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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黛丽·赫本传 
定 价：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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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极致的优雅与极致的心灵的美妙结合。”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亚历山大?沃克在本书中展现了美国电影学会“百年来最伟大的演员”奥黛丽?赫本真实、全面而又传奇的一生。《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仅用白衬衣、平底鞋就征服了整个世界，登上了《时代周刊》，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赫本形象”的优雅简约也撼动了整个世界。纪梵希称：“她不仅改变了女性穿着的方式，更永远改变了她们的自我形象，扩展了美的定义。”晚年的奥黛丽作为联合国亲善大使获得了琼?赫肖尔特人道主义奖。在奥黛丽弥留之际，特蕾莎修女甚至彻夜为她祈祷。奥黛丽逝世后，美国前总统里根称其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女性，人们将会十分想念她”。
亚历山大?沃克用十年时间亲身访问了赫本的儿子西恩和卢卡，生前挚友纪梵希、格里高利?派克，以及特蕾莎修女、伊丽莎白?泰勒、英格丽?褒曼、斯皮尔?伯格、茱莉亚?罗伯茨等100多位名人，并走访了荷兰阿纳姆、英国肯特郡、瑞士特洛什纳、美国等地收集了数万份的第一手资料，150幅赫本独家照片，铸就了这部“二十世纪百部杰出传记之一”《奥黛丽?赫本传》。
★美国电影学会官方授权
★《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百部杰出传记之一” ★十年亲访百位名人 收录150幅照片 ★《纽约时报》“动人的奥黛丽·赫本传记” ★英国《卫报》“我们这个时代优雅女性的精致传记” ★著名传记作家亚历山大·沃克扛鼎之作 ★奥黛丽赫本诞辰85周年纪念珍藏版
亚历山大·沃克，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英国电影史学家、电影评论家。曾就读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以及密歇根大学。20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沃克成为《伦敦标准晚报》的电影评论家。源于在电影界享有的极高声望，亚历山大·沃克成为比佛利山庄的“座上宾”。其人物传记系列《奥黛丽·赫本传》《伊丽莎白·泰勒传》《马龙·白兰度传》《费雯·丽传》《格蕾丝·凯莉传》成为描述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好莱坞里的英国人》《民族英雄》《“黄金时代”的耀眼明星》成为整个电影行业的不朽之作。其中《奥黛丽·赫本》更被《时代周刊》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杰出传记之一”，《纽约时报》“最动人的奥黛丽·赫本传记”，英国《卫报》“我们这个时代最优雅女性的最精致传记”。
家庭秘密
奥黛丽母亲的家族都是荷兰人，并且与许多贵族地主、高级军官、政府公职人员和皇室朝臣有关系。凡·赫姆斯特拉家族可以追溯到16世纪早期。奥黛丽的母亲艾拉·凡·赫姆斯特拉于1900年生在离阿纳姆不远的威尔普的私邸中。艾拉有五个姐妹和一个兄弟，他们一出生就享有男爵或女男爵的头衔。女男爵艾拉的血统实际上相当复杂，她有荷兰、法国及匈牙利的血统。艾拉的父亲阿纳德·凡·赫姆斯特拉男爵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在阿纳姆司法部担任副检察长和助理法官，同时担任该市第一位市长，在荷兰海外属地也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威廉明娜女王曾任命他为荷属圭那亚殖民地，南美苏里南的总督。女男爵艾拉开朗活泼，不到20岁就结婚了。她丈夫是一位荷兰贵族、皇家侍从霍恩·让·凡·尤德福。 艾拉短暂的婚姻从未风平浪静过，但这并没有让她对婚姻失去信心。她觉得情况会好转，下一站一定是幸福。这种乐观部分源自她喜欢追求浪漫的性格，使她容易被男人的时髦外表和冲动性格所吸引。 艾拉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奥黛丽的父亲，他身上似乎就有这样的特质。人们常常认为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赫本·拉斯顿是一位英国金融顾问。他有部分英国血统，断断续续在金融界工作，但说他是“顾问”有些勉强，或许称他为“冒险家”更合适。 奥黛丽家族相册中，奥黛丽父亲的照片为数不多，在其中一张照片中赫本·拉斯顿身材高大，方下巴，留着精心修过的小胡子。他的发际线很高，接近颅骨，梳理得非常整齐。他的上衣剪裁得体，手放在裤子口袋里，显得非常自信。一眼看上去，他不像是那种会在争端中吃亏的人。根据站在露台上握着父亲手的小赫本的年龄来看，照片摄于1933年前后，地点是他们位于布鲁塞尔郊区贝尔赛尔赫特街的家中。赫本·拉斯顿那时大概44岁，比艾拉·凡·赫姆斯特年长十岁或十一岁。 奥黛丽的父亲的确生于1889年，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波西米亚一个叫乌兹格的小镇。由于他父亲是英国籍，他在奥地利的大使馆也登记为英国籍。至少在童年时期他的家庭很富有，因为他家拥有一个糖果厂，这是他母亲安娜的嫁妆。小约瑟夫·拉斯顿精心打扮过，身穿量身定做的海军装、骑马服、皮短裤照相。他在青年时期的穿着打扮像城里的年轻绅士。从他当年拍摄的时髦的家庭照片中看得出，他自信甚至有些自大，喜欢与美女相伴、享受富裕生活。他很可能被宠坏了。沃尔特·拉斯顿说：“母亲离婚又再婚后，他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的继父是一个浪荡子，几乎挥霍光了家里所有的钱。”约瑟夫很可能不得不依靠他的聪明和魅力来谋生。他有语言天赋，这为他进入各类有用的社会圈子铺平道路，也因此轻易俘获女人们的芳心。英国国籍给他的社交活动带来很多便利，而他精于计算，或者至少是对金钱的兴趣促使他进入较为传统的国际金融界。他身上的苏格兰、爱尔兰和奥地利血统让他乐于冒险，善于运用自身魅力，尽管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很冒险而且无法长久。 有关约瑟夫的模糊记载显示，后来他去南太平洋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做金融生意，这符合约瑟夫的一贯作风。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爪哇拍的一些照片来看，他过着很时髦的生活。一些照片是在马球场上拍的，他穿着漂亮的骑手服装，显得狡黠、勇猛。在另一些照片里，他身穿白色的热带服装与其他欧洲人在画室或绅士俱乐部逗留，环境优雅舒适，屋内设施奢侈，只有房间里一些典型的热带花卉和植物提醒人们这里不是伦敦、巴黎或者维也纳。约瑟夫·拉斯顿，或者说赫本·拉斯顿（他那时已这么叫自己了），无疑生活得相当滋润。 根据最早的英国相关官方记载，1923年到1924年，他登记为J·V·A·拉斯顿，为爪哇苏门答腊岛名誉领事。女男爵艾拉在第一次去苏门答腊见父亲时认识了赫本·拉斯顿，她的芳心一下子被他俘获。回到阿纳姆后，她感到她与霍恩·让·凡·尤德福的婚姻因双方倔强固执的脾气而摇摇欲坠。尽管生了两个儿子，伊恩和亚历山大，艾拉还是离了婚。随后她去了印度尼西亚，因为她知道赫本·拉斯顿住那里。他们于1926年9月7日在雅加达结婚。这是一桩源自真爱的婚姻，赫本·拉斯顿没有任何钱财。这非常不符合凡·赫姆斯特拉家族的结婚传统，由此也可看出他对女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1929年5月4日凌晨3点，在布鲁塞尔市郊克恩弗尔德大街的48号，女男爵在一幢舒适、宽敞、隐蔽的房子里生下一个女儿。她父亲的出生地被错误地记录为英国，而拉斯顿一家被登记为居住在英国的福克斯顿。这表明奥黛丽的父亲努力确保他的英国国籍不被怀疑。如果父亲出生在奥地利，可能对婴儿的国籍会造成很多困扰。出生证的见证人之一声称是英国领事馆的女秘书，她的签字更能确保奥黛丽父亲的国籍为英国。她的出生证上姓氏一栏只写了“拉斯顿”，没有提到“赫本”。孩子被命名为奥黛丽·凯瑟琳·拉斯顿。而赫本这个姓氏源自她父亲在之后家族资料中的发现，由此奥黛丽的全名为奥黛丽·凯瑟琳·赫本·拉斯顿。奥黛丽是一个胖胖的婴儿，身材矮小，脑袋很大，丝毫看不出她今后会拥有一副纸样单薄、像精灵一样的身材。她4岁左右的一张照片中她剪着典型的“荷兰女孩”发型，但是左边眉毛上方留有顽皮的厚刘海。她是个活泼、充满好奇心的小孩。 她的父母喜爱音乐。育儿室里经常流淌着留声机播出的优美旋律。后来她问母亲：“音乐有什么用？”母亲告诉她：“为了跳舞。”等她稍大一点，她被带到英国。一天，在福克斯顿的一个公园里，她在母亲身边蹒跚学步，母亲忽然发现她不见了。惊恐万分的艾拉走近一个围满保姆和婴儿车的舞台，她看到女儿正跟着军队吹奏的流行音乐跳一种奇怪的舞蹈。 家里还充斥着另外一种声音——父母的争吵声，这令小女孩感到很不安。艾拉和她丈夫的脾气一模一样：有主见、很自信，有些固执。丈夫凯尔特人式的任性从不屈服于妻子荷兰式的顽固。奥黛丽后来回忆说，当父母开始激烈争吵时，她常常躲在餐桌下面。在奥黛丽后来的生活里，人们从未听到过她对任何人高声说话。 虽然奥黛丽父母的脾气不对头，但是他们把女儿培养得非常好。相对于赫本·拉斯顿来说，艾拉对女儿更为严厉。纵使第一次婚姻失败，现在这段婚姻又时不时地关系紧张，却一点没有影响到艾拉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她看重加尔文教义所说的努力工作、自律、善解人意，同时从未忘记基督教科学教精神。等到奥黛丽长大到能够明白这些戒律时，艾拉要求她积极面对生活、亲身实践。不久奥黛丽就发现了母亲的缺点：她很关心女儿的生活，却无法表达对女儿的爱。从幼年时期开始接受这些生活戒律，这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极好地平衡欲望和责任，激励人努力奋斗，拒绝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这很好地解释了奥黛丽·赫本为何在名声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克服压力、抵挡诱惑。 到20世纪30年代，赫本·拉斯顿夫妇开始频繁地与右翼政治接触。或许人们会认为女男爵会批评掌权后的国社党在德国越来越嚣张的气焰。但是人们不要忘了希特勒对于艾拉家族所属的金融家阶层和贵族阶层的吸引力。欧洲的旧贵族感到他们可以和德国元首“做生意”。不管怎么说，对于艾拉这样性格的人来说，为了民族强大，坚定地支持一个狂热的号召（当时还没有定义为纳粹信条）是很自然的事。她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浪漫主义者，容易被像元首那样的铁腕人物所吸引。正如她的婚姻一样，她迟早会后悔，只是还不到时候。 奥黛丽基本上没有受到母亲轻率地亲近法西斯的影响，或者她将这种影响藏了起来。奥黛丽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父亲接近法西斯带来的悲惨下场。 最终在对待法西斯态度的分歧之下，1935年下半年奥黛丽父亲出走。几年后，奥黛丽父母离异，赫本·拉斯顿从此离开妻女。奥黛丽从不谈起导致她父母婚姻破裂的原因。众所周知，女男爵不再像丈夫那样热衷于法西斯了。很可能那时候与荷兰政治、国际金融和皇家法院有紧密联系的凡·赫姆斯特拉家族提醒艾拉应理智行事，至少要做到谨言慎行。 50年后奥黛丽回忆说：“当时我崩溃了，每天不停地哭。父母的离异是我孩提时代遭受的最大打击。我崇拜父亲，从他失踪的那天起我就非常想念他。在我才6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能经常看到他，我就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爱。事实上我嫉妒那些有父亲的孩子，他们脸上挂着泪珠回到家，因为他们有父亲。我母亲非常爱我，但是她不会表示出来。没有人拥抱我。” 和丈夫分开后，艾拉打算立刻带孩子回荷兰。她直接回到了阿纳姆的家族小庄园。据目前所知，没有发现赫本·拉斯顿去看望艾拉以挽回他们的婚姻。奥黛丽同母异父的哥哥伊恩和亚历山大一直和女男爵一起生活。不过他们经常去海牙和父亲住一段时间。渐渐地他们在外表上比奥黛丽更像荷兰人。他们与奥黛丽之间的关系很友好，但是不亲密。 父母离异后，奥黛丽的生活再次发生变化。人们通常会认为她母亲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钱财无忧。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艾拉家境殷实，她父亲曾做过殖民地长官，不要忘了他需要供养六个孩子。尽管退休前他做过法官和市长，拿双份退休金，但也无法奢侈地生活。他们需要合理安排金钱。奥黛丽一家并不住在别墅或其他类似豪宅中。随后不久，艾拉搬到阿纳姆一条大街上的一所小巧舒适的公寓里。她不缺钱，但是并不十分富有。她找了几份临时工作。她很幸运，有奥黛丽这样乖巧可爱的孩子，愿意随时帮助她。 “奥黛丽进了阿纳姆一所叫作塔姆鲍尔斯·巴斯的学校。因为父亲是英国人，她能讲流利的英语。同时因为在布鲁塞尔长大，她的法语也讲得很棒。她荷兰语讲得也不错。艾拉一直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很会精打细算。她经常关注各种机会。她乐意帮助人，是一个很好的‘管理人员’。奥黛丽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尽管她没去上大学，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女儿回忆说奥黛丽很有音乐天赋。” 奥黛丽和她母亲并没有一直住在阿纳姆。1937年有一段时间，她们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肯特郡。奥黛丽开始在伊尔哈姆的一所私立学校里念书。伊尔哈姆是一个很美丽的内陆乡村，离福克斯顿不远。奥黛丽在里格登姐妹开办的学校读书。学校位于村庄广场，一共约有14个孩子，从5岁到13岁不等。其中有个女孩和奥黛丽的年龄差不多大，名叫琼·霍金斯。琼（现在的福德夫人）说：“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她叫奥黛丽·拉斯顿。但是有一天她告诉我说‘我不仅姓拉斯顿，也姓赫本，和电影明星凯瑟琳·赫本的姓一样。’” 琼·霍金斯的纪念册留有奥黛丽童年稚气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写着“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与她交好/不要告诉她你的秘密/假如她背叛了你/全世界都会知道你的秘密”。上面的日期写着1938年9月8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奥黛丽正经历着本不属于她这个年龄所应承受的压力与责任，她要为赫本·拉斯顿一家的家庭背景保守秘密。这首诗抒发了她对友谊的渴望，真挚动人，也表明她迈出了成长的重要一步，而且她渐渐地从失去父亲的创伤中痊愈了。奥黛丽过的是典型的英国乡村儿童的生活。“她有一点外国口音，”琼·霍金斯回忆道，“她和我们没什么不同，唯一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经常去福克斯顿学习芭蕾舞。” 奥黛丽和伊尔哈姆的英国小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结束得很突然，琼·霍金斯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但是肯定是在1939年，很可能在奥黛丽10岁生日前。那时女男爵住在荷兰。琼看见奥黛丽提着一只很小的旅行包，头戴一顶白色贝雷帽，走进一辆出租车。“它沿着大街开，超过运煤的货车，消失在去福克斯顿的路上。我想她是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黛丽·赫本。她突然离去，应该是发生了紧急情况。她都没时间和我们这些朋友说再见。我们没有想过她会突然来到我们中间，又像谜一样地离开了我们。” 艾拉·凡·赫姆斯特拉的亲戚在荷兰政府工作，他们认为国际环境非常不稳定，她和奥黛丽留在英国不安全。如果战争爆发了，艾拉宁愿和她在荷兰的家人待在一起。但是当她在阿纳姆时，这一切变得格外迫切。在焦虑面前，她暂时埋起了对前夫的怨恨，她联系到了在伦敦的前夫，要他照顾女儿，使奥黛丽安全乘机回家。这就是为什么奥黛丽突然离开伊尔哈姆，来不及跟朋友告别、甚至无法告诉他们她将去往何方的原因。可能女男爵觉得应该处事严谨，不应流露出她对英国在安全上的顾虑，她认为战争一旦爆发荷兰比英国更安全。 父女俩在滑铁卢车站相见。这是自从父亲从布鲁塞尔郊区的家里出走后奥黛丽第一次见到他。许多年后，她告诉朋友：“就像《铁路上的孩子们》里的场景。”《铁路上的孩子们》是奈斯比特写的一本儿童经典读物：一位被送进监狱、失踪很久的父亲出狱后与女儿重逢，他从火车上下来，女儿穿过蒸汽的白雾跑向他。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赫本·拉斯顿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监禁生活。 他目送奥黛丽登上一架荷兰飞机。奥黛丽记得飞回荷兰的旅程像一个梦，梦中一切事物都比现实中更大、更亮，“飞机是一架橙黄色的飞机……它飞得非常低……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公主殿下 吉尔伯特·米勒看到抵达纽约的奥黛丽时，他立刻意识到在奥黛丽的身上还有一个未曾料到的问题：她的体重。他与奥黛丽在伦敦告别时，她看起来仍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笨拙小姑娘。签下奥黛丽之后，派拉蒙就开始让她节食减肥。但在开往美国的慢船上，奥黛丽每一餐都敞开胃口大吃特吃，并且在两餐之间还随心所欲地吃零食：她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接下来的大约六周时间等待她的将是担忧、责任、繁重的工作，还有孤独。米勒立即让奥黛丽开始节食，并给负责奥黛丽饮食的丁提·莫尔餐厅领班和主厨严格规定，只允许为奥黛丽提供鞑靼牛排和蔬菜沙拉。 奥黛丽还得参加唱歌课程，训练发声。虽然她已经演绎得很完美了，现在依然一心投入到对话练习中。“头几天彩排的时候，前几排的人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她说，“我日夜训练。每天晚上回到家中，我都要训练自己，清晰地大声说出每一个字。”她做到了。“即便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到我的声音，”连凯思琳都认可了她的努力。但吉尔伯特·米勒却要力求完美。奥黛丽仍然有些缺乏自信，这可能是由于她对自己要求过高所造成的。跟在埃夫登后面学习的那段时间，她学会了掩饰自己认为的那些缺点。奥黛丽的下颌轮廓棱角过于分明，正面看时脸型过于方正。埃夫登向她展示了如何在镜头面前掩饰这些缺点。头微微扬起，用高颧骨来拉长她的下巴，这样的半侧面姿势成了奥黛丽拍照时的经典姿势。不可思议的是奥黛丽与埃夫登学习的这段经历与她5年后拍摄的《甜姐儿》剧情十分相像。剧中弗雷德·阿斯泰尔饰演一个名叫理查德·艾弗里的时尚摄影师(显然是以理查德·埃夫登为原型人物)，他打消了沉默寡言的奥黛丽对自己“滑稽脸型”的顾虑。当然，不管缺点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个女孩都能够对自身存在的缺点进行自我修正。后来，另一位经常为奥黛丽拍照的摄影师菲利普·哈尔斯曼说：“她的脸从每个角度看都不同，表情瞬息万变，总让你担心动作太慢会错过最好的拍摄时机。她总能在镜头面前将自己的缺陷很好地掩藏起来。” 请法国导演雷蒙·胡勒执导《金粉世界》是为了确保在纽约拍摄的影片依然具有法国情调，但他对奥黛丽却不怎么满意。奥黛丽有着琪琪的活力，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她对台词的理解飘忽不定，节奏把握过快，还经常吐词不清，并且说台词时更像是在背诵，毫无感情色彩。排练时经常出错的那段台词也让她自己困扰不已，在这段台词中琪琪拒绝了祖母和姑姑为她选定的结婚对象加斯顿的求婚。而现在戏外的生活中，只要詹姆斯·汉森人在纽约，两人就经常见面，但她始终不愿意确定订婚日期，更不用说结婚日期了。“我想结婚，”她声称，“我觉得不和詹姆斯结婚是在浪费大好时光。”但她总是推辞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件事情。也许，像琪琪一样，她发现在未好好享受生活之前，婚姻并非头等要事。 临近首演，从《金粉世界》的海报上可以看出奥黛丽还是十分紧张，忧虑和失眠让她的眼袋十分明显。还好首演之后费城评论圈对《金粉世界》的反响很不错。评论家们打心眼儿里喜欢奥黛丽，他们欣喜地评论说奥黛丽的缺乏经验恰好体现了琪琪显而易见的脆弱，让评论家和观众都有种想要保护她的冲动。《君子杂志》的评论给我们描绘了奥黛丽的表演实况，认为奥黛丽就像兴奋地投篮的孩子一样：“她叫喊着，摔门，敏捷地在家具中间跑来跑去。在混乱中她竟能保持步履稳健，没有碰倒一个灯柱。如果她去参加体育比赛，那足以让田径运动会相形见绌。”这个作者发现奥黛丽在台下“看起来很健康……表情丰富，大步流星。她像一个一直喝牛奶吃蔬菜、从未独自过马路的孩子。”这个“孩子”当时已经23岁，她身上洋溢的青春活力让人忽略了她的真实年龄。用理查德·瓦茨的话来说“她就像刚洗完澡的小狗那样清新活泼”。只有从奥黛丽在《金粉世界》宣传海报中的严肃表情可以看出她所承受的担忧，处在事业的这一阶段，即使有些时候她可能表现得过头了，但她需要鼓舞来达到事业的顶峰。剧院门口的霓虹灯广告牌本来是这样写的： 《金粉世界》 主演 奥黛丽·赫本 首演之后改成： 奥黛丽·赫本 主演 《金粉世界》 1952年4月成功巡演之后，《金粉世界》的演出即将告一段落。 即使在成功时刻，奥黛丽也不会忘记礼数。她在给派拉蒙公司伦敦办事处的选角人理查德·米兰德的信中写道：“我的双腿在颤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幸福。”电影《双姝艳》的制片人西德尼·科尔在首演之夜送了一束花给奥黛丽。（科尔很少对电影明星流露出浪漫情怀，但他总是说奥黛丽有着“白玫瑰似的恬静”。）在她谦逊真诚的感谢信上，奥黛丽又在签名后面加上括号，里面署名“诺拉”，生怕他因《双姝艳》里群星璀璨而忘记自己的名字。 释放出积累的情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失望，突然成名的新鲜感很快消退。“我之前认为看到自己的名字闪耀在霓虹灯广告牌中是一件令人兴奋、有意思的事情。但这和在合唱团里做佼佼者不是一码事。合唱团里的其他成员能够帮助你取得成功，但如果你是领衔主演的话，一切就不那么逍遥自在了。你会觉得你要挑起大梁。关于明星还有另一个说法：你永远不能感到疲倦，永远不能。我想也许成为‘百老汇的大红人’意味着你要一直参加各种宴会。还有当你去餐厅时，即使餐厅客人爆满，你只需要对领班微微一笑就能找到空位。”想到詹姆斯·汉森曾经大费周章为约会预订餐厅，她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但吉米做事从来不冒风险——他会提前预订。” 要想弄明白为何奥黛丽与詹姆斯·汉森的爱情最后只剩怀旧的记忆，需要考虑到奥黛丽根深蒂固的浪漫情结。《金粉世界》上映几天后，记者们发现奥黛丽化妆室里放着詹姆斯·汉森照片的银相框不见了。奥黛丽给出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太多人问我他是谁……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事。我怎样才能对这些问题一笑了之同时而又不显无礼呢？”似乎他们的爱情已经过了保鲜期。然而…… 1951年12月4日，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姗姗来迟：“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诺伍德庄园罗伯特·汉森夫妇之子詹姆斯与伦敦南奥德利街65号艾拉·凡·赫姆斯特拉女男爵之女奥黛丽·赫本订婚。”总之，这则迟到的订婚消息很有可能是在奥黛丽母亲的劝说下促成的。当然詹姆斯·汉森不会反对将他们订婚的消息公之于众。 奥黛丽没有放弃芭蕾舞，在曼哈顿舞蹈学院上形体课。但现在派拉蒙电影公司对她要求更加严格，派拉蒙正在做《罗马假日》的拍摄准备工作，对这个重要演员严加保护，好像她是真正的公主一样。奥黛丽也认真执行派拉蒙从加利福尼亚寄过来的饮食和美容方面的指示，并受到派拉蒙驻纽约办事处行政人员的监督。她现在严格控制饮食，她的成功至少让她做到了这一点。平胸，细腰（很多年都没有超过20英寸），窄小的臀部，像电池一样支撑她的强壮大腿，长而灵活的小腿，赫本身材就在这时候形成并伴其一生。 早在《金粉世界》巡演的时候，奥黛丽就已经和好莱坞首席服装设计师伊迪斯·海德碰面商讨安妮公主的服装。几件正式服装已经敲定：一件是影片开头安妮公主对限定的协议感到恼火但又不得不顺从地听命于年老朝臣并与其跳开场舞时穿的华丽礼服；还有一件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公主穿的“官方”服装，那时她与记者派克之间的眼神交流表明了两人在爱与责任、皇室与平民之间的鸿沟，在《罗马假日》的结尾处，失落与幸福之间的张力令人动容。 那个时期欧洲皇室的日常装扮——厚重锦缎，皇家腰带，饰有缎带的徽章，皇冠头饰和白手套——与奥黛丽年轻单纯的气质形成了鲜明对比。年轻的公主脱下高跟鞋来放松疲劳的脚部，但之后不得不在长裙摆下摸索试图找回自己的鞋子——这里巧妙套用了“灰姑娘”情节。公主的反应充满戏剧性，却又在情理之中，这种王室装扮是对公主的完美烘托，奥黛丽接受了这种华丽服饰，认为这是角色的一部分，但她告诉伊迪斯·海德说怕穿上后不舒服。“就是要那种效果，亲爱的。”设计师回答道，她被奥黛丽的单纯逗乐了。 奥黛丽的日常服装并不时髦。她最喜欢穿男式衬衫，把长长的前襟系在腰间打成结。“衬衫太舒服了，”她对之前采访自己的一个好莱坞记者说道，“只要洗洗熨一下就可以了。”“你自己洗？”这个记者显然不太熟悉自己洗衣服的明星。“我自己洗。” 安妮公主出逃时，伊迪斯·海德给她设计了一个休闲形象：当时美国校园随处可见的喇叭裙，平底鞋，在长袜外面穿上白色波比袜——这也是美国年轻人的典型装扮。公主的“便服”装扮是一种混搭风格，其简洁不仅符合奥黛丽和她饰演的角色的风格，同时还打造了一个全世界的女孩们用零花钱就可以模仿的时尚潮流。奥黛丽建议将她细腰上的宽皮带系得更紧一点：这种打扮能使人们想起迪士尼动画，这样便能给她一个童话般的光环。独特而难以模仿的身材、表情以及个性特征造就了奥黛丽的明星范儿。伊迪斯·海德设计了安妮公主的风格，但奥黛丽用自己的天分将其传神地演绎出来。 《金粉世界》舞台剧巡演结束后，奥黛丽就立刻开始电影的拍摄工作，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最后一场演出谢幕之后，她在酒店休息了几个小时，然后就立即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罗马。刚到罗马，她就参加了机场的一个记者招待会，这让她明白了眼前即将面临的工作的紧张程度，也第一次见识了媒体是多么无孔不入（与罗马如狼似虎的记者们相比，百老汇的记者算得上是绅士了）。她23岁，是吗？（是的。）为什么她还没有结婚？（她本来准备结婚的。）詹姆斯先生和她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在电影开拍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她已经告诉他了。）为什么他们要等这么长时间？（无可奉告。）难道他们不够相爱吗？（无可奉告。） 当天晚上奥黛丽就遇到了影片男主演格里高利·派克。像她一样，他也不是威廉·惠勒的首选。本来惠勒想要加里·格兰特饰演男主角，但遭到拒绝。他之所以拒绝拍摄《罗马假日》，是因为他觉得这部电影的焦点是在女主角身上。 格里高利·派克当时已经36岁了。自1945年拍摄《爱德华大夫》以来，他那6英尺的身高以及直率的性格散发出了道德和身体上的力量。他饰演的所有角色都给人一种正直可靠的感觉。他在同行演员中很受欢迎，对待新人也很有雅量，简直好得令人不敢相信。奥黛丽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教父”了。 同加里·格兰特一样，一开始派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愿意出演记者这一角色。威廉·惠勒说了一句貌似责备实则恭维的话：“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考虑这个角色的戏份，”这巧妙地打消了他的顾虑。派克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好剧本，而当他在怡东酒店举办的派对上见到奥黛丽时，立刻赏识到她的才华。他的大手握起她的小手，从她温柔的握手中感觉到了她的羞怯，于是幽默地借用了戏中的台词说：“公主殿下。”她回答说：“希望我没有让你失望。” 这部电影将在罗马完成全部拍摄工作。当时，即使是在好莱坞电影中外景拍摄也并不常见，光是这种稀有程度就足以大书特书了。但惠勒没有想到罗马在夏季变成了一座炼狱。而且1952年夏天又是罗马史上最炎热的夏季之一，潮湿的气候让这座城市变成了桑拿房。当时正值旅游旺季，在街上目睹电影拍摄的兴奋人群让拍摄工作不得不时断时续，这尤其让派克苦不堪言，因为他是这个剧组唯一一个有着较高知名度的演员。罗马市民和游客紧紧围住每一个旅游景点，拍摄工作不得不经常暂停，因为影片中表现的场景应该是记者和公主悠闲自得地徜徉在这些景点之中。 剧本巧妙地处理了公主对生活乐趣的发现之旅。奥黛丽的经验不足恰好让人感觉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些事情。皇室公主溜进城里却没被人认出的新奇感，一直生活在庇护之下的小女孩突然可以随意走动的自由感，走在大街上舔着冰激凌蛋筒的快活叛逆，以及最令人开心的——在理发店里将原本要佩戴皇冠的长发剪去，剪成了一个逍遥自在的假小子短发的这种恶作剧的乐趣等等，所有的感情都被奥黛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 奥黛丽饰演的出逃公主游荡在大街上，摇摆着身体，品味世人的简单乐趣，人们意识到这也是这个演员的初次出游。不管是她本人还是她饰演的安妮公主都不可能再次体会到这种单纯的快乐了。演员与角色完全合二为一。安妮公主的经历十分简单，但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的最小举动和最简单的快乐都让人充满兴趣。实际上影片中由埃迪·艾伯特饰演的派克的摄影搭档偷偷地为安妮公主抢拍了很多照片，这为原本最平常的事情制造了悬念。 电影的拍摄工作取决于现场的实际情况，天气、白天或夜晚、周遭的噪音等，所有这些因素在任何地方都难以控制，在罗马更是没有控制的可能。拍摄《罗马假日》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件乐事。这个城市似乎要考验电影制作者对各种破坏因子的忍耐力。为了拍摄的需要，他们要封锁街道，改变通行道路，围起公共纪念碑，这让游客大为恼火，而做到这一切还得贿赂每一个“所谓”的权威——能给出的贿赂的金额数也一天天地在减少。由于安排这一切十分麻烦，惠勒对每个场景只能限摄几次。对奥黛丽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惠勒对工作要求非常高，经常要求演员再三重复拍摄同一个场景。如果《罗马假日》是在摄影棚中拍摄，他过高的要求肯定会让演员大伤士气，像奥黛丽这样演员的表演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为奥黛丽只有头几次拍摄的效果是最好的。事实上，惠勒必须得不断抓拍他认为奥黛丽最适合的镜头。 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促成了这部电影的新鲜感，但奥黛丽·赫本无疑是最大的功臣。这一次奥黛丽吸取了拍摄《双姝艳》时的经验教训，保存体力，几乎不与人说话，午餐时只喝一杯香槟，之后就一个人躲起来酝酿下一个镜头需要的真实情感，并努力让自己忘记这是在表演，她一直相信镜头能够捕捉到“真实”。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和派克一起骑踏板车的那几分钟的镜头，实际上花了6天的时间来拍摄，但影片中并没有显示出在拍摄时遇到的任何干扰。一切都那么轻松、自然、快乐、感人。人们会对奥黛丽产生一种保护欲，就像希望孩子能够在出游时享受自由自在的乐趣一样。 《罗马假日》的结局也是它大获成功的一个秘密。由于公主对外面世界知之甚少——也由于奥黛丽如此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部电影给人的最大感觉是解放。然而，自我奉献才是电影结尾表达的关键点。尽管未能终成眷属的爱情保留了故事的逻辑性和纯洁性，在这个故事里，责任最终战胜了内心的呼唤。这部影片的结尾实则表达了当时好莱坞电影中少有的超然的孤独之感——今天的电影中就完全没有这种情感。死亡并不能分开两个相爱的人，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但责任可以。公主退到宫殿城墙之后，她只在记者招待会上与自己的情人见过一面，此时，礼仪比牢房栅栏更为坚固，远远地将两人分隔开来。最后，记者独自穿过大理石厅，走上街头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回首望去，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修女传》的倒叙版。奥黛丽饰演的角色坚守了自己的誓言，而没有放弃——她独自一人封住了故事中的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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