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源头。从政策工具的视角看，先秦管理思想主要有三个层面一个关键，基本上已构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最初理论框架。三个层面：一是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治理思想，从管制对象来看，主要对威胁国家稳定的社会犯罪采取严厉的禁戒与镇压，对户口、土地、粮食、货币、盐铁等予以管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从管制手段来看，主要采取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二是以政府协调为主的治理思想，其中民本思想是理论基础，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劝勉和礼治，主张通过财政性、市场性政策工具导民而治。三是以政府服务为主的治理思想，主要包括水利工程思想、保护生物资源思想和社会救助思想。一个关键..任何政策工具必须通过各级官吏加以执行，因此，必须加强对官吏的选任、监察和考核。先秦管理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对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管理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方宝璋，福建莆田人。历史学博士，全国知名审计史研究专家。现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史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审计学会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中国财经监督史、区域文化和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共完成专著10余部，其中多部获国家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台湾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审计研究》、《文史》、《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其中有20余篇论文被《审计年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其学术观点被《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近百年来汉代财政管理研究综述》、《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等摘引。主持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审计署重点科研课题。
《先秦管理思想：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研究（第二版）》：
第六节 先秦文化
一、夏商西周文化与教育
《论语·为政》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继承中又有变化发展。
郭沫若指出：“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代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我国的古代文献记录，有专职的史职人员汇集成典册。像先秦学者经常引证的《夏书》、《夏训》，就是当时还保存着的有关夏代的典册。孑L子删定《尚书》，选取其中一部分编成《虞夏书》。而且，与孔子基本同一时代的《墨子》、《左传》也引用了一些夏朝典籍，如《夏书》、《夏训》等。这些都说明夏代确有文献记录存在。夏代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时代，并为我国4000多年来的文明发达奠定了基础。
商代的文化在夏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进步。殷墟出土的带有文字的甲骨文有10多万片，连同其他器物上的铭文，有单字4000多个。汉字的结构，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都已具备。而且，近年在陕西岐山周原又发现周早期的带字甲骨，说明甲骨文是商周通用的文字，为后世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商代已有比较丰富的文献典籍。由占卜积累的大量甲骨卜辞，是当时文献记录的一部分。还有专职的史官“作册”，收藏有不少的典籍。这就是周公所谓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现存《尚书》中的《商书》和《盘庚》上中下3篇都是保存至今比较可信的有关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为研究商代管理思想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商代人信鬼神尚巫，所有的“民事”都要涂上“神事”的色彩。为了使神权为王权服务，上帝的观念成了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观念。不仅王权来自上帝，而且王族的祖先也与上帝结合在一起。所以，祭祀上帝与祭祀祖先，就是国家的大事。为了表示信从上帝的意志，占卜成为表达天命的方式。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就是商代后期王室的占卜记录。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上帝观念，把上帝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而呼之为“天”。最高统治者——周王，则为受天之命而王天下的“天子”。西周的统治者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就是既要顺从天意，又要适应人心，才能维持“天命”。因此，天子既要“敬天”，又要“保民”。而且，为了“保民”，统治者还须“明德”，这就是要求统治者加强自我克制的功夫，同时还要加强对“民”的思想约束。这比简单的“天命”观当然是前进了一步。
西周时期由史官保存下来的文献典籍是相当丰富的。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西周的管理思想史具有很高的价值。《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的《周南》、《召南》、《豳风》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这些篇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各阶层的思想状况。
夏朝已有学校的传说，《孟子》说：“夏日校”，.其他古籍则说夏朝已有“庠”和“序”这类学校的设置。由于古籍记载简略，而且缺乏考古实物的证实，有关夏朝教育的情况，目前知之甚少。
商朝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教育条件。与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的是这个时期已产生较为成熟的汉字，商朝的甲骨文已发现很多，其中已发现的单字在4000字左右。在文字构造方面，会意、形声、假借等比较进步的方法已经出现。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卜辞中已有“册”字，这说明已有文字记录，可能已有竹木简的书册。卜辞中还有“笔”字，可能已作为学习的重要工具。甲骨文中还多次出现“教”“学”“师”等字，说明可能已有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从甲骨文及其他文献考察殷商的宫室制度，那时可能已有明堂或辟雍。殷人尚右尚西，把大学设在西郊，以表尊崇，所以又称为“西学”。这种大学即是明堂或辟雍，辟雍也设在西郊，故又称为“西雍”。
古籍中也有关于殷商时代地方学校的传说，《孟子》上说“殷日序”，《说文》与《汉书·儒林传序》则谓“殷日庠”。殷商的“庠”、“序”可能是从夏朝继承下来而又有所发展，其职能在于进行礼乐教育。商代学校的教育内容是关于祭祀、军事、乐舞和文字的知识技能。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又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西周中央政府设有辟雍这种大学是可以肯定的，这种辟雍是从商朝继承下来的，所以仍然设在西郊。辟雍也就是明堂，是尊师、养老、教育、献俘、郊射的地方。各诸侯国也设置大学，叫做泮宫。这不仅《王制》上说了“诸侯日泮宫”，《诗经》中的《泮水》也歌颂了泮宫。这些大学都是国子和贵族子弟人学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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