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新史学第16辑，共收录文论14篇，分“比较视野”“清与奥斯曼比较”“比较视野下的清朝” “奥斯曼帝国研究”“史学理论”五个专栏，解读和论述在比较研究视野下清朝与奥斯曼帝国是研究的现状和主要成果，这些文章均出自国际史学界一流学者，研究成果代表了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清史研究者而言，通过两个帝国的比较研究，开拓了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比较视野
亚洲视野下的比较史学
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欧亚帝国的早期近代复合体
清与奥斯曼比较
现代性比较：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转型和产权建构
条约与友睦：19世纪的英帝国主义与奥斯曼帝国及中国
19世纪的国际法与中国、暹罗及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转型
比较视野下的清朝
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
正式、非正式的统治与经济发展机制：比较视野下的清帝国
比较视野下清朝皇权的多维性
奥斯曼帝国研究
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绪论
奥斯曼的宗教学校：18世纪叙利亚教育机构的多元形态
奥斯曼法庭之内：国家与宗教交汇的地方法．
苏莱曼一世与匈牙利的征服
史学理论
文化是帝国的第二属性——关于柯娇燕文化功能的比较研究
《新史学（第16辑）：前近代清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研究》：
现代性长久以来为欧洲所专属。从19世纪开始，塑造了历史分析各范畴的社会科学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将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从现代性“地图绘制”中排除。①视这两个帝国为无变化和非历史的“东方”的一部分，而东方自身有着种种缺失——个人所有权、市场活动的合理组织、合理的官僚政府形式。东方的这种构造，为同样抽象的西方（包括西欧及其在美国的延伸）提供了比对物，而西方拥有各种现代表现形式优势。这些理念化东西之有与无的至为明显对比，已经变成了欧洲合法支配东方的工具。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是这一合理化认识的核心特点。②在亚洲，它有利于建立殖民地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视为合理的、官僚政治的，与暴君的随心所欲专制统治及这种统治强加给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束缚完全对立。而一旦亚洲被想象的东方专制主义“紧身衣”封冻，那么任何现代时期内生的国家治理转型都被摒斥：或被当作未遵循官僚政治合理模式（中国就是这种情况），或是对于欧洲模式的拙劣、无效率的模仿（奥斯曼帝国即此种情况）。总之，东方专制主义成为亚洲何以不发展的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本文考察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奥斯曼和清帝国现代性经验。它将专注于国家治理，即管理或对社会现实进行安排的种种实践。更确切地讲，它将专注于行政的裁决或法律以及程序，是这些规定和界定了土地之上的财产关系。本研究背后的想法，是要阐述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它是历史的、具有机缘性的，治理社会现实的现代转型并不限于欧洲经验，或视欧洲以外地区的经验为其衍生之物。这里要提出的是，现代性有其共有经验，现代转型有着多种路径。对于两个欧洲以外的国家治理现代转型的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借此可以关注现代性经验的普适性，超越了西欧狭隘的范围。
从方法论上讲，这一研究是将以理想类型——通常是将与19世纪欧洲国家建设及其殖民拓展有关的现代属性开列清单——为起点的分析撇置一旁。这些属性被利用以支持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例如，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理想类型，不仅是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词汇的一部分，而且被吸纳用以考察欧洲以外的历史，要表明这种政府形式在欧洲之前，早就在亚洲存在了。
现代国家治理的当代评论家们（最近是詹姆士·斯科特）①，也视社会的官僚组织为现代性的一个具有定义性的特点。在斯科特看来，现代国家治理的行政与司法实践，是对包括财产和税收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简约化、标准化、统一化，因而是合理化的。从行政上看，这些关系条分清楚，易于政府控制。标准化与统一化，因此成为现代管理有别于前现代国家治理之所在。后者的特点是，无意切断构成了无数财产安排的习惯性活动的网络，也无法实现对于社会课税与监督。事实上，在斯科特的分析中，现代和前现代国家治理间的二元比较，是与现代化理论的东方与西方二分法相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对于现代化观点的支持者来说，处于中心的国家建构及其官僚化、合理化的活动，是现代化发展中竞相效仿与追求的里程碑，而在斯科特看来，它们招致了现代国家行政、系统的胁迫的无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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