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雕像诗人墓
你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见到那么多的诗人雕像、诗人墓地，除了在捷克，在布拉格，还有伦敦城中的西敏寺。在布拉格高山城堡苦栗树掩映的教堂周围，“捷克诗人的精神之父”马哈，领着他的成群的诗友们安心地睡了，生前为伴，死后为邻，长明灯伴着他们的梦，伴着一个透明的信念：对一个诗人，对一首诗，不是盖棺就能定论的，一个民族，有时需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看清自己的诗魂。而更多的诗人，包括流浪的乞讨的诗人，生前的遭遇虽不同，死后的待遇却无异，在大街小巷，在小镇和乡村，血肉之身，有石可托，全都凝为沙岩和大理石的雕像，在转身或眨眼之间。他们就像诗人臧克家笔下的“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他们什么也不用说，让耿耿诗魂，活在骨头、舌头和血液中，在永远的祝福里。
多么好，一种缓慢持久的传统，深情、深沉又可爱的传统。
在我对这种传统一无所知之前，我理解不了捷克历史上为什能够出现那么多出色的诗人，更理解不了时任总统哈维尔为什么一再说“诗人的声音应当更仔细地被倾听，被认真地对待，甚至比对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更严肃地对待”。
我在卡雷尔·希内克·马哈的墓畔久久伫立，认真地倾听：
那是五月初一，
深沉的黄昏，
黄昏的五月——
爱恋的时辰。
斑鸠加入了求爱的合唱，
在那霉湿的松树丛林。
沉静而痴情的青苔低声细语，
参天大树为负心而内疚忧戚，
夜莺向蔷薇献上自己的恋情，
回应的却是一阵阵馥郁的叹息。
灌木丛荫蔽下的平静的湖
在暮霭中发出深沉的悲鸣……
这是马哈在160多年前创作的抒情叙事长诗《五月》的开篇。长诗的主人公威勒姆，是个感情炽烈的人，被家庭驱逐出来，成为强盗的首领。他杀死了那个诱奸他的恋人的人，却原来那个被杀死的人正是他的父亲。天主教会因此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与和他热恋的、绝望的姑娘一起葬身湖水。诗人来到刑场，面对威勒姆的头颅，不由地悲伤起来，想到自己的青春和命运。聪慧的诗人，通过对威勒姆悲剧社会根源的挖掘，对整个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他先从充满哲理思想的自然景物开始描写，让大自然的美反衬出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在那美丽、迷人的五月之夜的对面，是受尽精神折磨的人上了断头台。诗人以自然的和谐，衬托出黑暗社会的混乱，给诗篇以惊心动魄的魅力。因此，马哈被公认为“捷克文学中第一个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信念、怀疑、希望和感情的人”，被誉为“捷克真正的民族诗人”和“捷克诗歌的施洗者和培育了整个现代诗歌的精神之父”。
在诗人墓前，供奉着无数的鲜花和苦栗，清清亮亮的波西米亚玻璃器皿里，有清清亮亮的水，上面漂着燃烧的红蜡烛，而那清水里，有我的泪。在我模糊的泪眼中，闪过坟地里生长着的被捷克民族称作“母亲的魂灵”的小叶儿花，那是与马哈同时代的诗人爱尔本命名的：
母亲死去，
被送进了坟墓，
孤儿们留在了人世；
他们每天清晨去到墓地，
为了找回自己的母亲。
妈妈可怜这些小乖乖：
魂儿悠悠返回家，
化作朵朵小叶儿花，
盛开在自己的坟头上。
小叶儿花啊小叶儿花，你是母亲的魂灵，难道不也是诗人的魂灵吗？诗人死去，被送进了坟墓，读者尚在人世，他们经常到墓地去，带着鲜花、苦栗和泪水，为了找回自己的诗人，诗人化作了朵朵小叶儿花，开在自己的坟头上，前可以见古人，后可以见来者。
可惜我没能找到我心仪已久的诗人塞弗尔特的墓。我在所有埋葬着“妈妈”的坟前徘徊，看他如何找回母亲：
那是一面镶着椭圆金框的镜子，背面的水银已经渐渐脱落，几乎照不清楚人的模样。妈妈的半辈子呀，都是用它来照着梳理头发，她是那样地秀丽端庄。
镜子挂在窗户旁的一个小勾子上，它瞧瞧我，看看你，怎能不舒坦地微笑？妈妈曾是那般地欢乐，连一丝皱纹也不曾有，即使有，也是为数不多的啊。
她常常在小磨坊里，哼着华尔兹舞曲，还和爸爸一起，幸福地跳上几步。当她追忆青春年华，她便忍不住地瞥一眼闪亮的镜子。
她从梳子上摘下脱落的头发，把它缠成一个小团儿，顺手给炉火加餐。当她把发团往炉门里扔时，我看到了妈妈眼角旁的条条皱纹，已是一把张开的小褶扇。
天长日久，镜框变了形，境面也裂了些小缝，它里面渐渐发了霉，后来终于裂成了两半。妈妈就用这破了的镜子，继续梳理着她的鬓发。
时光飞逝，妈妈的头发渐渐斑白，她已经不再去照镜子，习惯于呆在僻静的地方。每当有人来敲门，她便匆匆忙忙走出来，头上系着一块黑色的头巾。
如今，我又走进屋来，但我心绪不宁。没人再站在门槛边等我了，也没人再将我的手握得那样紧了，我不知所措地四下顾盼：那面镜子仍旧挂在墙上，可是我已经看不清它，泪水模糊了我的眼帘。
凭记忆默记的诗行，可能并不十分准确，但十拿九稳。写作这首《妈妈的镜子》的人，是我特别心仪的诗人，被捷克人誉为“本民族伟大的经典诗人”的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84年，“由于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而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全面发展的自由形象”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6年逝去。
我多想找到那面镶着变了形的金框的已经裂开的镜子，我确信它的存在，它出于诗，但来自生命和生活，应该进入捷克国家博物馆。
塞弗尔特，你知道吗，就因为喜欢你的这首诗，我多少回凝视镜子，妄图在那些镜子的深处，看见你笔下的“妈妈”。可是看来看去，却总是看见镜子里的我，和我的母亲。
我也写过一些关于母亲的诗，写过似乎永远不会走路、总是一阵风似的奔跑着的妈妈，写过《娘的脊背》《母亲的灯》，或许是因为再而三写母亲的缘故，有文学前辈曾非常认真地劝导我说：“也写写你父亲吧。”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塞弗尔特，我该怎么回答？
对母亲的爱是一切动物的天性。恰恰因其是天性，古今中外，表达这种爱的人就格外多，使其成为诗的基本母题之一。但多数人靠的是原始生命力的推动，一不留神，情感就扎了堆儿，很难拥有特立独行的艺术表达。将一个儿子对母亲的爱凝聚在一面镜子中，将母亲的一生浓缩在一面镜子中，塞弗尔特，这是你的发现和创造，你的“这一个”母亲的形象，是有史以来最明亮的母亲形象，是没有变形却又成了天下所有母亲缩影的折射。
塞弗尔特有数不清的好诗，顺便抄出一首只有短短四行的《安慰》：
姑娘，姑娘，你为什么皱起眉头，
莫非你遇到了整日阴雨绵绵？
而那边那只小蜉蝣该怎么办啊，
它的一生都遇到阴雨绵绵！
诗行单纯到了不能再单纯，内涵却又丰盈到了十分。如果说它单纯，明明白白，不用我说；如果说它丰盈，坚实饱满，那其中只可意会、无法言说的意味，说也说不透。索性不说吧，只体会诗题：这是一个诗人给我们大家的诗的安慰，如此浅显又深沉博大，如此忧戚又豁达风趣，还有比这更值得让人安慰的安慰吗？说来还真有，只是，那是另一种安慰。请看：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是什么时候
出生的？教师问道
一千年以前，孩子们说。
一百年以前，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孩子们，波拿巴·拿破仑
这一生
做了些什么？教师问道。
他赢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他输了一场战争，孩子们说。
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卖肉人曾经有一条狗，
弗兰克说，
它的名字叫拿破仑，
卖肉人经常打它，
那只狗
一年前
死于饥饿。
此刻所有的孩子都感到悲哀
为拿破仑。
这是当代捷克最杰出的诗人、免疫学博士米洛斯拉夫·赫鲁伯的诗篇《拿破仑》，让你一目了然，又觉得意味重重。一百个读者，可能读出一百个“拿破仑”，但你还是不能说，一说就错。单说它对我们的安慰，因了什么呢？因为孩子们的一派天真？因为幼小心灵的纯真善良？因为诚实的、健康的人格隐喻和道义的承担？
熟悉捷克民族苦难史的人，或许能够从中读出更多的意味和安慰。千百年来，除了短暂的几个历史时期，它的大部分历史，是失败、丧失自由和被外国统治者压迫的历史，近百年中，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是在极权主义的支配下度过的，在残忍的纳粹暴政之后，是苏联坦克的占领，后又几经周折。在如此背景下，诗人何为？
本来，在我最初写作此文时，还抄录了赫鲁伯的著名诗篇《魔术师齐托》和《发明》，那同样是非常有趣、举重若轻却又充分呈现生存和生命真实的诗篇。或许是天意，在经过几次删改之后，当我再度打开电脑，它们已经不翼而飞，也好，免除了我对引文过盛的担心。事实上我不必再做文抄公了，几首诗，就已经回答了“诗人何为”的问题。在一个社会发生扭曲之后，尤其是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诚实与不诚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甚至，诚实无欺这一道德底线消失了。是诗人以诗人的天职，通过对时代的命名和对生存、生命、生活的真实呈现，维护了人类的存在和人类精神，给我们以安慰，为我们指出一种更为广阔的责任。
透过诗人雕像诗人墓，我看见捷克一代代诗人的坚韧的存在：从创作主旨上，贯穿其中的是根本的善和悲悯；从写作方式上，是朴素、简洁，有力、有趣。因而，他们的诗篇，是可以在死后当枕头的，或者说，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纪念碑，就是自己的雕像。在这些雕像旁，有特别在意倾听的人，诗人滋养了他们本来脆弱的心灵，让人性中潜藏着的根本的善得到生长，并有效地遏制了恶的滋生。我曾经动过一个念头：捷克诗歌精神与“布拉格精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苏联人的坦克吓不倒捷克姑娘，她们反而要穿上超短裙在坦克前面翩翩起舞？为什么本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动，我们称其为“剧变”，在布拉格却成为给世人以柔软感觉的“天鹅绒革命”？念头归念头，没有研究，不敢妄加揣度。可以肯定的是，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言：“在某种意义上，诗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无限的。”诗是内外两个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诗人雕像诗人墓的意义，也是以至少双重暗示性的方式呈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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