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关于邓小平在1978年重要历史关头力挽狂澜、改变中国命运的全景记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并未立即走上发展的轨道,而是深受“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干扰,这两年时间是中国当代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
在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充分发挥了他的大智大勇,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摆脱长期“左”的错误束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进程,挽救了中国,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深具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围绕着它,前前后后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叶永烈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撰写了这部历史巨著,真实记录了从 “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描述了参与其中的诸多重要人物,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与极左路线的斗争,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本书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是一部深具珍贵历史价值的巨作。
在这本最新修订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中,作者新增了大量材料,吸收了2008年至今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更加真实完整地记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政治交锋的台前幕后,值得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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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你又去北京!”每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上海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问我。
确实,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上海的文友都开玩笑称我是“半个北京作家”。
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为了创作《邓小平改变中国》,我在北京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西北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
《邓小平改变中国》写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姐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1994年,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1200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22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22部的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40万字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时全书为50多万字。
这部长篇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为了写《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我在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有一回甚至采访到深夜11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总共采访了20多人,录了近40盒磁带,拍了3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仔细地审读了全书,给予热情的肯定。审读工作在1998年1月结束。这时,正好赶上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出版社以6天的高速度印出了此书。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评。其中,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1998年笫4期发表黄如军的长篇评论文章《关于党史、国史重大题材纪实作品的几点思考--兼评叶永烈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黄如军先生的评论指出: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仅就笔者个人所接触过作品而言)。这主要是指: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例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同时,本书也较为真实地描述了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说,本书有历史感,作家对大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从总体上看,主要内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尤为可贵的是,黄如军先生非常认真地逐一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本中的讹误。
本书在2008年出版了新版,补充了十年来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新成果,改正了初版的讹误之处,以崭新的面貌呈献给广大读者。考虑到《邓小平改变中国》这一书名更加鲜明,所以新版本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在《光明日报》编辑部评选的“2008十大年度图书”之中,《邓小平改变中国》居首。
《光明日报》编辑部对本书的推荐语是:
对每一个生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1978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那一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本书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收集资料、查阅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真实记录了从1978年10月“文革”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描述了参与其中的诸多重要人物,展示了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全书从粉碎“四人帮”落笔,详尽记叙了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路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这次,作者对本书再度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使本书更加臻于完美,更加反映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国命运的那次大转折,记述在1978年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叶永烈
2012年4月19日于上海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此外还著有《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以及超级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等。新近著有“叶永烈世界观”之《真实的朝鲜》、《美国自由行》、《欧洲自由行》、《俄罗斯自由行》等。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 2005年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序
小引
第一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第二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尖锐斗争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
第三章 华国锋确立了领袖地位
华国锋一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双庆大会”席卷全中国
人们关注着上海的大游行
华国锋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
第四章 “宣传华国锋”的热潮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
“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毛泽东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
第五章 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第六章 “两个凡是”的迷误
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
第七章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华国锋左右为难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华国锋步步后退
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华国锋
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
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第八章 精心选择突破口
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
聂荣臻和陈云强调实事求是
胡耀邦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中共中央党校成了胡耀邦的阵地
《理论动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两个凡是”使平反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南京出了个胡福明
北京的孙长江与胡福明不谋而合
《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
关键时刻来了杨西光
胡耀邦一锤定音
《光明日报》终于推出“特约评论员”文章
第九章 尖锐对立的20天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吴冷西曾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第十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汪东兴发出“下不为例”的警告
《人民日报》偏偏再来一例
《哲学研究》出马呼应
罗瑞卿大将鼎力相助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并肩作战
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记重锤响鼓
甘肃第一个发出响应的声音
科学家加入战斗行列
中共高层的不同表态
邓力群的报告吸引上千听众
周扬尖锐批判“两个凡是”
第十一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黑龙江爆发“红与黑”之争
新疆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
辽宁批判“特殊身份”论
邓小平在吉林再批“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大论战推向全国
湖南终于赶上“末班车”
两个“特写镜头”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谭震林给《红旗》出了难题
邓小平说《红旗》“不卷入”就是卷入
《红旗》终于“后院起火”
第十二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交锋
国务院务虚会受到好评
邓小平的建议成了“会议的中心”
陈云作了“爆炸性”发言
陈云发言引起强烈反响
发生“《中国青年》风波”
“天安门事件”终于平反
为彭德怀平反的艰难历程
陶铸女儿《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引起震动
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华国锋提出“新的大跃进”
“经济专家”陈云强调“稳重”
邓小平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第十三章 新时期的里程碑
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紧紧衔接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胡乔木主笔起草《公报》
中国列车驶离“左”的轨道
确定“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
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胡耀邦评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胡乔木批判华国锋“左”的理论
所谓“右倾”和“非毛化”
以邓小平视角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
尾 声 华国锋的“淡出”
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华国锋平静的晚年生活
华国锋之逝
后记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江青只有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才可能沦为阶下 囚。用叶剑英的话来说,毛泽东健在时,“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时,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江青毕竟是毛泽东夫人——江 青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所谓“投鼠忌器”,取义于汉朝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 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意即,用东 西掷老鼠,又怕打坏旁边器物。所以,只要毛泽东健在,就很难抓江青这只“老鼠”。所以,中国能够在1976年爆发“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泽东在1976 年9月9日去世。中国人崇拜龙,向来认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 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认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 降的一年:1月8日,78岁的周思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据吴德回忆: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 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 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 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 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叶 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 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 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 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 一而载入史册。”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 人中的巨人。”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 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 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是张 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实际上的“总负责”仍是毛泽东)。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 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 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 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 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 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在遵义会议10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作为自 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41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 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共。随着中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 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 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 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世,也就使江青从“第一夫人”变为“毛泽东遗孀”。虽说 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江青连见一下毛泽东,都不 那么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却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开 场合处处高喊:“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来了!”“我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江青正是依 仗着毛泽东的 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自从江青变为“毛泽东遗孀”,叶剑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 因为这样,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27天,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 革命”。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 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为“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1976年10月6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这是中国在1976年的两记重锤响鼓。这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之前的两次急转弯。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胡耀邦在刚刚得知粉碎“四 人帮”的消息时,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