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_李真_9787534753374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结语
　　如今，马若瑟在汉语史上的地位已经十分明确——他是建、汉学学科的奠基者。
　　如我们在本书中已讨论过的种种原因，马若瑟毅然撰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读本，寄同巴黎，但当时却没有人能够使用它。
　　直到差小多一个世纪以后，年轻的雷慕沙在国家图书馆中发现这部手稿并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汉文启蒙》（ 1822、1858） -书，而这本书在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了标准的汉语语法书。
　　至于在传教士在华传教所作努力的历史中，我们对马若瑟地位的评价限定于前文所引用的教宗的话，但是我们无法得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向基督教全面开放，他的索隐学式的福音宣讲是否得到了实践。
　　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广简体字之后，马若瑟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纯词源学的那些知识——再也不可能被理解了。
　　不管怎样，也许可以用马若瑟1731年11月10日致傅尔蒙信札中的几句话作为全书的结束：
　　……然而将来您会承认，世事难料，终于有一天中国古代典籍会变得异常重要……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驾崩，皇四子迅速继位，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他与宫廷里的耶稣会士没什么交往。事实上，他厌恶所有的传教士，认为他们是维持和平和秩序潜在的危险，就如同白莲教的教徒一样。
　　1723年6月，福建一位奉教的文人叛教，联合他的几位朋友给当地的县衙写了一封信，信中列数了对传教士的种种非难：比如他们在各处修建教堂，蛊惑民众，提倡男女平等，并劝说女孩子成为修女。这封信导致了福建总督和巡抚下令驱逐省内所有的传教士，命他们移居澳门。官员们向皇帝禀报了此事，雍正皇帝于1724年1月11日认可了他们的决定，并将这一命令推行至全国。
　　除了极少数在宫廷的耶稣会士以外，其他的传教士都在6个月内被送往澳门，由一位负责他们安全的官员监管。那些从康熙皇帝手里领到过“票”的传教士，都要将票上交给当地长官，然后集中送往宫廷后进行销毁。
　　在宫廷的耶稣会士——白晋、巴多明、雷孝恩（Jean—BaptisteR6gis，1663—1738）和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4acde Mailla，1669一1748），借助皇帝的一个兄弟对传教士的同情进行活动，试图使皇帝收回成命，或者至少让传教士获准居留广州，在那儿他们才能与欧洲保持联系。最后，1724年7月皇帝陛下终于在最后一点上做了一些让步，命令广州的地方官允许传教士居留该地，“只要他们不给公众制造麻烦”。
　　但是，这些传教士一到广州，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开展传教的工作，结果导致1732年8月18日朝廷再次下令命他们三天之内迁居澳门。
　　在流放广州的8年里，有13位法国耶稣会士居住在法国传教会的所在地。在这里，除了马若瑟之外，还有龚当信（Cyr—Contancin，1670—1733），马若瑟在给傅尔蒙的信中多次提及这个羞怯的朋友。1731年，这位耶稣会士被他的上级派回法国汇报中国传教使团的不幸遭遇，1732年他死于返华途中。
　　在马若瑟的生命中，还有4位耶稣会士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满文号家郭巾传（Jean Alexis de Gollet，1666-1741）和聂若翰（Jean Franois Noelas，1669-1724）（此二人都具备索隐学的知识），以及郝苍璧（Julien-Placide Herieu，1671-1746），他是马若瑟的头号敌人。作为法国传教会从1719年到1731年的会督，他一直拒绝马若瑟发表任何一篇有关索隐学研究的文章。
　　马若瑟认识傅尔蒙
　　当马若瑟离开九江被遣返至广州的时候，他的心里必定充满了绝望。他一定随身携带了自己大部分或者说是全部的藏书，以及数不清的文稿—手稿、笔记、草稿和杂记—包括他就是《易经》所作的八卷厚的注释笔记，现在他能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马若瑟早年间曾多次请求他的上级允许自己发表索隐学的研究成果，但都徒劳无功。他也曾试图获得来自法国本土的耶稣会士们的支持，诸如艾蒂安·苏熙业和勒内·约瑟夫·图尔内米内（ReneJoseph Tournemine）。他们要么不支持他，要么根本不给他回信。现在，身处流放广州的困境，他又怎能期望缓解上级严厉的反对立场呢？马若瑟一定觉得自己的宏伟事业——通过以索隐学的方式注释中国古籍的方法来归化中国民众——已经前途渺茫了。
　　但在1725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敢置信的事情，似乎改变了一切——这或许会是一线生机呢？
　　可能是在法国传教会的所在地，马若瑟发现了一些过期的《特里武论文集》（Menoires de Trevoux），这是当时法国耶稣会士的一份影响深远并被广泛阅读的月刊。②其中在1721年的那一卷里，有一篇关于意大利耶稣会士梅尔希奥·达拉·布列加（ Melchior dallaBriga）的文章，这位耶稣会士解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证明古埃及人已经知道了“三位一体”。这令马若瑟很感兴趣，他给这位能够辨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大利学者写了信。事情又有了进展。在1722年那一卷中，马若瑟接触到了一位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埃蒂安·傅尔蒙，
　　后者曾就中国语言发表过演说，自称在中国文字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系统。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觉定了马若瑟今后十年的生活。
　　在“马若瑟的索隐理论”一章中，我们介绍他写给达拉·布列加的信，事实上，那是以索隐学方式来阅读《易经》的一个说明。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位马若瑟所不认识的法国学者关于中国语言的演讲。
　　1722年6月号的《特里武论文集》有6页关于中国语言的文章，这其实是1722年4月4日傅尔蒙在一次向公众开放的会议上，呈交给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的一篇文章的摘要。……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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