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全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饮食、文化、服饰、制度等各个方面。
《秦汉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五部断代史之一，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再版，是研究秦汉史基本的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杨宽曾总结说：“此书把两汉政治历史分为十一个段落，既作了全面的有系统的叙述，又能抓住重点作比较详尽的阐释。对于社会经济部分，叙述全面而又深入。”
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出生于书香世家，著有《白话本国史》、《秦汉史》、《先秦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等多部著作。
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盖人非役物无以自养，非能群无以役物。邃古之世，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此实人性之本然，亦为治世之大道。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为外物所格。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无穷也，而所处之境限之，则争夺相杀之祸，有不能免者矣。争夺相杀之局，不外两端：一恃强力夺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劳作以自养。其群之组织，既皆取与战斗相应；见侵夺之群，亦不得不以战斗应之；率天下而惟战斗之务，于是和亲康乐之风，渺焉无存；诛求抑压之事，扇而弥甚；始仅行于群与群之间者，继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内，而小康之世所谓伦纪者立，而人与人相处之道苦矣。又其一为财力。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则由其能协力，此自邃古已然。然协力以役物，仅限于部族之内，至两部族相遇，则非争夺，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则各求自利。交易愈盛，则分工益密，相与协力之人愈众，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业之兴，沛乎莫之能御。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职，无所谓为己，亦无所谓为人，有协力以对物，而无因物以相争之风，则自此泯矣。盖商业之兴也，使山陬海澨，不知谁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协力之途愈广，所生之利愈饶，其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损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损人利己之风，亦遍于山陬海澨，人人之利害若相反，此则其害也。语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至于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财，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轹而其祸有不忍言者矣。由前之说，今人所谓封建势力。由后之说，则今人所谓资本势力也。封建之暴，尤甚于资本，故人必先求去之。晚周以来，盖封建势力日微，而资本势力方兴之会。封建势力，如死灰之不可复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资本势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为晚周至先汉扰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变，或且以为不可变，言治者但务去泰去甚，以求苟安，不敢作根本变革之想矣。故曰：以社会组织论，实当以新、汉之间为大界也。
《汉书·货殖传》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树种、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置网不布于埜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槎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未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此文最能道出东周以后社会之变迁，及其时之人之见解。盖其所称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则人与人相处之得其道，此实大同之世所留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为礼之大人所能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运既降为小康，治理之权，既操于所谓大人者之手，人遂误以此等治法，为此大人之所为，拨乱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时者是望。其实世无不自利之党类（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谓士君子者，以行大平大同之道，正如与虎谋皮。然治不至于大平大同，则终潜伏扰乱之因；其所谓治者，终不过苟安一时，而其决裂亦终不可免；此孔子所以仅许为小康也。先秦诸子，亦非不知此义，然如农家、道家等，徒陈高义，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则取救一时之弊，而于根本之计，有所不暇及。儒家、阴阳家等，知治化之当分等级，且知其当以渐而升矣，然又不知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升平，亦非人民自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诮。此其所以陈义虽高，用心虽苦，而卒不得其当也。参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秦、汉之世，先秦诸子之言，流风未沫，士盖无不欲以其所学，移易天下者。新室之所为，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见，而其时有志于治平者之公言也。一击不中，大乱随之，根本之计，自此乃无人敢言，言之亦莫或见听矣。此则资本势力，正当如日方升之时，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在也。
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画为一大界。自汉以前，为我族征服异族之世，自晋以后，则转为异族所征服矣。盖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所谓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自五胡乱华以后，而沙陀突厥，而契丹，而女真，而蒙古，而满洲，相继入据中原，以少数治多数，皆是道也。侵掠之力，惟骑寇为强。春秋以前，我所遇者皆山戎，至战国始与骑寇遇，《先秦史》亦已言之。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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