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钧瓷收藏与鉴赏_顾万发田培杰_9787534781681

《中国钧瓷收藏与鉴赏》一书内容包括金、元、明、清、民国、共和国的钧瓷标本及论述；关于钧瓷收藏鉴赏的基础知识及中外艺术陶瓷荟萃。本书与以往所有此类书籍不同的是首次肯定了“宋代无钧瓷”和“钧官窑陈设瓷始烧于明代”的观点，并列举了新发现的证据；首次提出了“共和国钧官瓷”“钧花瓷”“神垕炉钧”的新概念。五百多幅彩图供欣赏和对比鉴别。是一本适合收藏家、研究者、生产者、经营者参考的工具书。

　　后记
　　本书的后记可以说是把“序”或“前言”移后补说而已。写在前面怕先入为主，约束了读者的思维，会倾向于本书的观点。读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论或是批评，这是本书编者所期望的。此后记只想简述一下二十年的心理渐变历程。
　　1995年，我的《诗话钧瓷》一书完稿，送黄河水利出版社李辉主任审读，自豪感常流露在与朋友的交往言谈中，因为，让海内外著名诗人为钧瓷写赞歌，当时只有笔者能担此重任。说到钧瓷的历史，都是产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断于明、恢复于清末。求知欲望促使我请教多人，问及哪些史书和文献有此记载，竟无一人能答。为追寻钧瓷的历史真实，奔波了一年多，故此，直到1998年《诗话钧瓷》才得以出版。但这个历史疑团一直困扰着我。后经好友相劝，又有《中国陶瓷史》和台湾出版的《宋元陶瓷大全》亦如此，才就此罢休。
　　2000年，我得到一本台湾1999年出版的《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该书特别提出对以往出版物中的钧瓷作重新标示：把《宋元陶瓷大全》中的玫瑰紫小碗标示为明仿钧，原北宋的天青满釉支烧单把洗、圆洗标示为金，原北宋的天蓝如意枕、长方枕标示为元末。台北“故宫博物院”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修正自己，笔者深表敬意。书中余佩瑾的《钧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把钧瓷分为器皿型和陈设类，器皿型定为金代，陈设类定为明代。这应该是有代表性、权威性的发声，此时，对钧瓷的探究之心又幡然复归。
　　2004年，民间田野考古调查者蓝普生写了一篇《论辩宋代无钧瓷》，我看了几遍，论辩几乎是无懈可击，读后深受启发。
　　2005年，开始迷上道教养生长寿术，并生产出了“罗汉佛脂液”。故而对道教的书读了不少，关于宋徽宗和林灵素的记载和文献读得更多。道教崇尚青色，穿青衣、戴青冠，仙道骑青牛，红色是道教大忌。作为道主、宗师、道君、圣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的宋徽宗，能违犯教规去设官窑烧制红釉的钧瓷吗？这是我的直觉，也可作为宋代无钧的论据之一。
　　2005年10月，禹州钧瓷研讨会上，“宋代无钧说”作为异论在会上亮相，受到“北宋说”的抨击。在会议结束的总结发言中，专家得意地说：“……钧瓷烧造工艺不见于文献、史料是十分不正常的，亦不见于同时期的墓葬。判定钧瓷起源于北宋，主要是它的精美、典雅、含蓄、明净的艺术风格与宋代特有的时代风尚。”听后，对专家的崇拜之心一落千丈。因为钧瓷属于粗瓷类，其艺术特征多以粗犷、凝重、浑厚、大气、多彩来形容，充溢着元代蒙古人的习性，与专家所言格格不入。“钧瓷北宋说”在心中淡然置之。
　　2006年，中国深圳官钧瓷器学术研讨会上，参会者50人，超乎寻常地一致否定了“钧瓷北宋说”，并把钧官窑陈设瓷定为明代，连篇累牍的文章在网上出现，跟随附和者众多。我读后，觉得实证可信，开始在自己交往的范围内发声。
　　2008年，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美国苏富比拍卖公司开始认同“官钧瓷明代说”，拍卖现场出现的钧瓷仰钟式花盆已把“明代”作为年代标示。看后，思绪万千，资本市场的接受冲破了权威、专家控制的历史时代。对于文中所提文献资料，都逐一查正原文进行了核对。这对我是一种激励。
　　2009年，我开始筹建郑州市柴瓷文化研究会，对柴瓷、汝瓷、钧瓷的承袭与渊源关系进行综合探究。我一头扎进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进行阅读检索，查阅了唐、宋、元、明历史、会要、会典的有用部分，还有诗词、绘画、艺文、杂说等，最后，集中精力查阅了明代《河南一统志》、清代《河南一统志》，还细读了线装本的郑州、汝州、禹州等十二县市明嘉靖后的全部地方志，对“钧官瓷陈设器明代说”又找出多个实证。
　　2011年元月，我与张松林合编的《新钧瓷》一书出版，在该书《钧瓷源流考证》一章中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并把蓝普生、余佩瑾的文章附录于后，但没有引起业内和社会的太多关注。
　　2011年，我开始构思《中国钧瓷收藏与鉴赏》一书，并历时一年多写出了初稿。
　　2013年年初，将第一稿送顾万发审阅，顾万发看后予以肯定，并提出建议，又给予了鼓励。两个月后拿出第二稿，送李海峰、王丰硕、霍福生、张义审阅。他们对第五、六、七章提出了修改意见。
　　最后定稿时，顾万发对第二、三章提出修改意见，减少了第二、三章的彩图，精简了图片的文字说明。
　　第三稿出来后，请孙晓岗审阅，他对500多幅照片提出了修改意见，亲自对第六章中官窑瓷进行了重拍，王大丽进行版面重组。
　　在共和国官窑瓷、钧花瓷、神垕炉钧概念的提出与形成过程中，先后走访了苗锡锦、教之中、阎夫立、刁文、范文典、朱五妞、王欣营、郗富安、温清立、刘志军、王金合、丁建中、王秋红、梁清扬等近百位原市、镇领导，工艺师及多家钧瓷生产厂家。
　　第四稿完成，将送出版社时，葛天才送来了有“钧窑天制”字样的天青圆洗，这算有了卢家的钧瓷标本，也充实了民国钧瓷的内容。
　　这篇后记并非一本书的完结，书中提出的观点和概念可能是讨论的开始，希望读者能找出新的实证，使明代钧官窑的真实屹立于历史长河，使钧瓷的渊源在不争不辩中传袭下去，为后代尽一份应尽的责任。
　　田培杰
　　2013.12

　　二、红釉器特征
　　1.红釉瓷器
　　红釉瓷器始烧于元代，属于高温铜红釉，在窑炉内以还原气氛烧成。到了明代永乐朝变得鲜红，后改为矾红。王宗沐、陆万垓纂修的《江西省大志》卷七料价条记载：“隆庆五年，都御史徐题，称该内承运库太监崔敏题，为缺少上用各样瓷器，单开窑烧造内外鲜红碗、钟、瓯并大小龙缸、方盒各项……把限明年二月，其余八月运，逐年选进，但今窑作坯房倾坏日久，新经修完，又兼物料细腻，式样精巧，难以措别。见遭洪水为患，土料疏散，成坯甚艰，冬月水冰土冻，尤难造作，况系火中取物，必须假以时间，多做坯胎，入窑百中选一，呈乞转达，查例将鲜红改作矾红。”又记载：“敕下该部详议，将鲜红瓷器，查照前例改造矾红。”又如：“又查得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内据江西布政司咨呈开称，鲜红桌器，拘护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坛赤色器皿，改造矾红；又查嘉靖九年事例，题奉世宗皇帝圣旨，这鲜红瓷器，准照先年例，用矾红烧造，只要鲜明，如法着作，烧造解进。”
　　从这几则奏折和批文来看，红釉瓷器在皇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非红不可，因材料缺乏，只有用矾红。到了明宣德朝，成功地烧造出“宝石红”，宣德以后每况愈下，红釉几乎到了失传的地步，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2.康熙“郎窑红”与“豇豆红”
　　“郎窑红”始创烧于康熙年间督陶官郎廷极监窑之时，它仿烧的是明代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郎窑红”有两大品种：一是薄釉瓷，上一层釉，其釉面光亮，开细小片纹，由于釉液垂流，器物上半部呈淡红色或淡青色，下半部呈均匀的鲜红釉色；另一种是厚釉，施双层釉液，釉面凝重，器面显出黑色星点或血丝，俗称“牛毛纹”。双层釉面有时色泽深艳浓重，犹如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又称“牛血红”，口沿因釉薄又向下垂流，再加上铜分子在高温下的挥发和氧化，器沿口出现轮状白边，俗称“灯草边”或“灯草口”。
　　“豇豆红”在康熙年间与郎窑红并驾齐驱。“豇豆红”色调淡雅，酷似豇豆的红润，并略带绿色的苔点，直观艺术感觉幽静清淡，柔和悦目，恰似桃花片，娃娃脸，美人醉颊，世人又以此称之。
　　“祭红器”始于康熙，盛于乾隆，因为釉色像雨过天晴后天边的霞霁，所以又叫“霁红”。景德镇陶歌云：“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
　　郎窑红、豇豆红、霁（祭）红都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在 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火中烧成，也属于窑变釉。由于胎骨材料的选择和釉液中铜元素含量的多少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品种。这种釉色与钧官窑的烧制工艺不同，并非承继或仿自钧釉。
　　3.雍正朝仿钧釉
　　雍正朝瓷业尤盛，仿古成为时尚，仿钧窑更受到皇宫重视。唐英于雍正六年至景德镇御窑厂监理窑务，于雍正七年派厂署幕友吴尧圃赴钧窑始产地钧州调查。雍正七年以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的成功记录。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十日，郎中海望持出均窑双管瓜楞瓶一对，奉旨着做鳅耳乳足三足炉木样，交年希尧照此瓶上釉水烧些来（造字3326号）；雍正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将年希尧烧造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的甚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造字3332号）；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造磁器处仿样，将均窑（钧窑）、官窑、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来，其均窑要紧，钦此！（造字336号）
　　另有《景德镇陶录》记载：“今镇陶所仿钧瓷，土质既佳，瓶炉尤多美者。”
　　又有《南窑笔记》记载：“其均窑及法蓝、法翠乃先于窑中烧成无釉涩胎（现代称素烧），然后上釉，再入窑中复烧乃成，惟蓝、翠一火即成。均釉则数火乃得流淌各种天然颜色。”
　　仿钧产品以红色为主，交织有月白、天蓝，形成五彩斑斓的釉面，人们习惯称钧红釉，也有称“火焰红”的，其中间杂蓝色较多的称“火焰青”，底足涂酱色护胎釉，阴文篆刻“雍正年制”四字。仿陈设瓷花盆、鼓钉洗较多。此种产品珍藏标本多标“仿钧釉”，若造型异样者，都标“窑变釉”。这种器物多是仿钧瓷窑变釉，人们也称“窑变釉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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