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政府话语：问题与对策_刘路_9787507839555

风险社会的政府话语研究应置于国家稳定和危机传播的高度。政府管理者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维关系的核心，其媒介话语的认知及掌控能力，既关乎政府与公众如何沟通，又关乎政府与媒体如何共赢，还关乎国家的执政安全与形象构建。本书针对全媒体时代政府话语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析。

风险社会：审视执政主体媒介话语的新维度
今天，传媒实力无疑已成为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求新时期的媒介话语研究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将媒介话语置于国家交往与国际传播的战略高度。政府管理者自身角色的特殊性，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处理政府、传媒和公众的三维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要让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达到优化，必须考虑媒体的桥梁与纽带功能；要使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博弈实现共赢，必须不断培育和提高政府管理者的媒介话语认知及掌控能力。在今天的执政生态中，“风险社会”“政府管理者”“媒介话语”三个词已经深度地勾连在了一起。

乌尔里希·贝克强调的风险社会，是指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是与一种新的风险结构伴生在一起的。风险是个人和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表征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某种潜在状态、社会张力乃至危机水平。现代社会的两大特点：一是全球化的影响使得任何一个地方的舆论热点都可能酿变扩散成全球性的焦点；二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信息封锁成为过去时态，民意发生了历史性的共振与重构。这一方面为执政者对内、对外传播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但更多的是给执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更严峻的考验。因此，以风险社会的研究视域为突破口，切入时下政府管理者群体的媒介话语问题，就显得特别迫切和关键。这便是本书选题的思路和研究的起点。

从自然生态环境考察，现代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失衡，导致灾难性事件时有发生；从社会性矛盾来考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国内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不断分化，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有时难以调和。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的风险性因素剧增，公共危机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件最容易成为国内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极容易成为政府舆论空间的敏感点和脆弱点。近几年来国内外大量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无一不挑战着执政者的危机应对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而执政者参与风险沟通与风险决策的能力，源于其科学运用大众传媒话语的能力。充分调动媒介资源和媒体优势的前提条件，是要正确认知媒体话语。对于政府管理者来说，首先必须具备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媒介素养。这对政府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求完善对社会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能力；二是就异态环境的特殊形势，对风险传播方式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策略调整。

在现代社会，在较大范围进行引导和施加影响的执政行为已经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正如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所说：“如果有一个组织斗胆闯入当代政治领域，却缺乏对媒介运作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公共关系机器如何将这种理解转化为政治优势的认识，那么勇气可嘉之余，失败似乎命中注定。”［英］布赖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第2版）》，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页。W兰斯·班尼特在《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认为，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在民主社会中，权利和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对信息的掌握和策略的运用。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世界风险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而这正是传统一般化交往传媒（并且借助新传媒，即电脑和网络技术）达到纯粹的“自我服务”的时期。此时，灾难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文化交互作用的方式，会加强或消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造风险行为，这反过来造成新的社会或经济后果，其后果远远超过了对健康或环境的直接伤害，如导致对制度丧失信心、污名化、脱离共同体事务等间接影响（“风险的社会放大与弱化”理论）。从理性主义角度看，风险社会中的传媒不仅仅是工具性、功利性的，它还促使社会的发展，并促使我们在本体论层面上建立起必然性的、由因果关系支配的世界观。可以说，风险社会中的媒介本身就是风险之源。

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政府管理者的媒介话语，直接影响风险传播的过程与效果。风险传播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下，通过公共风险信息、公共观点传递和意义共享而进行的社会互动。如果政府管理者的媒介素养不高，就会出现风险传播的价值悖谬效应，进而导致全社会的舆论恐慌或现实危机。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其主要成员（政府管理者）在危机事件处置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较之于常态环境，异常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和社会管理面临更多的隐患和不确定性。如果说常态下政府管理者的媒介话语是有效和无效的问题，那么，异常环境下政府管理者的媒介话语就是社会稳定与动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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