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社会运行学派：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五）（上下卷）_郑杭生_9787300219493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社会运行学派：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收录了作者从2010年以来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共183篇文章。作者毕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全书分“前沿意识”、“草根精神”、“重新认识”、“铺路搭桥”四个部分，共收录183篇文章，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新思考，深入中国城市、农村的社区和村居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中国社会学再评价、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再认识、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再提炼的总结。这些内容再现了作者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一贯追求。

　　《中国社会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以社会运行学派为例》

　　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中国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特别是那些成为社会焦点、热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不同的学派，用不同的理念、观点、视角和切入点，特别是用不同的立场和站位来观察、分析，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因而不能不引起这样那样的讨论和争鸣，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推进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推动学术和学科的发展。

　　那些经得起实践和事实检验、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学派，逐渐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获得了发展空间，学派的理论为公众所接受，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从学术观念、学术话语变成了大众观念、大众话语，甚至转化为社会政策观念和政策语言，这无疑为深化社会认识、推动学术发展，甚至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而那些经不起实践和事实检验、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学派，则受到削弱，甚至遭到淘汰，但是，这样的学派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学术和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它提出的反题促使对方思考，它包含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被对方这样那样加以汲取等。

　　研究表明，那些经得起实践和事实检验、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学派，也是对推进社会研究、加深对社会认识做出贡献的学派。

　　一、中国社会学是有学派传统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学是有学派传统的。它在自己发展的早期或前期（大致相当于20世纪前50年）就在以孔德为创始人的西方社会学和以马克思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传统基础上，主要形成了四大学派，这就是: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点，我和李迎生在十多年前就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可以说，这些学派各自提出的理论、方法，它们对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矛盾的观点，对旧中国复杂阶级关系的观点，特别是对它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见解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史早期的主要内容。同时也表明，这些学派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推进那时中国社会的研究、加深对那时中国社会认识做出贡献的学派。离开这些，中国社会学早期的历史就会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社会学经历了近30年被取消的不幸历史，它的学派传统从而也被相应地中断了。不少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发表社会学观点、进行社会学探索的权利，他们只能以别的学科的名义进行活动。这种荒唐的局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随着拨乱反正而一去不复返。

　　邓小平在恢复和重建中国大陆社会学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受命担当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领军人物费孝通和雷洁琼两位社会学前辈，则是起了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我们社会学界的后辈都不会忘记这三位老人对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巨大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派意识和学派传统的恢复并没有与前者保持同步，而是远远落后于前者，而自觉进行学派建设的更是不多。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更为紧迫的是前者，可以说百废待举，而且一些老社会学家对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还有疑第一部分前沿意识17虑，有的甚至还惊魂未定，采取回避的态度。总之，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恢复学派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历史的原因。

　　即使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社会学家，事实上也是在做着发扬学派传统、推动新的学派建设的工作，如他20多次实地调查江村经济社会生活，探讨中国农民出路和发展问题，形成了“小城镇理论”;作为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一个高度概括”而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等，都没有从学派的角度来谈论、阐发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学派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根据费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提出的“文化自觉”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以及“新型文化文明观”等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存在一个名副其实的“费孝通学派”。这个学派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深化。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费先生很少从学派的角度谈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在2012年8月18日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的颁奖仪式上，我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曾强调了费先生对中国学派建设的贡献，既包括他对中国社会学前期的贡献，也着重指出了他在社会学重建后进一步创造了自己的学派，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我还指出，今后中国社会学需要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的学派，相互进行争鸣，推动中国社会学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大约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学派意识不强，自觉进行学派建设的不多，除了历史原因，还有学术原因。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格”。对此，谢立中教授曾做过分析:在中国改革开放、重建社会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原因，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和自觉意识都不是很强。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学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实用品格”。毋庸置疑，这种“实用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社会学学术水平的提升。他认为，这种状况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得到改变。

　　二、学派意识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逐步增强

　　尽管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派意识和学派传统的恢复，并没18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有与前者保持同步，但是，总的说来，学派意识还是逐步增强的。从学术文献和会议记录看，笔者可能是中国社会学界较早关注学派问题、较早进行学派建设的学者。这里先说学派意识。

　　1988年8月中国社会学会于黑龙江伊春市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正式提出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的命题。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中，笔者一直强调提高学派意识，并对下述这些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论证。

　　第一，学派和宗派的区别。

　　我认为有学术争论是十分正常的事。我在社会学界多次提出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我相信，我大都以答复的形式进行的一些学术争论，属于“学派之争”的范畴。我继续希望得到他们的赐教。

　　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是不适当的。

　　第二，构成学派的要件。

　　谈到学术群体或学术共同体，就不能不涉及学派问题。学派的形成必须有硬件和软件，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硬件就是学术共同体，软件就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尤其是根本观点，也就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别是其中的根本观点变成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之所以说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是因为，即使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所有问题上都毫无分歧。如果毫无分歧，那么这个学术共同体就会是第一部分前沿意识19死水一潭，没有什么生命力的。

　　学派的形成、成长主要奠基在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以及体现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的论著上，奠基在一个学术团队能够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运用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上，并反过来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拓展、推进它们。

　　第三，学派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条件。

　　一个学术共同体要有生命力，第一是要有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正如我在1998年自序中所说:“我深信，一种学术观点，只有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的观点时，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二是要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关于学派的内部关系，我曾写过这样一个名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支撑”题词:“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就是说，一个学派内部，每个成员要不断学习、思考、勤奋、求精，相互之间则要经常质疑、辩论、互勉、坦诚，这样才能求同存异，真正形成基本一致的共同观点，逐步形成学派。

　　第四，学派要经得起评述。

　　如果一个学派经不起评述，就表明它还没有资格成为学派。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的学派都是在百家争鸣中兴起或者被淘汰的。……述评还是很重要的。肯定性的评论，推动学派发展，扩大学派影响;否定性的评论，则促使学派改进，消除自己的缺陷。如果不能或者无力消除自己的缺陷，特别是根本的缺陷，该学派就不可避免地要衰落，就会有新的学派来取而代之。所以，中肯的、适当的评论，对一个学派来说，永远是重要的、需要的。我们社会运行学派在谋求自己发展时，要牢记学派兴衰的逻辑，要尊重述评，并对述评采取分析的态度，分清哪些有理、哪些无理、哪些该理、哪些不该理。

　　第五，学派要体现时代精神。

　　20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

　　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第六，学派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

　　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理论自觉还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直接相关，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上面这些论点，有的曾被多次报道和引用。

　　三、学派建设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逐步加强

　　学派意识是学派建设的前提，有强烈的学派意识，才会有自觉的学派建设。在学派建设方面，团队人才的培养和理论学说的构建，是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社会运行学派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在这两个方面的起步是比较早的。

　　（一）学派人才凝聚方面的进展和问题

　　在团队人才的培养方面，1984年成立的人大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创建的人大社会学系，一开始就注意形成年龄结构合理、知识结构全面第一部分前沿意识21的团队。随着反映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运行理论及一系列理论的提出、论证，我们通过集体编写教科书等方式，把这些理论观点贯彻在社会学概论的教学中，使它们逐渐为团队成员所接受，凝结为团队的共识，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实力的社会学学派，即有中国风格的“人大社会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或“社会运行学派”，最后定名为“社会运行学派”。

　　在学派扩大人才方面，这些年来我深感有一种主要来自美国的说法对中国的学派建设不利的形势，这就是所谓的“近亲繁殖”的说法。这种说法贯彻在人事方面，就是在反对“近亲繁殖”的借口下，不许学派带头人留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学派的发展、壮大。中国学术传统讲究传承和创新。在中国，学派正是建立在传承和创新基础上的。这与美国学界和大学把这种传承无分析地贬为“近亲繁殖”是很不相同的。“近亲繁殖”的说法对中国学派发展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要在中国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派，必须反对盲目照搬美国高校学界的这种做法。

　　（二）理论的提出与认识的推进

　　在理论学说的构建方面，笔者二十多年来，与一起工作的学术群体，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有新视角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个理论，2007年起，又提出了实践结构论，所以迄今为止一共是五个理论。上述五个理论，与深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确实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一，社会运行论的提出，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认识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严复社会学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的启发下，笔者提出了“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导观念。笔者还从社会运行的视角，根据社会运行的三种类型，即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描述出这17年中国大陆社会实际运行的轨迹，这是对中国社会实际运行的认识的深化。

　　第二，社会转型论的提出，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实际转型的认识的深化。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社会转型论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对中国大陆巨大社会变化的社会学概括。“转型”也和人口等因素一样，是中国的22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基本国情之一。如果说，人口等因素是硬基本国情，那么，社会转型则是软基本国情。中国的各种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转型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所谓“转型效应”。“社会转型”的概念，经过多年来的质疑，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大众语言。社会转型论提出的“转型度”和“转型势”两个概念，是把握中国社会转型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特点的两个视角。笔者曾经指出，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社会、社区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研究，总是围绕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转型的度和势展开的。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就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过程。但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很强的社会向异质性日益加强的社会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现代民主在某些地方的变形、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从现代退回到传统等;既有传统向传统的转变，又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当代中国社会都在经历着。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第三，学科本土论的提出，同时也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认识的深化。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是从新的视角（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类型和特征，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等，进行了阐述，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在这一理论中，笔者还提出并论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以便使我们能够以世界的和全球的视野，来认识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互动过程的学术内涵，推进对于构建和发展“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在这一理论中，我还指出了社会学在中国百年发展中的轨迹和途径，这就是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还指出了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机制:前提条件就是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第一部分前沿意识23维”;有效机制就是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

　　第四，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认识的深化。社会互构论主要有三个理论基点:一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和新型现代性的兴起，社会互构论是奠基在新型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二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元问题层次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方面;基本问题层次则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方面。元问题层次在逻辑推理上的审视，使我们强烈体验到社会学理论“元回归”的必要性。西方社会学的进程表明，如果不在逻辑上把“个人”和“社会”假设成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的出发元点，那么一定会进入个人和社会究竟谁产生谁这一因果链条的误区，陷入不可解的“本体论困境”。基本问题层次在现实经验上的探究，又使我们强烈感受到任何经验研究一定要有理论的路向和切入点。社会学基本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展开的设问形式———自由与秩序、权益与权力、私欲与公益、自主与规范、个性与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行动与结构等，就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的进行经验研究的理路和切入点。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设问形式仍在不断丰富化，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新的表现形式。这些学者们也是分别以这些设问形式进行切入的。现代性扩散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使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性”意义充分凸现出来，赋予了这一问题的基本性质。社会学正是为回答现代性过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兴起的。人生而自由、本性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诉诸权力规范;个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主权益，社会的职责则是提供权力规范，两者之间既有深刻裂痕和剧烈冲突，同时也高度依存、相互形塑，它们的各自诉求和实践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现实内容，影响着人类共同体的合作与分离、整合与冲突的基本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深层根源。三是社会互构论是关于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所谓互构，即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这一关系可从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得到具体24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阐释。所谓共变，是指社会行动主体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正向谐变、逆向冲突等都被视为共变的基本形式。我们更强调对正向谐变的研究，把逆向冲突视为达到正向谐变必须解决的课题。

　　第五，实践结构论的提出，同时也在深化对中国社会实践结构变化的认识。在当代世界、当今中国，有八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即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影响，“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继续，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的变化，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安全、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多种因素的复合效应。它们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我们把这种新视角相应地称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简要地说，就是实践结构论。

　　总之，上述五个理论中每一个理论的提出，不仅仅是对社会运行学派建设的一种促进，而且也是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认识的一种深化，是对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推进。（三）理论学说构建方面的成果和评论

　　通过长期、持续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社会运行学派提出的上述五个理论已经产生了或大或小、程度不同的社会影响。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这一学派及其提出的理论的学术评论从少到多。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三篇文章，90年代也只有三篇文章。这十几年总共仅有的六篇文章，基本上评述的是社会运行学派奠基和形成时期的情况。这仅有的六篇文章表明，总的来说，当时社会运行学派的主导观点，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还不大。无论是社会运行论还是社会转型论，第一部分前沿意识25都是在质疑的目光和氛围中论证自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完全可以说是艰难曲折地推进的。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特别是随着2005年“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一、二、三卷的出版，2010年“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第四卷上下两册出版，还有其他一系列著作的出版，情况有了明显改变。在2000—2003年即有四篇述评的文章问世，而从2005年到2010年一共有近20篇述评文章发表。这反映的是社会运行学派比较成型的时期，也是它的影响较快扩大的时期。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很多已经不是一般地介绍，而是深入到一些理论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例如对元理论的探讨，对新型现代性的分析，对社会学世界格局的剖析，对我们提倡的一些观点的阐发———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相结合的顶天立地境界、学术话语权与理论自觉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等，以及对这些观点在现实生活不同范围的应用，特别是在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现实关系等各方面的应用，在城市发展、社区建设实地调查中的运用，在论（理论）、史（历史）、法（方法论）不同领域的深化，在同各种不同思潮中的碰撞中的交锋和借鉴。这表明，社会运行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趋成熟，视野更加宽广，也表明它还在继续成长，更表明它在比较视角上的两个特点，力求划清两条界线:第一，它是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质兼具的中国学派，而不是西方某个学派的中国版;第二，它是与其他中国学派友好争鸣、相互促进的学术派别，而不是以功利考虑、主观偏好等非学术因素设限的狭隘宗派。

　　关于这一方面工作，北京大学社会学谢立中教授在2005年曾指出:“社会运行学派”（也称“协调发展学派”）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杭生教授对他和他领导的学术群体20余年来所构思及倡导的社会学理论及研究方法的一种称呼。据郑杭生教授自己的说明，这一学派发展到今天，已经初步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理论成果。这就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以我之见，这四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关系可以大体理解如下:学科本土论为此一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此一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他还指出，社会运行学派的这些理论构成“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第一个目标明确的本土化社会学理论体系”。①2006年谢立中教授又指出:社会运行学派，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26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升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它强调“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研究社会”，并试图综合东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资源来达成这一理论目标。主要倡导者为郑杭生等人。

　　这里，还不能不着重说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董驹翔教授。在所有系统评述我观点的文章中，他的《社会运行与社会学———评论郑杭生教授的理论》（1989）是最早的一篇。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能看出社会运行主导观点的潜力和前景，并用这个主导观点编写适用于师范院校的社会学概论教材，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他和他的女儿董翔薇教授又写了两篇文章:《学术的历史感———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厚度》（2003）、《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2010）。这次，他又写了《再论社会运行学派:理论自觉历程中成熟的中国社会学学派》。在20多年时间中，他可以说是一个锲而不舍地研究我的社会学学术思想和社会运行学派的学者。他的执著真是令人钦佩。他曾不无自豪地对我说，他收集的我的论著材料，可能比我有的还多、还全!

　　即将正式出版的《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包含了近50篇评论文章。

　　这里还要提一提“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的颁奖词:郑杭生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思想，并在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和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和概念。通过组织和编写社会学教材，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他注重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组织撰写基于大规模的经验调查资料的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体现了社会学的社会关怀和实践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努力进行理论探索，为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非常感谢费孝通学术成就奖对我的学术探讨的肯定，感谢社会学界对我的支持，感谢各位评委对我的高抬。

　　四、中国社会学需要更多真正意义上的学派

　　在中国大陆，专门评论中国社会学学派的文章极少。谢立中教授第一部分前沿意识272006年发表的文章《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就是其中的凤毛麟角。这篇文章列出了五种学派或有学派倾向的理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的理论雏形”，这就是:（1）社会运行学派，（2）理性选择（与社会交换）学派，（3）结构—制度分析学派，（4）过程—事件分析学派，（5）话语分析（或“话语—文本分析”）学派。他简要地分析了各派的主要观点、代表人物、共同点和不足，还特别提出了发展学派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良好的学术发展环境，允许各种思路和平共处、友好竞争、多元并存、共同发展;二是各个学派要保持自觉的理论意识;三是要加强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从西方学者那里汲取理论营养，提高自己的理论建构水平。若能如此，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毫无愧色地与世人谈论中国学者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成果。

　　我认为，研究中国社会需要多种学派的友好争鸣。在中国社会学界，学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已有的学派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派建设的自觉性，把各自的学派建设为真正意义的学派、符合学派基本条件的学术团体。这样我们的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就有了学派的厚重基础。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刚刚起步，无论在学派凝聚人才的方面，还是在建构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方面，今后还任重而道远!中国社会学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在青年学者、青年学子身上，今后他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也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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