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彭加木_叶永烈_9787220101915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1980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考察的时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离奇失踪，只留下一张写有“我往东去找水井”的纸条。队员们发现后，立即搜寻，并发报请求援助。中央高度重视，即刻组织力量深入罗布泊，展开营救，先后出动公安、军队，甚至调来警犬及直升机，大规模搜寻6次，终未能找到失踪的科学家彭加木。一时间，彭加木离奇失踪的谣言甚嚣尘上，越传越玄幻。然而他为何失踪？到底去了哪儿？若已遇难，遗骸又在哪？未解之谜即将揭晓！

　　后记

　　《追寻彭加木》的曲折历程

　　我是1980年唯一获准前往罗布泊参加搜索彭加木的作家。在库木库都克的那些日子，我一边参加搜索，一边进行实地采访，获得极其可贵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新疆我进行深入采访之后，乘飞机从乌鲁木齐返回上海。在上海，我又对彭加木的许多同事进行采访。前前后后，我采访了彭加木的亲朋好友和相关人员达50多人。

　　结束采访之后，我闭门写作，以日写万字的速度，赶写《追寻彭加木》（当时书名为《彭加木传奇》）。

　　8月15日，我写下《彭加木传奇》一书的后记，讲述了这本书的采写历程：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来到我家说：“彭加木同志不幸失踪了，全国人民很关心，很想知道他的一生。我们约请您写作这本书。”

　　当时，寻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彭加木生死未卜。我和大家一样，也很关心他的命运。每天看报，都随手把有关他的消息剪了下来，收集一起。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约稿。于7月4日飞往乌鲁木齐，翌日奔赴现场。在新疆度过了二十天，到了罗布泊、库木库都克以及彭加木那坐印处，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以及彭加木的卧室、工作室。经过实地采访，以及向五十多位彭加木的家属、亲戚、好友、领导等了解情况，我深为彭加木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开始酝酿怎样写作这本书。

　　想不到，当我回到上海，却听到许多关于彭加木的谣言，仿佛是在编《梅花党》续集！我强烈地感到，人们对彭加木的思想境界以及动人事迹，是多么不了解！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四害”横行时那凭空捏造的谣言《梅花党》的流毒没有肃清。这件事加深了我写好这本书的责任感。我想，应当通过这本书，使广大群众了解彭加木，学习彭加木。这样，我憋着一口气，赶写了这本书《彭加木传奇》。

　　在这里，首先应当感谢彭加木爱人夏叔芳及其子女。当我在新疆向她采访时，正是她由于失去最心爱的人而万分痛苦的时刻。我实在不忍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搅她，可是，她是最了解彭加木的人，从大学同窗到毕业后同甘苦、共命运，如果不请她回首当年，是无法写作这本书的。她的哥哥夏镇澳同志也给了不少帮助，回忆了与彭加木的长期交往。

　　另一位值得深切感谢的是彭加木的哥哥彭浙。长兄如父，他在父亲病逝之后，曾竭尽心力照料彭加木。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最了解彭加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人。他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他从广州飞到乌鲁木齐，我曾去机场接他。他到住地刚放好行李，就不顾路途劳累，开始同我畅谈，当天竟一口气谈到夜里十一点多。他的女儿彭泥也帮助回忆了一些情况。第二天一早，彭浙又找我长时间地谈话。我劝他先休息一会，他却说：“在这最悲痛的时刻，回忆童年的欢乐，会减轻我的痛苦！”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王应睐教授，是彭加木的启蒙老师，指导过他写作毕业论文和一系列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天钦教授也曾指导过彭加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他共事多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副教授与彭加木是至交，多年来保持亲密的友谊；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王芷涯同志，是彭加木的入党介绍人，并多年担任彭加木所在支部书记。他们都在百忙之中接待我，介绍了彭加木同志的感人事迹。

　　当年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医师曹凤岗，对我详细述说了当年为彭加木治病的经过。在谈话中，她五次重复说：“他是个很机灵、很聪明的人，他会回来的。”当年护理过彭加木的护士，也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等部门同志，曾热情介绍了彭加木的事迹及搜寻彭加木的工作情况。

　　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宋政厚、李广宽，新疆人民广播电台邵强，《文汇报》沈定、张德宝，臧志成，《解放日报》贾宝良，《青年报》钱维华，《上海科技报》郁群，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宣传科朱克华、李建平以及施建平同志，都曾给予作者许多帮助。

　　本书是在短时间内赶写而成，限于作者水平，还很粗糙。对彭加木的事迹，反映也很不全面。不当之处，敬请诸位读者指正。

　　谨以本书献给彭加木同志！

　　叶永烈1980年8月15日8月16日

　　我把《彭加木传奇》初稿送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此书列为重点书，迅速进行编辑、审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审阅之后，热情肯定了我的这部长篇新著，认为这是关于彭加木的第一部长篇传记，全面、详尽、如实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1980年10月17日，我在上海对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作补充采访并听取她对《彭加木传奇》一书的意见。

　　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的审阅意见，我对《彭加木传奇》作了修改、补充。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了《彭加木传奇》。没有想到，一场风波突然袭来，使《彭加木传奇》一书搁浅。

　　那是在1980年11月11日，香港《中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据云，在9月14日，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戴莲如等人，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的时候，竟然看见了在中国新疆罗布泊失踪了的科学家——彭加木！

　　我的《彭加木传奇》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原本是驳斥这一谎言的最有力的作品。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本书要报彭加木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审查。意想不到，《彭加木传奇》在报送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审查时，却出乎意外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

　　虽然我据理力争，但是不得不根据审查意见进行删改。

　　删改之后，再出清样，那时候已是1981年10月20日了。再度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审查。报审之后，又要删改。

　　不得已，第三次作了删改，排出第三稿，已是1982年2月17日了。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决定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我手头保存着当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清样。当此书在无法出版之际，我曾经在清样前面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作为“备忘录”。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篇简短的说明，记录了一系列年月日，记录了这本书无法出版的经过：

　　此排印稿为初稿。为写《彭加木》一书，我于1980年7月4日——7月24日赴疆采访，深入罗布泊现场。1980年8月3日——8月15日写出初稿。8月16日送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13日谈审查意见。10月21日改毕。1980年12月13日发排。1981年3月5日校毕初稿清样。

　　1981年10月20日改定二稿清样。1981年12月11日又改清样。1982年2月17日根据审查意见，排出第三稿，打了纸型。付印前夕因故暂停。1983年11月9日收到此校样，告知决定不出。

　　叶永烈1983年11月19日

　　一本好书，无端地无法出版。所幸上海人民出版社送给我一份《彭加木传奇》清样。我把清样装订成书，贴上封面，放在我的书架上。这一放，就是26年！

　　我坚信这本用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彭加木传奇》迟早会出版，曾请妻抽空按照手稿（不是按照曾被几度删改的《彭加木传奇》清样）录入电脑。

　　当2006年4月13日新华社发出关于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消息之后，彭加木重新引起广泛关注。然而，毕竟事隔26年，年轻一代对于彭加木已经非常陌生。于是，从4月16日起，我着手在电脑上对26年前所写的《彭加木传奇》一书作大修改，对照当年的采访笔记作了全面的补充，书名改为《追寻彭加木》。

　　我一边修改《追寻彭加木》，一边开始联系出版社。

　　4月20日，致电华文出版社编辑黄鲁，告知在写《追寻彭加木》，她大约没有关注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消息，所以没有反应。4月25日，我在致时代文艺出版社编辑赵岩的电子邮件中谈及“我正忙于《追寻彭加木》一书”，同样没有反应。

　　4月27日，致电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陈敏莉，她表示可以接受《追寻彭加木》一书。翌日，她又来电告知，由于社长不同意，取消《追寻彭加木》出版计划。

　　4月28日，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李克平来电跟我谈别的事，我顺便告知《追寻彭加木》在修改中，他表示愿意出版，但是此后没有后续消息。

　　也就是说，我一连联系了4家出版社的编辑，都对《追寻彭加木》一书没有兴趣。

　　那时候，“五一”放长假，从5月1日放至5月7日。我在“五一”长假期间，终于全部完成《追寻彭加木》的修订工作，全书达30万字，比1980年的原稿增加了十几万字。我决定试着跟作家出版社联系，因为作家出版社出版过我的6卷本《叶永烈自选集》，也出版过我的50万字的纪实长篇《商品房白皮书》以及上、下卷的《黑红内幕》。

　　“五一”长假刚刚结束，我在5月8日上午给作家出版社编辑张亚丽小姐打电话，告知我完成《追寻彭加木》一书。她很敏感，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当即说，请把这本书给我们作家出版社吧！过了半小时，她来电话说，已经请示了领导，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追寻彭加木》一书，以赶上6月中旬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第十六届全国书市，作为重点书推出。她要我用电子邮件把《追寻彭加木》一书电子文档发去。我随即发去。

　　5月9日，编辑张亚丽告知，《追寻彭加木》已经打出清样，她正全力以赴编辑《追寻彭加木》一书。

　　5月11日，我应香港凤凰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担任《一虎一席谈》嘉宾，做“寻找彭加木”节目。5月12日，在北京与作家出版社编辑张亚丽、王正见面，签订《追寻彭加木》一书出版合同，交给他们《追寻彭加木》的照片光盘。当时，我看到张亚丽、王正手持《追寻彭加木》一书清样，上面已经画满各种编辑符号以及改正的错别字。他们告诉我，作家出版社把《追寻彭加木》一书列为急稿，他们以高效率工作着。

　　5月13日，我从北京飞回上海之后，张亚丽隔三岔五跟我电话联系，或者发来电子邮件，交换着《追寻彭加木》一书的版式、内容方面的种种意见。

　　5月22日，我收到《追寻彭加木》一书封面小样，以彭加木脸部大特写作为封面，很醒目。

　　5月23日，张亚丽来电，交换对于封面的意见并校对若干文字。她告知，下月一定能够在全国书市推出。

　　6月1日，张亚丽告知，已经出书，并准备运往新疆，并安排在新疆全国书市签名售书。这时，距离我在5月8日第一次告知张亚丽完成《追寻彭加木》，连头带尾也只不过22天！

　　6月5日，我在给一位编辑的电子邮件中写及：“作家出版社这次只用了20天，就印出了我的30万字的长篇纪实《追寻彭加木》——我是在‘五一’长假结束之后才完成书稿，现在书已经运往乌鲁木齐了。”

　　6月16日，全国第十六届书市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在6月14日下午到达乌鲁木齐，住在中银大厦1704房间。所幸我住的是大套间，因为在6月15日，大批记者涌到我所住的这个房间，采访《追寻彭加木》一书写作经过以及我当年在罗布泊搜寻彭加木的第一手见闻。

　　《追寻彭加木》一书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第十六届全国书市开幕的翌日——6月17日，恰好是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失踪26周年的纪念日，这届全国书市又恰巧在新疆举行，而《追寻彭加木》一书又是“雪藏”了26年终于出版，这“恰好”+“恰巧”+“雪藏”，使这本书成为新闻焦点。作家出版社正是预见了这本书的“新闻眼”，所以以20天的速度赶出了这本书。

　　记得，我刚到达乌鲁木齐，新华社记者就来电联系采访。接着，新疆电视台、乌鲁木齐电视台进行采访。接着，中国新闻社、《新疆日报》《乌鲁木齐日报》前来采访。15日晚上，北京《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信报》《中华读书报》5家报纸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不约而同来到我的房间，进行采访。这天，我还接受诸多记者的电话采访，内中有记者是从北京、上海、青岛打来的。

　　6月16日以及17日，全国诸多报纸刊登《追寻彭加木》一书出版消息以及我的专访。几家报纸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关于《追寻彭加木》创作经过的谈话。

　　6月17日，我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追寻彭加木》签名售书。《追寻彭加木》这本书成为书市上最受关注、报道最多的一本书，成为关注度最高的新书。

　　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亚丽小姐对我说，为了在20天之内赶出《追寻彭加木》，她日夜加班，值！

　　回想当年《追寻彭加木》一书遭到否定，打入“冷宫”，直至26年之后“解冻”，成为新闻热点，我不胜感慨。

　　媒体对于《追寻彭加木》一书的种种评价，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这是关于彭加木、关于彭加木失踪事件的最权威的独家著作。”

　　《追寻彭加木》一书遭遇的风波，使我意识到敏感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的风险性。即便如此，我仍无怨无悔地进行采访、创作。我相信，只要是好作品，迟早总会与读者见面的。

　　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后来被称作纪实长篇）《追寻彭加木》，也使我意识到，从事纪实文学创作，必须不畏艰辛，深入第一线，获得第一手创作素材。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是“跑”出来的。

　　从此，我非常注重“跑”，注重“第一手”，使我的作品中的原创性、独家性分量不断增加。

　　在本书出版之际，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大部分照片是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生前供稿，而且是我与她在上海彭加木家中共同选定的。这些照片，有的注有摄影者姓名，有的没有注明。凡是注有摄影者姓名的，收入本书时我都一一标明，并与能够取得联系的摄影者联络，获得同意。也有的照片因当时没有标明作者姓名，或者虽有作者姓名但是事隔多年未能找到联系方式，在本书出版之后，望知情读者给予帮助，以便与摄影者及时联系，在重印时补上遗漏者姓名，并支付摄影稿酬。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已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曹香秾女士以及已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马嵩山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在1980年6月，如果不是他们聘请我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特约作者从上海赶往新疆罗布泊采访，也就没有《追寻彭加木》一书。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也对作家出版社及编辑张亚丽女士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及编辑汤万星先生、谢寒女士表示感谢。

　　叶永烈2016年2月23日改定于上海沉思斋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于1980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失踪。30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着这位为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一直被人们视为未解之谜。近年来，很多人在网上发表种种猜想，试图解开这一未解之谜。尽管这些猜想五花八门，并无可靠依据，但是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人们对于彭加木的关注。当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库木库都克失踪之后，本书作者受命采访这一重要事件，当时匆匆离开上海，踏上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的飞机。在乌鲁木齐只逗留了一天，便坐夜车南行，然后换乘直升机飞抵茫茫黄沙之中的库木库都克，加入搜索彭加木的行列……作者当时在上海、乌鲁木齐、马兰核基地、720基地以及罗布泊库木库都克搜索现场，采访了50多位彭加木亲属、好友、领导以及相关人士。其中包括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儿子彭海、女儿彭荔，胞兄彭浙，导师王应睐院士、曹天钦院士，入党介绍人王芷涯，好友、同事陈善明、夏训诚，为彭加木治疗癌症的曹凤岗大夫，彭加木失踪时的科学考察队副队长及队员，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熙茂，搜索部队现场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作战处处长周夫有等。可以说，作者当时采访了所有关于彭加木的关键性历史见证人。在彭加木失踪之后不久，1980年11月11日，香港《中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据云，在9月14日，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戴莲如等人，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的时候，竟然看见了在中国新疆罗布泊失踪了的科学家——彭加木！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就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可惜，缺少一张彭加木在华盛顿的照片！笔者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记述彭加木失踪始末，驳斥了海外谣传，歌颂了彭加木献身科学、献身边疆的可贵精神，写下这部经过重新修改、补充的关于彭加木的长篇报告文学《追寻彭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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