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句家庭格言“有钱的人不谈钱”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高自大之外，母亲并没有从她的家族继承到什么遗产。她在我父亲面前基本上显得谦卑恭顺，只在他不在家时才偶尔发发脾气充当伟大的女霸王角色。这一点直到父亲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便发誓抛弃对所有荤菜的兴趣，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像传教士一样对他的家人产生影响时，我们小孩子才明白过来。不过出于对我们生长发育的关心和同情，他允许我们周日吃点儿里昂香肠，来上一只鸡蛋，或者在番茄酱里加上一些碎肉末。
每天下午四点，当其他家庭主妇们给自己煮上一杯咖啡时，我们矮胖的母亲会为自己、我和我哥准备好名副其实的肉宴。这是唯一体现哥们儿义气的事，人家可能会在背后议论她，是她勾起了我们这种丑恶的欲望。
我们必须在父亲回家之前把所有和肉有关的东西清除干净，好比要把尸体清除得一干二净一样。不管是骨头、肉皮、肥肉，还是气味或者油腻的盘子，都不允许为我们悄悄的罪行留下物证。我们的牙齿必须刷净，垃圾必须清空，厨房里必须喷上有着橙汁芳香的喷雾液，让其恢复到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的状态。
不过我其实还是父亲的乖女儿，为自己吃下荤菜的不诚实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要不是他的转变在我童年时代那次巨大的心灵创伤前一年发生的话，我肯定要把这件事归罪到自己头上了。
父亲也喜欢那些涉及金钱方面的格言。我们早就知道“金钱没铜臭味”“金钱不会在马路边找到”以及“金钱万能，但并不带来幸福”之类的话。不过他大多在喃喃自语：“钱不是问题。”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钱花掉：我哥十一岁那年想学钢琴，他二话不说就买了架音乐会用的三角大钢琴，它至今依然摆放在父母家的客厅里，可惜我哥只在那上面胡乱敲击了八个月。另外，父亲坚持要我省下零花钱来购买三角尺、荧光笔、发夹和网球鞋。母亲就算不知道她老公究竟赚多少钱，但估摸他应该是属于高收入者。因为钱在我们家里不是问题，所以她偶尔要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要求。我拿到高中毕业证书的时候，父亲又送了我一辆小轿车，这原本是我哥希望得到的礼物。
我很早就懂得，父母的爱可以用自己的成绩换来。父母为我优异的学业成绩、我的勤奋以及我作为家庭主妇的最初成就感到自豪。
我珍藏着一些照片，照片上我在做园丁活儿，小小的脑袋3
上戴着草帽，手里拿着浇水壶。父亲也有意把我培养成厨师，我系上一条大格子图案的围裙娇态十足地用牙膏装饰各种不同的沙箱大蛋糕，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还想把我培养成护士。我的小床上四处堆放着所有的玩具娃娃和玩具狗熊，我用卫生纸做成的巨大绷带将它们缺胳膊断腿的肢体缠绕起来。有些玩具上有了丝丝斑痕，我用红粉笔在它们的脸上加了点点。我记得有过一次唯一的经历，这种护士综合征竟然导致父母起了争执，因为我充满激情地对一只并非刚死去的鼹鼠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当时我还自以为是家里的宠儿：一个勤勉可爱的姑娘，乐意戴上自己的小头巾。就是上学之后，我也同样满足家人所有的期盼：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后来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显示出才华。十岁时，我采集植物，压制它们做成植物标本，这些东西我至今还收藏着。我身上的一切和我的全部家产必须干干净净、整理妥当，我的房间被我收拾得一尘不染，我按照自己的原型寻找和我玩耍的女伙伴，我必须从卫生角度让养殖在地下室里的蚯蚓和储存的苹果保持隔离。
到了中学，我孜孜不倦地学习却绝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赞赏。我用一把直尺和黄色荧光笔把教科书上面的重要句子认认真真地画出来，可这样一种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却被视为滑稽可笑：他们说这是个人追求虚荣的表现。我想尽力和女同学保持友谊，可还是失败了。老师们不断地赞美我，其后果只能使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我十二岁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件大事。有一次课间休息，女老师离开教室，我也赶紧奔向厕所，每次心情烦躁时我上厕所的频率就会加大。随后我想回到教室里，可门却再也打不开了。至少有十多个人从里面顶住门，我从外面可以听到那种轻轻的窃窃私语声和暗笑声。实际上我并没有特别迅速地陷入混乱之中，可那是在一月，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整个上午我都感觉受不了了，此刻我的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我用尽全力扑向这扇灰油漆粉刷的已被抓出抓痕的木门，正是它将我和所有其他同学分隔开。再过几分钟就要上课了，我恐怕只能眼睁睁地等着上课铃声响起，而所有的同学都会在女老师进来时面带无辜的表情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可我把上课迟到的事看得过于严重，结果拼着命来了一次助跑，因而注定了惨剧的发生。
门松动了，好像谁也没有堵住它一样，我像一颗子弹一样“嗖”的一声从门槛上冲过去。我同时还感觉到那只黄铜把手在我的手里发出沉重的碰撞声，随后我就跌倒在绿色的亚麻油地毡地板上，几乎与此同时，女老师进来了。我的敌人们仿佛鬼火一般飞向自己的座位。
老师当然向我发问了。我什么也没说，人们肯定永远不会原谅告密者。教室里马上又变得安静起来，可一个男同学不见了踪影。“阿克塞尔出去没回来。”我的女邻座说。老师派了一名侦察员同学出去寻找，可他一无所获地回来了。老师这下也急了，亲自跑到外面的走廊上，叫喊着，甚至还进了男厕所，尽了自己应尽的监管责任。最后，有一个同学说，阿克塞尔可能回家去了，因为他担心我会告他的状。因为他总是有理由旷课，这一点似乎是可信的。5
四小时后，他被找到了。尸检时发现，我使劲用力时门把手撞到了他的头颅。不幸的是，当所有其他人突然放开门时，他刚好透过钥匙孔向外窥探。阿克塞尔可能担心自己受到惩罚，跑进了放置地图的储藏室，因为头疼发作而失去了知觉。他死于脑溢血。
后来警方到现场调查，我对此已毫无印象。当或多或少的匿名纸条开始出现在我座位上时，父母设法让我转学了。那些皱巴巴的黄色线格的纸条上写着“凶手”两字。
父亲偶尔会长久地注视我，眼里满是泪水和无尽的疲惫。
有人把我从学校里接走，又把我塞进一所女中，那是由罗马天主教乌尔苏拉修女会领导的学校，我在那里表现出入乡随俗和乖学生的模样。别显山露水，这是我的座右铭。此外，学校里也没有发生对我有敌意的事情；阿克塞尔谋杀案并没有被传得沸沸扬扬，因为我的新学校位于另一个镇上。我很满意自己被视为有点儿无聊的模范学生。只有到了十六岁那年，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我的心中开始萌生对男性的某种朦朦胧胧的渴望。
我待在这里，并且无法出去，现在每每想到这一点，就会日夜折磨我。
人在医院里是很少得到安静的，即便花了头等追加保险，却违反我的意愿地躺在双人间里。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理智一点儿的读物。护理人员没完没了地打扰，持续不断地测量体温，吞服药丸，缺乏其他感性享受方面的欢乐，等待难吃的饭菜，多多少少不情愿地被陌生来客偷听——所有这一切将日子压制成一件僵硬的紧身胸衣。我们很早就关灯了。我就像那个一连讲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舍赫拉查达那样，一直讲述我一生中那些特别的故事。相反，我的邻床海尔特夫人却不愿透露任何私密性的话题。对这样一个老处女，我也没指望她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爱生活或是正儿八经的风流韵事。她躺在这家海德堡的妇科医院里，她的子宫之前刚被切除。她说自己得的只是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肿瘤，只是给人带来病痛云云。我想她得的是癌症吧。
真不错，鲍威尔给我带来了影集。我常常盯着这些影集看，这才是真正可看的东西。偶尔我甚至还给我的邻床看一些照片。海尔特今年五十八岁，头发染成了淡蓝色，和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的来客中几乎只有一个女人比她还要更老，那人主要谈论的是她家的狗和自己在医院里的种种经历。鲍威尔坐在我的床头时，海尔特夫人看他的眼神并不是没有一丝兴趣的。我们轻声聊天的时候，她假装在睡觉，可我相信她在偷听我们的讲话，就像她和来客说话时我也会偷听一样。
我的这位女邻居刚刚知道昆虫的外呼吸孔可以致人死命，这种常识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有了。她满怀不加掩饰的好奇倾听着。
或许我和这个陌生女子讲述我的故事，是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疗法，但和那种著名的诊疗椅不同的是，这种疗法不花一分钱。至少我发觉，它可以帮助我在我们病房阴森森的黄昏里，就像对着一个听取忏悔的神父那样，对着一个恐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的陌生女人透露我的经历。
我很想跟她用亲昵的“你”相称，但因为我比她年轻，我是无权去这么做的。为了带个头，我向她提议过，她可以直接叫我“赫拉”。可她拒绝了。如果一个女人连对自己所谓的朋友都称呼“罗默尔太太”，你还能指望她什么呢？
“如果您十六岁的话，默尔曼太太，那我们可以这么称呼?.”
我气呼呼地回应道：“无论如何您完全可以做我妈妈了。”
我这下触痛她的神经了，从她的眼镜镜片后面射出了愤怒的火焰。但尽管如此，我们彼此还是相安无事。这个女人像一名战士那样忍受苦痛，却为失去自己的子宫而哀叹，我觉得这事挺滑稽可笑的。毕竟她一把年纪了，这种被切除的器官就像甲状腺肿那样纯属多余。
有时候，她去上厕所时，我会打量她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和橱里的随身衣物：虽然从医疗保险公司的信件上可以看到她的出生日期、她的公民身份（单身）以及她的名字（罗塞玛丽），但我没看到她的私人信件，也没看到她的任何照片。她把首饰和钱都寄存到保险柜了，那是她亲口对我说的，说是将贵重物品不加看管地存放在房间里是草率行为。想必她并不穷，否则不可能给自己买上一份头等的追加保险。她的香水、睡衣以及家常穿的大衣也很昂贵，而且非常正宗。
前不久，我讲到自己做年轻姑娘时如何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我虽然在黑暗中无法看到她的脸，但相信她的面相一定是怪怪的。
我喜欢那些看起来比我更坏的男人，我那些不合时宜的艳遇虽然瞒过了学校的女老师和女同学，却瞒不过我的家人。他们为此感到震惊不已。或许那段日子里我伤透了父亲的心。他那无辜的金发孩子整天价和那些歪瓜裂枣厮混在一起，那些人是永远入不了他的法眼的。最不幸的是，这一切也并没有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渐渐好转。正如以前我拧断玩具娃娃的腿脚，只是为了重新将它们缝合起来一样，我后来寻找心灵有病的人，也只是为了医治他们的疾病。当我强大到足以解决外来的问题时，它也帮助我摆脱了我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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