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关中四家易学研究_邢春华著_9787516194461

明朝中期，关学得到了中兴，关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理学名家。比较著名的以吕柟及三原学派为代表，他们著书讲学，兴办书院，倡导“实学”。吕柟集大成，王恕、马理、杨爵、韩邦奇等推波助澜。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坚持义利统一的观点，摒弃佛老无为思想,主张实践和实用。其中吕柟的理学著作最多，他提出了君臣同心，民者天之心说；认为修身重在修心，重在慎独；教育重在树立自强，倡导积学贵在有志于天下国家。王恕的《玩易意见》主要体现了他对伊川和朱熹释《易》阐《易》思想的疏解、补充和阙疑。马理认为“圣贤”之学要赞而学之，同时他的理、气论、道德修养论、教育论对当时关中学风更是一大促进。杨爵的“困辨”之学，呼吁“民为邦本”思想更是对当时黑暗腐朽社会的抨击和控诉。他们四人的思想皆体现了关中学者尚气节，厚民风，重学统的习惯和风尚。

　　《明中期关中四家易学研究》：

　　三道德修养思想

　　1.修身重在修“心”

　　修身之学是儒家君子出仕之前的必学科目，是儒家重视立身行事的重要信条。修身当从言行和心性方面着手。《易·系辞上》更是对君子修身言行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定论。“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人的言行是人心扉的直接展示，心性的表现方式就是通过言和行来体现。《易·系辞上》把人言行比作弓箭弩牙发出的利箭，箭发出则不能回收，言行即出则会产生反响，也不可回收。修身之学讲究言要顺人之耳，行为则要合乎正道。言为心声，行为心体，故言行正则要心正。《易·文言》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意思是说言辞修饰的动听悦耳，要出于真挚的感情，如此才能感动人，才可以有利于建功立业。吕槽对“修辞立诚”的解释立足言和行，涉及进德、修业两方面内涵。他说：

　　程子所谓修省言辞也。如所说的言语，见得都是实理所当行，不为势所扰，不为物所累，断然言之，就是立诚处。如行不得的，言之即是伪也。……进德、修业，学者只是这两件事。德是心上的，业自言行上做的。德是个至极的，知德为至，则忠信以至之，而忠信之存否则已所独知，故曰：可与几也。业是成终的，知业所当终，而修辞立诚以终之，则义已具。故曰：可与存义也。

　　吕柟所说的“修辞立诚”以“实理”为据，不为“势”和“物”所累，归根即要从正心开始，心正端方，无有私念、邪念，则言行就合乎进德修业的标准，而修辞立诚的最终目的就是终于“义”，与“义”并存。关于如何“正心”？吕柟说：

　　君子敬其身以直，心则暴慢远而无淫思；君子义其心以方，事则

　　权衡审而外无妄举，有不为为斯顺，有不动动斯化，何孤之有乎？①

　　吕柟认为君子身要直，则“心以方”，方者正，这样权衡事物则不轻举妄动，冷静灵活应变事故，可以达到不为而为、不动而动的自然效果。“正”是儒家核心道德修养观，贯穿了儒家学统的始终。《大学》中说修身重要在正心，身体有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症状，都不能达到心正，而要使心归在正处，就要达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进入到“心不在焉”的境地，可见孔圣人讲的修身则在“正其心”。吕柟继承了圣人的观点，他强调正心则在去掉“淫思”和“暴贪”之念，给心注入“义”念，如此才能“义其心以方”。可见在吕槽看来，“义”是“正心”的先决条件，“义”是衡量君子的人格尺度，“义”是儒家道德范畴。孔子最早提出关于“义”的命题。《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在孑L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义”的内涵，他把“义”和“生”对比而言，宁愿要“义”而舍其“生”，可见“义”在儒家的道德修养中是比生命重要的。《孟子·告子上》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离娄下》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认为“大人”成其为“大人”的必要条件，“信”“果”可以不遵守，但不能缺少“义”，“义”是儒家道德行为必不可少的立身基础。吕槽吸收了孔孟关于“义”的观点，他把“义”和“知命”联系在一起，分辨了君子、小人在宠辱面前的不同态度。他解释《中孚》卦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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