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政与用刑并重的治理观
由于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影响，葛洪一方面继承了《太平经》中群体生存意识的有关论述，另一方面又对其有所改造。《塞难》中特别强调了赏善罚恶的必要性。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葛洪意识到人间的善恶在现实中暂时无法实现赏罚分明，于是他就虚构出可能实施这样的赏罚的巨大的天地，从这可以看出葛洪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朝廷的无能的极大愤慨。在《微旨》篇中，葛洪列举了七十多条应该受到惩处的恶行，诸如口是心非、欺上罔下、刑加无辜等，这些导致社会战乱的罪恶，在葛洪所处的乱世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滋生了更大的社会混乱，严重威胁到人类群体的生存，所以引起了葛洪的格外关注。
在罚恶方面，身在魏晋时期那样一个奸邪横行、趋利忘义的时代，葛洪出于“佐时治国”的目的，批判了道家“清静无为”“我清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学说，指出单纯依靠君王的贤明和道德的力量来求取天下“道洽化淳”是不现实的，只有宽大而没有严厉，作奸犯科的事情就会不断产生。葛洪主张严刑峻法，认为不这样就会祸乱丛生、纲纪难振，在《外篇·疾谬》中，葛洪就提到了刑罚的必要性，在《行品》中，葛洪在谈到识人之难时，也谈到了一些为官的士人忠贞有余而干练不足，因废除刑罚而效法错误的榜样，曲直不分的现实。葛洪认识到，道家的言论，自有其高妙之处，但其高妙却不能掩盖其操作方面的弊端。治世固然可以无为而治，但治理乱世，用重典是不可避免的，他在《用刑》中就公开赞同“以杀止杀”的措施，认为有必要恢复古代的剕、宫等肉刑，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作恶之人有所惧怕，也才能保全那些遵纪守法的人。要想天下太平，要想治理好老百姓，在仁与刑，儒与法二者关系上，葛洪主张儒法并用、仁刑并举，认为法是仁的保证。葛洪指出：“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从来没有只依靠讲仁而天下大治的，也不存在废除了刑罚而老百姓得以驯顺的。对于葛洪这种认识，范文澜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评价说：“葛洪的政治思想，虽自称属儒家，但实际上乃汉酷吏的继承，是内法外儒的‘王霸道杂之’的憧憬。”此说有合理之处，但指责葛洪“乃汉酷吏的继承”的论断，却不免有扣帽子之嫌。
在《逸民》篇中，葛洪面对有人对隐居行为“居众”（令众人颓废消沉）的质疑，阐释了执政者不可无谓屠戮的道理。葛洪肯定了吕尚创立了周朝的基业并使之流传后世，为后人作出了榜样，但对吕尚杀戮隐士狂狷、华士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认为他“张苛酷之端，开残贼之轨”，如果让吕尚处在周公的位置上，那天下隐士全得暴尸朝市。狂狷、华士因自觉正义，不愿出来为官，隐居在海边，吕尚就杀了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葛洪表示，吕尚长于用兵打仗，而不擅长治理国家，因威胁和杀害造成祸患，之所以这样，还是因为他不懂得效法玄天黄地以覆盖天下而托载万物，像海岳那样广纳贤才，褒奖贤者，尊崇仁人，乐于培育人才。采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来治理太平盛世，枉杀贤人，太为残酷荒谬了。反观唐尧、虞舜、夏禹、成汤、魏文帝、晋平公等六君不肯因逆耳之言而损伤隐士，更谈不上施以刀剑，他们的举动才是值得效法的。葛洪指出，与吕尚相比，魏武帝曹操的做法也有值得肯定之处，曹操虽“亦刑罚严峻，果于杀戮”，但对胡昭的不乐出仕，却没有强求，也没有加以惩罚。正因为这样，曹操能够挥鞭征战九州，初创魏国的基业。
葛洪《用刑》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强调“德教”与“刑罚”应根据相异的背景施行于不同的对象，为此他作了一个类比来说明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庙堂也。故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无悛，非刑不止。刑为仁佐，于是可知也。”意思大致如下：“德教就像绣着花纹的祭祀礼服，而刑罚就等同于抵挡刀剑的盔甲。用德教去整治奸狡凶残的人，就像用礼服去防御锐利的刀锋；在太平盛世实施刑罚，如同穿着盔甲上朝。因此说，仁德是教化民众的工具，刑罚是惩治非法之徒的武器。我想施利于他，而别人却想加害于他，使用德治却不知悔改，不用刑罚就不肯罢休。由此可以明白刑罚是仁德的辅助。”意识到“妖道”对社会的严重危害，葛洪认为，想要让他们在社会上销声匿迹，君王就应该制定出比现实更为严酷的刑法，一旦有人触犯，无论轻重，都应加以法办，严惩不贷；拘捕那些不肯停止活动的巫祝，格杀勿论，一个都不赦免，采取公开执行的方式，明示于众。
不过，葛洪在强调使用刑罚必要性的时候，也注意到惩罚施用的限度，此即葛洪多次提到的“义”。他认为，就像赏赐的关键在于因功而赏，惩罚的可贵之处在于量罪而罚。在一个家庭里，废除了鞭打的责罚，奴仆们就会懈怠懒惰，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停止了法律制裁，君王的威信就无从建立，老百姓也很难生出对君上的敬爱之情。
葛洪的同时代人，有人认为葛洪严格贡举、采取禁止为官的惩罚苛刻而沉重，会使畏惧的人过多。再说，缰绳勒得太紧，鞭打过于频繁，是古圣贤伯乐不为之事。严密的防范、严厉的刑罚，是行仁德之政者认为羞耻的事情。对此，葛洪在《用刑》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追求宽宏、容忍污垢的政策，可以用来驾驭敦厚朴实的百姓，但不能拯救衰败颓丧的趋势。仅仅注重仁德，就好比虎狼近在眼前，不挥举刀剑，而是弹琴诵诗，这不是在自我保护；大火烧着了房子，不飞奔着去灭火，而是谦恭有礼地走来走去，火不会自行熄灭；如果和那些一心只因贪欲出卖对策的人谈行施仁德之策，就如同和盗跖谈论捕捉盗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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