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比兴诗学，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诗教的价值观念系统，二是文学的审美属性。张雨编著的《诗教之彀与审美之维：当代诗歌中的比兴研究》在梳理传统比兴诗学的基础上，考察了十七年诗歌、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呈现了传统比兴诗学在当代的延续、更新与消逝，呈现了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影响的焦虑，以及远离历史后，诗歌写作的尴尬。《诗教之彀与审美之维：当代诗歌中的比兴研究》立足当下，打通古今，为诗歌研究提供了深度思考的空间。
《诗教之彀与审美之维：当代诗歌中的比兴研究》选择比兴，从话语方式的角度人手，梳理古代诗学、探讨当代诗歌的研究思路是很值得肯定的。在他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年轻学者在现代学术中的焦虑、甄别与抉择。他在借鉴西方现代学术路径的同时，用中国自身的传统去考量现实，用传统中固有的诗学资源，去梳理诗歌理论，观照当下创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更深入的层面，审视文学的过去与当下。
张雨，男，1981年生，汉族，甘肃定西人。200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
导言
第一章 比兴的双重内涵
第一节 比兴与社会批评话语的形成
一 比兴的意义转换模式
二 比兴与美刺
三 比兴与讽谏
第二节 比兴与诗歌之美的形成
一 兴——诗情的发生
二 方法的自觉
三 诗后效应——诗歌的蕴藉性
四 从诗歌意境到人生境界——生命诗学的形成·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的比兴研究
第一节 “美刺”、“讽谏”的文化语境
一 “理”的统一与“礼”的规范
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二节 “鸟兽草木”的诗歌景观
一 从“鸟兽草木”到“草木”“禽兽”
二 艾青的“鸟兽草木”
三 郭沫若与《百花齐放》
第三节 审美比兴的消逝
一 比兴与民歌改造
二 蕴藉表达的危险
三 “十七年”诗歌中的“自然”
四 “十七年”诗歌中的自然人性
第三章 朦胧诗与比兴研究
第一节 最后的“诗谏”
一 “诗谏”的发生——悼贤臣、清君侧
二 “诗谏”的高潮——“一切政策必须落实”
三 “诗谏”的尾声——控诉官僚主义
第二节 告别“谏者”
一 个人英雄的出现
二 从“相信”到“怀疑”
第三节 告别“温柔敦厚”——新的美学原则的确立
一 “温柔敦厚”的当代景观
二 告别“温柔敦厚”
三 比兴的现代转型
第四章 第三代诗歌与比兴研究
第一节 无“志”可言——第三代的诗歌处境
一 “天狗”的解救之道
二 绝望的“天狗”
三 绝路而返——第三代诗人的诞生
第二节 “去意存象”与“靠近能指”
一 去意存象
二 靠近能指
第三节 告别远方
一 远方的“声音”
二 告别远方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诗风背后有灵魂的秘密，主流诗歌界的诊断是准确的。但是，命名却是粗暴的。命名意味着定罪。为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规定政治属性，是5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的主要模式。与语言的蕴藉性联系起来，有以下两个判断标准：明朗直白——积极热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思想上也是社会主义的；朦胧晦涩——消极颓废——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政治思想上也是资本主义的。
另外，产生这种判断，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古代社会，统治者要对臣民的语言方式进行规训，希望他们温柔敦厚不质直言之；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和朝廷，对文字非常警觉——认为言语晦涩是因为不敢直言，不敢直言就是包藏祸心。在这种奇特诡异的文化心理、政治气候中，文人战战兢兢、担心祸从口出，统治者充满警惕、杯弓蛇影。于是，比兴讽谏的礼仪之道，常常成为戏弄权威的证据，成为罗织罪名的材料。朦胧与晦涩为什么有罪呢？在批判《草木篇》的过程中，一篇文章阐述了其中的奥秘：“一位老作家说得好：解放前我们某些革命作家为了反抗国民党的统治，揭露社会的黑暗，是常常用这种隐晦的表现手法的：托言花草、寄情鸟兽，以表达自己的怨和恨。这样可以逃过官方的审查，既骂了他们，在法律上也构不成罪名。”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坚持运用这种隐晦的表现手法，到底意欲何为呢？《草木篇》的罪名就这样落实了：“在那含义晦涩的诗句里……他所愤恨和菲薄的，不是革命者共同的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人民。”这种把语言蕴藉与包藏祸心联系起来、上纲上线的文学批判模式形成于19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一直到80年代初，在“朦胧诗”的论争中，许多深受其害的诗人，也用这样的思维模式来批判新的诗歌。
其实在1949年以前，很多表达隐晦的诗文，并不都是为了躲避审查，而是出于文学语言的审美自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风，此起彼伏，本属历史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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