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_汪海波_9787509646250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写作的基本思想：
　　一，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结合实际，并且必须结合实践加以发展；否则，不仅不可能成为实践的指导思想，而且会成为遗害实践的僵化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由邓小平开创的并在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八大以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得到重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确定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任务的两个方面：通过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事的研究和叙述，一方面，揭示工业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另一方面，揭示工业生产力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是有原则区别的。抛开西方经济学的少数流派不说，总体看来。他们总是舍弃生产关系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发展。这是他们的痼疾。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必须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来研究生产发展。
　　但这里说的生产关系既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既包括生产要素，也包括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生产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组织形成等方面。
　　相对经济史来说，作为部门经济的工业经济史显然需要同时揭示工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方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但应侧重于揭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比较快的。就这点来说，又需要以较大篇幅叙述工业生产关系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否则，就难以说明工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
　　从史学研究的视角考察，要揭示工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主要的基础性工作是要如实地叙述历史过程，也需要客观的、画龙点睛的经验总结。这也是揭示历史规律所必需的，并且是不能由叙述历史过程所能代替的一个重要环节。

　　笔者曾主编并参与撰写过一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84）》（42.5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可以称为《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一版）。为了深入扩展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笔者又主编并参与撰写过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00）》（167万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可以称为《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二版）。距离第二版问世，已经过去了15年。史学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把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延伸到2015年，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第三版），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教学和经济工作都是有益的。
　　1981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对笔者（时任工业经济理论和发展史研究室主任）说：交给你们室一项研究任务，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写出一本简明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以满足我所培养研究生之急需，同时也是学科建设的需要。这就是笔者作为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者涉足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起因，也就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一版）的写作原因。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赢得了较大反响。1989年中国港台学者向海外读者推荐了中国大陆学者撰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研究》，另一本是笔者主编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一版）。1993年，《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一版）还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相比之下，《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二版）史料较为丰富，但其社会影响比第一版要小得多。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作为简明读本的第一版比第二版赢得更广泛的读者，显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将第三版定为简明读本。当然，并不否定第二版较为丰富的史料价值。
　　笔者在第三版中仍然延续了第一版、第二版写作的基本思想：
　　第一，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必须结合实际，并且必须结合实践加以发展；否则，不仅不可能成为实践的指导思想，而且会成为遗害实践的僵化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由邓小平开创的并在中共十二大至中共十八大以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得到重大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确定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任务的两个方面：通过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事的研究和叙述，一方面，揭示工业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另一方面，揭示工业生产力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是有原则区别的。抛开西方经济学的少数流派不说，总体看来。他们总是舍弃生产关系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发展。这是他们的痼疾。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必须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来研究生产发展。
　　但这里说的生产关系既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既包括生产要素，也包括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生产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经济效益、产业集中度和企业组织形成等方面。
　　相对经济史来说，作为部门经济的工业经济史显然需要同时揭示工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方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但应侧重于揭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比较快的。就这点来说，又需要以较大篇幅叙述工业生产关系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否则，就难以说明工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
　　从史学研究的视角考察，要揭示工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主要的基础性工作是要如实地叙述历史过程，也需要客观的、画龙点睛的经验总结。这也是揭示历史规律所必需的，并且是不能由叙述历史过程所能代替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样，从史实出发，就成为工业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不从史实出发，而从原则出发，就不可能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这里所说的史实，必须是经过批判的审查，去伪存真的，而不是虚实混杂的；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而不是“片断的和随便捡出来的”；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大量事实，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是表现本质的典型事实。而不是歪曲本质的假象。
　　这里所说的史实，是历史过程中的事实。因此，用历史事实叙述这个过程，是包括工业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史学著作在叙述形式上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同经济学分析问题时采取摆脱了具体历史形式的抽象论述，是有重大区别的。
　　就工业经济史中的重大事件来说，这个历史过程需要包括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显示过程三方面。
　　在叙述这些历史过程时，势必涉及决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人物。这样，对重要人物在这些过程中作用的叙述，就成为工业经济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
　　二、实施生产改革
　　生产改革是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多方面地进行了生产改革工作。在1952年“三反”运动结束、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之后，工作重点就由民主改革转到了生产改革。生产改革的时间比民主改革要延续得长一些。
　　生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点：
　　（1）建立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和生产责任制度。建立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实行科学分工，是工业企业进行正常生产和提高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企业，管理机构很不健全，缺乏科学分工，很不适合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生产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1950年4月曾经做出了《关于公营纺织工厂组织机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对新的纺织工厂组织机构设置的要求及各类管理人员的分工都做了严格规定。
　　建立生产责任制，不仅因为它是管理工业企业的基本原则，而且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企业管理中最薄弱的环节。当时在工业企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不同程度的现象：生产与建设计划不能完成无人负责，原材料供应不及时而停工待料无人负责，产品质量差无人负责，破坏技术操作规程招致损失无人负责，机器的保护与使用无人负责，生产不能相互配合无人负责，浪费惊人无人负责，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不建立生产责任制，工业的恢复和改造就无法迈开步伐。但是，建立生产责任制绝不是消极的，它是积极地推进工业前进的力量。
　　建立生产责任制，要求人人对生产负责，事事有人负责。为此，需要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建立企业领导者的责任制以及质量责任制和安全责任制。为了保证各种生产责任制的贯彻执行，还需建立健全检查部门和检查制度、奖惩制度。例如，纺织工业部在1950年12月15日做出《关于建立和加强生产责任制的决定》，①就是适应上述要求的。对上述各项责任制度都做了明确规定。
　　（2）推行经济核算制。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供给制，已经不适合恢复和发展工业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任务，是很必要的。
　　在初步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核算制是管理国营企业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在国家计划的集中指导下，发扬各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与责任心，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加速资金的周转与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从而保证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与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基于这一点，政务院在1951年4月6日通过了《关于1951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定》及其他相关决定的贯彻，使得许多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初步建立起来。
　　（3）改革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工资水平极为低下，而且工资制度也混乱不堪。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没收的企业中职工还需要实行原薪制，一般按新中国成立前3个月每月所得实际工资的平均数领薪。而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废除了把头制等封建性剥削制度，并对少数极不合理的职工和地区的工资做了调整。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社会留下的工资制度。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的局面，人民政府对职工实行了以实物为基础计算工资的办法。这对于保证职工生活和实现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但这同样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工资制度的混乱局面。
　　这种混乱状态主要表现为：①工资计算单位不统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十几种计算单位。②在部门之间，轻工业职工工资高于重工业；在企业内部，辅助工人工资高于主要工人，事务人员工资高于技术人员。③同一产业部门没有统一的工资标准，同级职员的工资差别高达2。3倍。④没有统一的等级制度。企业都是多等级制，有的多到30多级、50多级，甚至100多级；级差小，有的只有一斤小米。工资制度的这种混乱状态，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要求极不适应，必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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