这一定论的作家有一长串名单，其中尤以安德施（Alfred Andersch）、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和希尔德斯海默（Wolfgang Hildesheimer）最为著名。例如，恩岑斯伯格曾在1959年提供了一个文学的例证——在其诗作中重点思考过杀戮与被杀戮、追逐与逃亡、暴力与死亡之关系的犹太诗人奈莉·萨克丝（Nelly Sachs），以此来回敬阿多诺：“救赎语言并让其具有魅力是写过《在死亡的寓所》（In the dwellings of death）那样的人的职责。”“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反驳这个命题——阿多诺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命题，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而萨克丝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作家们的反驳让阿多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沉默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后，他终于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开始公开回应了：
　　我并不想缓和“奥斯威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它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了鼓励介入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的冲动。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Morts Sans Sépulture）中，有一个人物曾问过这样的问题：“要是有人打你，打得你都骨折了，这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同样的问题是，艺术在今天是否还有存在的权利；社会本身的退化是否还未强加到介入文学概念中的精神退化之上。但是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同样也是正确的——文学必须反抗这种定论，换言之，必须意味着奥斯威辛之后文学的存在还没向犬儒主义屈服投降。
　　在这篇题为《介入》（“Commitment”，1962）的文章中，阿多诺从萨特的《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入手，思考介入文学存在的问题和自律文学（autonomous literature）存在的理由，进而质疑和批评萨特和布莱希特“艺术政治化”的主张。而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则是作为“苦难问题”（The Problem of Suffering）插入到这些问题之中的。这也意味着阿多诺的回应一方面是顺便提及，一方面也把这种回应纳入到了他对介入文学问题的思考之中。在他看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本身并无问题，因为它不仅不是禁令，而且还是对介入文学的一种鼓励。然而，这种鼓励又是通过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样，“否定的方式”既可以指涉“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说，也可以说阿多诺对介入文学的鼓励本身就含有挑剔指谬的意味。说得再通俗些，阿多诺的这种鼓励并非正面鼓励，而是批评式的鼓励，甚至有可能带有某种反讽的意味。因为介入文学虽然不能与“野蛮”等量齐观，但或许正是这种文学让阿多诺意识到了艺术是否还有合法存在的理由。同时，他也怀疑社会与精神齐退化的局面是否已作用于介入文学，让文学落入到了他所批评过的那种“肯定性文化”之中。
　　虽然阿多诺对介入文学颇有微词，但他毕竟承认了恩岑斯伯格的反驳具有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他的立场虽有所后撤，但这种后撤又可称之为“战略撤退”，因为他在撤退中既有对介入文学的进攻，又有对艺术难题的确认。而经过如此这般的解释之后，这一问题显然也被进一步复杂化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在阿多诺所看重的那些能够呈现苦难的艺术样式中，诗歌依然难入他的法眼。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虽然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卡夫卡的小说和贝克特的戏剧通过形式创新具有了力量，但诗歌却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尽管恩岑斯伯格是以诗人诗作为例向阿多诺叫板，但阿多诺却没有以此接招。他依然把诗歌打入了另册。
　　这么说，是不是因为萨克丝一个人的诗歌还不够分量？倘如此，另一位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呢？策兰其人其作又在阿多诺的心目中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据米勒多姆介绍，阿多诺与策兰的交往是从1959年8月那次错过的会面开始的。一个月之后，策兰根据这次未竟之遇写出一篇虚构的散文：《山中对话》（“Conversation in the Mountains”）。不久，策兰与阿多诺终于在法兰克福相遇，随后两人有了通信往来，阿多诺也开始关注策兰的诗歌，他甚至想为策兰的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1959）写一篇评论文章，以此表示其支持。但因此时他已投入到《美学理论》的准备之中，此文的写作只得一拖再拖，终未成篇，这让策兰深感遗憾。但尽管如此，当《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1966）面世时，策兰依然不吝赞许之词。而策兰的夸赞则给阿多诺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此书“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部分，阿多诺收回了他原来的那个命题。
　　从以上的交往情况可以看出，策兰其人其作确实进入到了阿多诺的视野之中。而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虽未提及策兰的名字，但当他又一次郑重其事地面对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否可能的问题时，他对策兰诗歌的感受与理解很可能已直接参与到了他的相关思考之中。但这是不是意味着阿多诺因此就“收回”了他原来的那个命题，却是值得认真辨析的。许多人只是看到阿多诺说了一句“以前的说法也许错误”之类的话，就觉得阿多诺已改弦更张，这其实大大简化了阿多诺的思想。让我们看看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是怎样表达的：
　　经年累月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并不为错：奥斯威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特别是那种偶然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本应被处死的人，他们还能否继续活下去？他的幸存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它们就不会有奥斯威辛；这就是那种被赦免的人的莫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根本不再活着，他在1944年就被送进焚尸炉里了，他的整个存在一直都是虚构的，是一个二十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荒唐心愿的流淌。
　　这就是那个被许多人认为是“收回”了以前命题的著名段落。但仔细分析，我们又会发现阿多诺在这里采用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了人们表达痛苦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以前那个命题可能有错；另一方面，他马上又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奥斯威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如果说前面的问题还停留在文学或艺术领域，那么后面的问题则进入到了形而上学的框架之中。或者也可以说，他把文学或艺术问题拖进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之中，让它也在“第一哲学”中进一步敞开自己，接受检验。而在随后的论述中，阿多诺不但又回到了《文化批评与社会》一文的总体思路中，而且其用词和表达也更加激烈。他说：“文化憎恶恶臭，因为它发出恶臭——正如布莱希特用华丽的词句所说的那样，因为文化的大厦是用狗屎建造起来的。在写出这句话的几年之后，奥斯威辛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所有的后奥斯威辛文化（postAuschwitz culture），包括对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而由于文化已变成了意识形态，所以，“无论谁为维持这种应被彻底谴责和破烂不堪的文化而进行辩护，他都成了它的同谋；而那种对文化说‘不’的人则直接推进了我们的文化所呈现出的野蛮状态。”
　　通过以上引述，我们马上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旦进入到文化领域，阿多诺的问题意识、用词习惯（如频繁地使用“野蛮”）与《文化批评与社会》并无任何区别。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承认“奥斯威辛之后”命题在提喻的意义上指涉着整个文化的破败和失败，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阿多诺表面上在说这一命题有误，而实际上却通过强化文化方面的思考和论述，反证出了这一命题的冷峻与严肃？
　　那么，又该怎样对待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这一处的退让呢？除了此书已经呈现的那些论述，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挑明的未尽之意或言外之意？若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面对《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Metaphysics: concept and problems，1965）中的那处回应了。
　　《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是根据阿多诺当年上课的录音整理出来的一部讲稿，迟至1998年，它才被编入阿多诺的遗著中，由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出版。蒂德曼指出，从1960年开始，阿多诺就分别开设过几次课程，而这些课程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在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写作做着相关的前期准备。“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也是其中的一次课程，此课程开设于1965年的夏季学期，其内容直接关联着《否定的辩证法》中的最后一个“模式”：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在进行到第十四讲内容时，阿多诺又一次触及到了奥斯威辛之后能否写诗的话题：
　　我曾经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人们不能再写诗了，写出这句话时我没料到会引发一场讨论。出乎我的意料是因为就哲学的本性而言——我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是哲学，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即便它没有涉及所谓的哲学主题——没有什么东西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意会。哲学从来都只涉及各种趋势而不包含事实陈述。根据表面意思来判断这一陈述并且说：“他曾写过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再写诗了，所以要么人们真的不能写诗——假如有人去写，那这个人就是个无赖或冷血动物；要么他是错的，他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是对哲学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起因于哲学越来越亲近全能的科学发展趋势。那么，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哲学反思恰恰存在于这两种不同的、如此截然对立的可能性的缝隙之间，或者借用康德的术语，是存在于这两者的“摇摆状态”（vibration）之间。正如我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不能（could not）写诗了——借助于这一说法，意味着我指向了那个时候复苏后的文化的空洞虚伪；另一方面，这句话表述为人们必须（must）写诗同样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就和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的陈述——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苦难意识（awareness of suffering），那就必须也有作为这种意识之客观形式的艺术同时存在——协调一致了。不过天晓得，这并不是说我能解决这种二律背反（antinomy），而自从我自己的冲动在这种二律背反中正好站在艺术一边之后，也意味着我更少这么去做了，这样我就被错误地指控为想要压制写诗。东部地区的报纸甚至说我已公然宣称与艺术为敌，说我因此已采取了一种野蛮的立场。不过人们必须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奥斯威辛之后人们是否还能活着（live）的问题。比如，这一问题就反复出现在那些折磨着我的梦中。在梦中我有一种感受：我真的不再活着了，我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些奥斯威辛遇难者心愿的流淌（emanation）。
　　由于阿多诺是在面向学生授课，他在这里呈现出来的思考与《否定的辩证法》中那处简短的论述相比，其内容要显得更丰富，其表达也显得更婉转，更细腻。归纳一下，阿多诺在这里主要涉及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是一个哲学问题，且不能理解得过于机械。而通过他自己的解释，也反证出“提喻”之说是可以成立的。其次，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再写诗和必须去写诗是一个二律背反问题，而这也是阿多诺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以如此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命题。第三，借用黑格尔的论说为自己的这种思考提供证据，这样也就接通了他在《介入》一文中的类似说法。第四，推出了奥斯威辛之后人们是否还能继续活着的命题，并以自己被噩梦折磨为例，呈现这一问题的残酷性。而通过这四层意思也可看出，阿多诺讲课时那种呈现着思考过程且相对柔和的陈述如何演变成了《否定的辩证法》中那种更执着的追问和更冷硬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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