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书法》精选《文史知识》历年刊载过的名家讲书法的文章,如沈尹默、费新我、启功、刘涛、欧阳中石等知名书法大家,讲述书法的由来、书法的特点、书法的练就过程及专业知识,并补充进若干字帖、图片等以增加该书的直观性。
各种书体特点
费新我
一体有多家,各有其风格;一家或有多碑,都不一定相同,这里只能择要简括称之:甲骨文:直往直来,绝无轻重顿挫;精细刚健,秀美而又沉着。钟鼎文:环转中有方势,似疏放而谨严;字形参差不一,却又分布天然。大篆:虬屈峻奇,如藤盘根;既古质而趋匀,更典丽而端凝。
小篆:省略大篆,更为齐一圆匀;笔劲体整,庄严典型。
隶书:由篆趋便,变圆为方;平整朴实,爽达疏朗。
八分:隶加遒美,神韵跌宕;左右拓展,波磔势强。
章草:若鸷鸟乍飞,为隶之捷;骨肉意态,都精到朴质。
今草:超出章蹊,飘扬自如;云霞集散,回旋适度。
大草:随意挥洒,规律是循;奔驰飞腾,功到渠成。
行书:萦回玲珑,非真非草;平易近人,书中之妙。
真书:隶章蜕化,繁简相称;笔姿周备,端方雅正。
北魏:如山如岳,高浑刻厉;筋力匀到,富有奇趣。
有几个影响较大而很知名的书法家,其作品也各有其风格和特点。
王羲之:备精各体,真行最妙;雄强而灵和,风神又飘渺。
王献之:灵姿秀出,峻峭不可限度。
欧阳询:劲拔森严,若府库矛戟。
褚遂良:清远疏散,微呈隶意。
李北海:行书独擅,畅达腴润。
颜真卿:端庄而厚重,骨张而意稠;容虽若愚,结笔秾秀。
怀素:若惊蛇走虺,飞动中有闲致。
苏轼:笔酣墨腴,姿媚韵胜。
米芾:风骨潇洒,意趣飞越。
赵孟頫:精能秀媚,如玉树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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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特点,也说明了有成就的书作和书人,都有深厚的功力和较大的艺术魅力,是得到公认而经得起考验的,他们对后世起过影响作用。但也有对他们另有看法的,比如号称书圣的王羲之,也有人对他有过微词和批语。
王羲之何以成为权威
刘涛
历史上,现实中,有形形色色的权威:世袭罔替的,时势造就的,人为制造的。以权力为凭借的权威,其地位与生命相伴,“人一走茶就凉”,只管得了生前,比如“威加海内”的秦始皇。长效的权威,往往是思想家,比如孔子,生前蹭蹬坎坷,身后位望隆盛,他的那些思想和主张统治人心两千年,即使帝王也要借他收治天下的人心,诱逼人们代代顶礼膜拜。所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讲堂录》)。如果说书坛上也有一位如孔子这样盛而不衰的权威,那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确切的生卒年,是303年至361年。他出身士族高门,一生做的事,说来也很简单,读书、做官、旅游写字、画画。对做官,他的兴趣不大。起家官是清贵之职的秘书郎,东晋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出任。后来被征西将军庾亮请到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做幕府参军、长史。庾亮死后,他出任江州刺史。尔后被征召到京城,任护军将军,是好友殷浩苦劝加“激将法”逼成的。他不想在京城公干,要求外放到宣城郡去做地方官,朝廷不同意。后来会稽郡长官王述去职守丧,就派他到会稽郡任内史,带“右军将军”军号,所以后人称他“王右军”。他做官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政绩,后来因为得罪了想结好他的王述,受到王述的戏弄,给他“穿小鞋”,一气之下,挂印而去。据说他还专门到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做官:“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
王羲之的人生成就,是他的书法。古代还没有“书法”这个词汇,谁的字写得好,就称许他“善书”或“善某某书”。这既是对写字这种能力的肯定,表明字写得好可以成名成家,也说明书法已经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视野。东晋时,书法成为士大夫展示个人精神风采的重要手段;而名世的书家,多有高门豪族的家世背景,或者顶着名士的徽号。对于王羲之,贵族身份与生俱来,至于名士的声望,似乎得来也全不费功夫。13岁时,他拜谒大名士周。在宴会上,周让他“先啖牛心炙”,表示格外的赏识。从此之后,人们对他另眼看待,成了准名士。待到成年,便是当然的名士,以善辩、骨鲠称。因为是名士,遇事就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举止,比如郗家派人到王家子弟中择婿,同族的兄弟们都作矜持状,只有他“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结果选中了他。也许岳丈郗鉴也懂得名士这一套,虽然王家不报子弟姓名,由行为举止,他能辨出优劣高下。
晋朝的书法家,承袭了汉魏士人高标自赏的作派,当道执政也罢,啸咏山林也罢,都知道恃仗自家门第来自尊,积了厚厚的门户意识和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自尊和相轻,不过是活着的书法名家之间摆架子的态势。对于为草书树立典范的汉末张芝,为正书、行书立法定制的曹魏钟繇,书家们都是众口一辞地推崇。奉古人为权威,固然是读书培养起来的意识,实际的功用,好像是为各自争做新权威开一扇方便之门,至少也能拿古人的书法作标准来衡量新权威的合法性。
东晋初年,书坛上的权威是王廙,《晋书》说他“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图8-1),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按古代“六艺”的标准衡量他的本领,几乎是“全能”。晋明帝做太子时,向他学过画;王羲之年轻时从他讨教书法。其中,有亲缘的关系在,王廙的母亲与晋元帝的母亲是姊妹,他又是王羲之的叔父。王廙称名书坛的时间很短,东晋立国的第五年(322)就故去了,因为附逆王敦的叛乱,招来不少非议。
权威一死,想接班的大有人在,争来争去,最终要凭书艺定高下,结果王羲之管领风骚,王廙去世二十年之后。在群龙无首的二十年间,王羲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图8-2)、郗愔(图8-3)”,《晋书?王羲之传》有明确的记载。
大概在公元344年,即晋康帝建元年间,王羲之的书名大盛,学王书的人,由少数演为多数,以至出现朝野争相效法王书的局面。这引起了镇守荆州的征西将军庾翼的不满,扬言要与王羲之比个高低,大概是想保持他的领先地位。时势比人强,虽然庾翼官位比王羲之高,却无法扭转学王字的风气。穆帝永和元年(345)以后,王羲之终于成了东晋书坛的第二代权威。这时,要与王羲之争锋的庾翼已经病夭,郗愔已是王羲之的妻弟。
王羲之能主盟书坛,在于他的书法样式去质尚妍,变古趋新。王羲之并非一味弄新妍、逞奇笔,从传世的王羲之行书《姨母帖》(图8-4)、章草《豹奴帖》(图8-5)来看,我们知道他早年写字从俗,是古质的体态多。庾翼对王羲之的章草就格外赞扬,他在给王羲之的信中说:“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从前人那里学来古法,再作趋时的新妍发挥,到了四十多岁,才写出了独具一格的“新体”。
比如写楷书——南朝人称为正书,他用遒劲的“一拓直下”的笔势化解了钟繇楷书中那种隐含隶意的翻挑之笔,写出的笔画,形直而势曲,又弱化横向的笔画,强调纵向的笔画,从而将钟繇正书惯用的宽展结构收束得紧凑俊整。王羲之的楷书与钟繇相比,笔画的长短、肥瘦及其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背的呼应态势显示出向字内攒聚的整肃感,纵敛之势成了主导(图8-6)。于是,一种欹侧而整饬的楷书形态在王羲之的笔下完成了。这是大别于钟繇楷书的新样式,无异于楷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从而确立了正书的新规范、新秩序。
王羲之的行书、草书,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字态“爽爽有一种风气”(图8-7),更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当时的审美时尚,是趋新附妍,这是王羲之创制“新体”的“精神气候”,也是时人追效王书“新体”且趋之若鹜的动力。
有了王书“新体”,曹魏书法的“新”就相形见“旧”了。当时北方的书家还在曹魏名书家钟繇、卫瓘书法的门派里陶醉着,尽管施展才华,翻筋斗,弄技巧,只能是依照陈调旧腔演戏的“优孟衣冠”了。
王书时髦以后,王羲之评说古人的口气也大了起来,似乎不那么崇古了。给友人的信里,他说:“张芝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还有一段话,他说过多次:“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晋书?王羲之传》)或许有人以为这不过是自我炫耀的比肩古人罢了。如果细细品味,却是他集钟、张二家之长于一身的自鸣得意,称作是自比旧权威的豪迈宣言也不算夸张。
王羲之“俱变古形”的书法风行之后,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活着的权威,可以与钟、张平分书坛的秋色。这样的风光,东晋书坛第一代权威的王廙就不曾享受。但是,新权威毕竟根底浅,东晋后期就有书家向王羲之的地位挑战,想取而代之。这位书家,就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
其实,争胜较能是东晋士人的集体性格。王羲之生前与古人争胜,功成名就,身后也免不了成为争胜的目标。最有争胜资格和实力的书家,恐怕只有王献之。他的书法(图8-8),比他父亲更为新妍,是以“媚趣”称尊,所谓“穷其妍妙”(虞龢《论书表》);所谓“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成”(李嗣真《书品后》)。王献之也自信得很,认为自己的书法比起父亲,“故当胜”,只恨世人不知(虞龢《论书表》)。王献之成为书坛权威,满意的实现是在他身后。他的门生羊欣、薄绍之等辈都是刘宋时期的名家,因了他们的鼓荡和弘扬,在南朝宋、齐两代,形成了世人但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的局面。王献之笼罩书坛达大半个世纪,东晋趋新的时尚也助了一臂之力。大王与小王之间,在当时的书家眼中,又有古今、质妍的区别。二王书法的区别,实际上仍然是新与更新的关系。
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追求新妍奇巧。这趋新的势头,在南朝梁时陡然中止了,起作用者,是梁武帝。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有好古崇古之癖,对于书法,也是内行,主张返朴归真,以古质为“主旋律”。他告诉当时的书法家,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又不及钟繇古肥。言下之意,值得提倡的是钟繇,其次是王羲之,而王献之太新,新在“今瘦”,他看不上。梁武帝发表的意见,虽说是一己之见,因其贵为天子,书家当然以帝王之所是为是、所非为非了。梁朝的大书法家萧子云最能“参圣旨之奥”,见风使舵,“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萧子云《论书启》),成为响应梁武帝学习钟书号召的“积极分子”。所以曹魏以来蒸蒸日上的新妍书风,就此歇息下来。但是,钟繇的书迹在梁朝已是凤毛麟角,内府收藏的钟书极少。梁武帝也承认,他对钟书“古肥”特点的认定,是以少见的钟书推测的。那么,弘扬钟书,是提倡容易实行难,普及尤为困难。当时王羲之的传世书作尚多,梁武帝曾令将所集王羲之字按韵编成《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课本。梁武帝干预书坛的实绩,初衷是提倡钟书,结果却是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不古不今的中间道路。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右军书为己任,借集王字的《千字文》来推广王书,据说写了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佛门为保存普及王书,也助了一臂之力。智永毕生师法王羲之,名声盛大,留下“退笔成冢”、“铁门限”的佳话。世人向他讨去的书法,当然都是一纸纸王羲之风格的字。于是,王羲之书法的香火又旺盛起来。
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又以天家之尊来推崇王羲之。他不仅尊,而且亲,专心摹学,并且公开告诉世人:他写字,心慕手追者,王羲之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的书法顾问是得到智永亲传的虞世南。虞氏对他的影响和指点,当然是王羲之那一套。太宗是用摹本来推广王书,他自己也写一笔王字,想来是以身作则。公元648年,《晋书》修成,太宗为《王羲之传论》写了一篇《传论》, 极力肯定王羲之书法的价值,为妍于钟张、质于王献之的王羲之加冕。从那以后,王羲之就成了书坛的素王。
唐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法权威,却难看到与王羲之争胜的书家。各路权威,都景从王书,甘愿站到王羲之的偶像下唱诺。墨守成规的书家向他讨生活,自张一帜的书家认他为祖师,肆意表现的书家借他正名分。王羲之在书法技巧、体态、风格上的穷变化、集众美、兼妍质的博大精深,也容纳得下后世书家的折腾。王羲之不断被后人取资、利用,成为主流书风的源头,他的权威地位也愈加不容置疑。即使是碑派书风盛行的今天,王羲之的真迹荡然无存,而他的“书圣”地位,依然固若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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