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定位研究_刘乃全等编著_9787543227538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也是决策层积极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还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乃至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上海作为我国海陆双向开放的重要结点，恰好将“一带一路”连接起来，加之在金融服务、对外贸易、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可以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枢纽平台和辐射中心。本书作者从金融、贸易、产业发展、文化和园区建设的角度出发，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出谋划策。

　　2013年9月与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倡议，这就意谓着中国将迈入由“一带一路”倡议所勾画的开放新时期，也即从原来的沿海开放重点战略走向沿海与陆上共同开放的新开放战略，这既是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挑战所做出的战略性调整，也是中国应对国内经济形势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所做出的重大战略性部署，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内在需求。这一倡议的提出既是历史的延续，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又具有非常可靠的区域合作基础，我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多层次的区域合作体系。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一“顶层设计”不仅面向全球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好愿景和行动计划，而且立足国内大局，较好地发挥了国家规划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也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实质性推动，相关各省、市、自治区及沿线城市都描绘出了如何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及实现自身发展的宏伟蓝图。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成功举办的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是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转变为区域共识甚至是全球共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考，也是各省、市、自治区对外拓展发展空间的新机遇。如何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及国家定位寻找“一带一路”的合作机遇与合作空间，将是各省、市、自治区未来发展战略及规划的重点内容与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主要内涵。上海作为我国海陆双向开放的重要结点，恰好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加之在金融服务、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及技术交易、教育及人才培养、园区运作等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所以，上海应该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枢纽平台和辐射中心。按照《愿景与行动》中涉及上海的相关内容，上海应围绕“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强上海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国际枢纽机场功能”等战略部署，将自身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依托自身的影响力、辐射力以及自贸试验区等先行先试优势，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并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结合自贸试验区在改革“质”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在改革“域”的扩大，进一步上海提升服务区域经济合作的能力。
　　通过与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看，上海城市发展的轨迹可勾勒出“首次全球化—发展脱离全球化—再次全球化—参与并引领全球化”历史变迁过程，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城市功能的定位经历着“远东经济中心—国内工商中心—全国经济中心—迈向全球城市--卓越全球城市”的动态演变。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而且上海的发展与功能定位始终与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总体格局及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分不开。因此，上海在新一轮的规划中既要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和全国战略对上海的要求，把自身发展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与放在“一带一路”和全国发展的大局中考量。所以说，上海的未来发展既要结合卓越的全球城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目标，又要围绕“五个中心”及国家赋予的建设自贸试验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两大任务，在新一轮全球化形势下谋划城市转型、把握城市定位，进而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最终实现自身发展与国家战略的统一。
　　本书首先从全球城市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功能定位是如何有机结合的，这既是上海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的战略机遇。其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地位的上海更是要借助“一带一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并充分利用上海自贸试验区平台，增进上海的资本融通功能，这是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第三，借助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地位，上海要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与贸易出口，打造“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节点，并不断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实现贸易与航运中心的有机结合。第四，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不仅要依托上海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其进行的边际创新，还要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产业链条的创新，同时构建全球性的技术转让与转移中心链条，从而将科创中心建设与“一带一路”有效对接。第五，卓越的全球城市必然要有融合的多元文化，上海具有历史文化的沉淀与教育等等传统优势，因此，结合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规划目标，本书提出了提升上海文化融汇引领功能服务“一带一路”的倡议。第六，作为服务“一带一路”的主要载体，上海应该利用自身在园区运作与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上海园区“出海”来服务“一带一路”。
　　本书共分六章，由刘乃全全面负责书稿的整体设计、内容安排与编撰工作，具体分工如下：第1章由刘乃全、李鲁、刘学华撰写，第2章由麦勇撰写，第3章由任光辉撰写，第4章由刘传玉与刘乃全撰写，第5章由刘宝权与刘乃全撰写，第6章由李鲁、刘乃全、刘学华撰写。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受到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格致出版社的钱敏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结束之际出版此书，以供大家评阅，也算是应景之作。由于作者自身能力或者认识上的差异，使得本书的写作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敬请读者见谅。

　　刘乃全
　　2017.5.16

　　而促使金融企业空间分散的力量有以下三个。分别是“金融中心高昂的运营成本”、“大型城市中心的拥挤成本”、“地区时间差的协作成本”。
　　第一，金融中心高昂的运营成本。地处金融中心的金融企业的办公空间往往需要高昂的费用，金融从业者为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就需要高昂的薪酬。因此在最近几年，附加价值相对较低的“后台”金融服务被越来越多地分散到城市的附中心区域。以上海市为例，上海的地价可谓是寸土寸金，特别是一些核心地段。这个对那些想在上海市租办公室的金融企业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费用，此外高昂的用人成本也是不少企业的隐痛。怎么为这些企业解决高昂的运营成本是上海市政府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政府方面已经尝试过一些举措。例如，对一些高科技企业，有减税的优惠政策。此外，在一些有政府扶持的项目上，相关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项目资金。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方面，应该身先士卒，推行有运行意义的举措，帮助在上海的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并且，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些举措能够在上海运营成功，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还可以进行推广。以上海市为中心，向周边城市进行辐射。
　　第二，大型城市中心的拥挤成本。大城市生活的不便利使其必须比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城市多支付工资以补偿工资差别。拥挤成本同样也是像上海市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完全无法忽视的。在早晚上班的高峰期，各大高架拥堵不堪，通往各大商圈的地铁也是人满为患。以上海的金融业为例，上海的金融机构集聚于陆家嘴。但是陆家嘴附近的房价，让众多陆家嘴的上班族望而却步，所以他们为了能够以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租到一个房子，不得不选取在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地方租房子。这样一来，每天上下班就像一个考验个人体力、耐力的马拉松。所以，应聘者在选择公司的时候，在同等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选择离住所相对较近的公司。而较远的公司为了吸引人才，就不得不提出更高的薪资来吸引应聘者。这多出来的薪资就是大型城市中心的拥挤成本。这种成本的出现，不仅提高了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也让应聘者自己苦不堪言。因为应聘者在获得更高薪资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每天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在上下班的路上，牺牲了自己休息和学习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会降低工作效率。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府可以鼓励相关企业把一些非核心的部门搬迁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地区去，这些地区的运营成本远远低于上海，而且因为带动了当地的生产力，可能还会享受一些优惠政策。这样一来，于企业自身而言，解决了因为拥挤成本造成的运营成本过高的问题；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活跃了市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可谓是一举两得！
　　第三，地区间时差的协作成本。不同地区的时间差导致了若干“沿纬度方向分布”的金融中心，如东京、悉尼、香港、法兰克福、伦敦、纽约。这些城市的金融活动是在一个相互关联且24小时连续运作的市场中进行的（Harvey, 1989）。因为地理原因，不可能存在一个金融中心，可以一天24小时不断运行。而现在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这个平台具有开放、包容、课延展的特征，其涵盖的地理范围广泛，包括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并伸展到了欧洲、非洲腹地。如果可以把这些地区联系起来，也可以打造一个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金融市场。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忽视的，就是这些国家还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有的国家甚至很落后，完全就满足不了建设一个完备金融市场的要求。所以要想建成一个完备的可以24小时运行的金融市场，首先要做的其实是帮助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搞经济建设。从这一点出发，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可以鼓励上海的本土企业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在帮助当地建设的同时，也带去了上海市本土企业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优越的管理理念。在拓展了企业版图的同时，也扩大了上海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特定时期内集聚力与分散力之间的平衡决定着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中出现了两种反向的力量：一方面，标准化的金融信息（如股票价格）的获取成本降低，有利于在地域上分散企业的发展。这使即使远离金融中心的边远地区企业，也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正在强化分散的力量。另一方面，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非标准化信息传输的质量会大幅下降，这有利于在空间上的企业集聚。例如与外地公司相比较，本地公司拥有多种信息反馈渠道，它们能够更准确便捷地获取新信息的价值。上述现象也部分地解释了大多数国际银行在全球各地建立办事处的原因。综上所述，面对新的信息技术，尽管存在促使金融企业空间分散的力量，金融企业空间的集聚力量依然强大。正如O’Brien(1992)所说，在现代金融业中，金融企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升。综合金融中心形成的空间集聚力和分散力理论，上海市可以把握住中央政府正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合理平衡集聚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关系，将那些需要集聚的产业和要素集聚到上海，那些可以分散于其他区域的机构和产业分散到“一带一路”沿线。这样，突出了重点，使有限的资源得到了最大效用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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