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特务头子_吴学华/编著_9787801419514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本书选取蒋介石麾下的八个特务头子，包括戴笠、徐恩曾、毛人凤、郑介民、唐纵、贺衷寒、邓文仪和康泽。他们长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拼命卖力，收买、暗杀、破坏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特务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不时地对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但在搜集日军情报，进行密码破译等方面还是有功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 “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 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早在 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 “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别克牌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人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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