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农历辛酉年，列强公使进驻京师，三大拥兵割据的农民起义军与咸丰帝“争山”，总理衙门“开印”办公，洋务内阁诞生，曾国藩夺取了剿灭太平天国的关键一役，咸丰皇帝驾崩，“北京政变”爆发，新的新政治体制建立，中国历史由此大转折……《咸丰十一年》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记事，写人，梳理天朝向近代的历史走向。
事件鲜活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文字清新可读而不失历史之尊。
不堪回首的“洋祸”、天子“蒙尘”、诅咒“上帝”、大海蛟螭、养痈遗……《咸丰十一年》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记事，写人，梳理天朝向近代的历史走向。事件鲜活生动，人物有血有肉，文字清新可读而不失历史之尊。
池子华，男，生于1961年8月，安徽涡阳县人。1981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毕业，留校担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1991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方之光教授治中国近现代史。1994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12月任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1996年7任河北大学教授，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近现代史、人口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双重导师”），河北省职称评审委员，河北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2001年9月至今，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著作有《中国近代流民》（获河北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贰等奖）、《曾国藩传》《幻灭与觉醒》《张乐行评传》（在安徽举行首发式，获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贰等奖）、《晚清梟雄苗沛霖》《中国流民史：近代卷》（获安徽省图书奖）、《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贰等奖）、《百年红十字》（第一作者）等，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要业绩录入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主编的《世界名人辞典》《中华优秀人物大典》等。
引子
第一章 “行在”热河：破碎的梦
不堪回首的“洋祸”
天子“蒙尘”
诅咒“上帝”
第二章 新春霉运：苗沛霖分庭抗礼
大海蛟螭
养痈遗患
天顺王：“争山”新对手
第三章 幻灭与觉醒
公使驻京：“天朝”神话的幻灭
皇弟奕
睁开蒙咙的睡眼：“洋务内阁”的诞生与中国的觉醒
第四章 纷扰之夏
淮北捻军“远征”
山东“大半糜烂”
“借师助剿”乎？
第五章 “龙驭上宾”：咸丰驾崩之后
“破碎的蛋壳”
“肃老六”与“鬼子六”
“天生丽质难自弃”：那拉氏的芳心在权欲中异变
第六章 军事上的大转折：曾胡洞开天京门户
曾国藩：在“自杀”中崛起
曾国藩与胡林翼
洞开天京门户
第七章 惊心动魄的政治权力角逐
叔嫂之间
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垂帘听政
第八章 “中兴”之基
“中兴”之基
尘埃落定：“借师助剿”的实施
“花未全开月未圆”：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化的新起点
尾声“抗议”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咸丰十一年》：
从订立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到奕诗坐上皇帝的宝座，有十年中外相安的安定和平时期，十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太短促，但对战败的中国实在是难得的机遇，抓住机遇，只争朝夕，奋发图强，改变一下积贫积弱的现实，谁能说中国没有希望？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来之不易的机遇又一次在虚幻的迷梦中流逝。战败者（清政府）既不以战败为耻，自然无所谓冼雪国耻了。至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心已失，更不在话下了。
咸丰皇帝20岁登上皇位，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很想有所作为，他觉得，再不能像父皇那样浑浑噩噩，弄得国势阽危。
没有直接资料证明咸丰对先父的外交政策妄置一词，而其登极伊始的所作所为，的确使人感到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朝气，有着扶“大厦”之将倾的胆略。试看，他把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宗室耆英降职，说他“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给大清帝国带来耻辱，罪有应得。同时，给因禁烟、抗英而遭贬的林则徐平反昭雪，重新录用。这带有拨乱反正意味的举措，虽难说他公然向英国等西方列强发出挑战信号，但至少出了一口郁积胸中的恶气。他不服输。
咸丰长在深宫之中，对外界，特别是对“夷”（西方列强）情毫无所知。要防“夷”·治“夷”，非知“夷”不可。咸丰三年（1853年）他命武英殿修书处将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一书进呈。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书中提出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就是以“夷”为师，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制炮技术以及养兵练兵之法，目的是为了“制夷”。要想让至高无上的大清帝国皇帝放下架子去“师夷”，谁都不敢想象。究竟如何“制夷”？他当然要寻求行之有效的方略。可是“上帝”（这里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因其信奉基督教故称）硬是不给他时间，还差一点儿没把他的老窝给端了，这使他欲伸国威而有所不能了。而国内大乱的局面又为“洋祸”的卷土重来制造了良机，陷他于尴尬难堪的境地。“苦命天子”咸丰可谓雪上加霜，祸不单行，三叹“命苦”！“洋祸”的卷土重来起于修约交涉，又是英国一马当先。
所谓“修约”，无非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条约内容，增加新的条款，扩大在华利益。修约要求本身并不是“无理的”，《中美望厦条约》第34条就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相应的条款。尽管《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英国援引“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享有同样的权利。咸丰四年（1854年），《南京条约》满十二年，英国率先提出修约要求。法、美本来应到咸丰六年（1856年）才有资格提出修约，这时也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与英国桴鼓呼应。修约问题提了出来。
既然“修约”要求提了出来，咸丰皇帝就该面对现实，派员堂堂正正进行修约谈判，“稍有变通”。英法等国旨在利用中国内乱之机进行外交讹诈，并不希望诉诸武力，咸丰更不愿意开辟“第二条战线”，国内战争早已使他焦头烂额。可是“修约”成为导向战争的起点，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问题出在两广总督叶名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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