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的明星科学家

定　　价：68 元

丛书名：百题大过关

• 作者：[美]德克兰·费伊（Declan Fahy）
• 出版时间：2017/9/1
• ISBN：9787313170286
• 出 版 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H31 
• 版次：1
• 开本：32开

内容简介

    《聚光灯下的明星科学家》是“科学传播书架”之一。本书聚焦20世纪末西方国家出现的科学明星现象，选择了八位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名人进行个案分析，通过追踪其职业发展轨迹，充分展示了每位科学家是如何通过媒体的力量来激发思想、影响政策、引导研究、展开争议和发起社会运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在科学传播和名人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引导我们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科学名人和明星文化现象。

编辑推荐

    科学家的名声是丰功伟绩的必然结果吗？媒体在科学传播和名人文化塑造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明星科学家是如何影响公众生活和专业研究的？作者通过对20世纪以来从实验室走到聚光灯下的科学明星的典型案例分析，引人入胜地向我们阐释了以上问题。

序 言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本书中文版，我备感荣幸。
　　应该出版社之邀，我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了这篇序言。在这里，我希望实现三个目的： 第一，概述下本书的写作背景；第二，介绍一下西方国家明星科学家崛起的历史因素；第三，阐述一下本书中描述的明星科学家的六个共同特征。有些观念在西方社会有关科学正在变迁的本质研究中已经十分突出，而本书中阐述的一些特征也汲取自这些观念。这种变迁的核心驱动力是媒体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它们着眼于争议、人格特质以及对观点的营销。
　　本书写作背景
　　《明星科学家》是我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我的研究领域是科学传播，现在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考察科学的观点如何在社会中被生产、描绘和理解的传播学研究的二级学科。我的研究开始于一个趋势和一个问题。这个趋势就是在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一小部分科学家成了文化偶像。他们是在普通公众中有大批追随者的有资质的科学家、畅销书作者以及公众人物。而我的问题是这些特定的科学家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获得了这样的文化地位？他们首次获得公众关注的原因都是他们自己的学术工作，但是显然他们数十年来维持在文化雷达上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他们本来的学术工作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确认和解释了科学名人是如何作为两种文化机制结合的结果而出现的。第一种机制是成为名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所有的明星都是一样的，无论他们是运动员、演员、作家还是音乐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这些人在公众生活中变得更加突出，媒体将着眼于他们的私人生活以及公众生活。同时，文化产业——比如出版公司、唱片公司以及体育公司——将把明星和他们的形象作为商品进行销售和营销。在公众生活中持久存在的明星将会是那些以某种方式象征着他们的时代的人，是把个人面孔置于大型抽象概念之中的人，比如环保主义，或者弦理论，又或者基于科学的无神论。第二个机制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家从与专家同行交流转向与广大的非专家受众交流的关键机制。当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的时候，科学明星就出现了。
　　为了说明这一程序的操作过程，我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八位著名科学家的生活和公众职业。我分析了四位英国科学家（这四位也是我在博士期间考察的对象）： 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环境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以及神经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我还分析了四位美国科学家： 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物理学家布赖恩?格林以及天体物理学家奈尔?德葛拉司?泰森。然而，这八位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中的每一位都嵌入在具有广泛共同点和共同历史影响的较大文化情境中。为了理解这些科学家是如何成为标志性的明星科学家的，我们有必要理解四个广泛的历史趋势。对这四个趋势的分析可能会为中国读者提供更具情境化的理解。
　　明星科学家的崛起
　　前两个趋势和媒体相关。第一个历史趋势就是媒体中科学总量的不断增加，学者们认为这个趋势在西方国家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媒体中有更多的科学意味着媒体对科学家的需求也更多，以及科学家与公民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也更多。第二个历史趋势是媒体在社会中的权力不断增加。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大众媒体在塑造公共舆论、政策规划以及个人和机构的形象方面越发地成为富有影响力的权力中心。这种媒体权力影响了科学。比如，历史学家马歇尔?拉福莱特在《美国电视上的科学》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时代意味着在电视屏幕上取得成功的科学家需要满足电视这种媒介对个人形象以及个人信息公开的关注。雷?古德尔在《可见的科学家》一书中认为像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和古生物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这样的美国科学家利用大众媒体来提升科学的形象，以及公开倡导某些科学政策。结果，媒体的动力机制越来越对科学和科学观念如何在公共生活中予以表达进行控制。
　　第三个趋势涉及科学和西方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变迁关系。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在1955年到1975年的这段时间里有些东西改变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时期也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漫长的60年代”。这个时期把环保主义的崛起看作是一种社会运动，这个时期对用于军事目的的科学的关注不断增加，并且对工业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更着眼于利益而非知识的科学事业的担心不断增加。科学和社会之间这种变迁的关系也引起了第四个趋势：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西方科学机构和专业协会开始对他们认为的公众缺乏对科学的信任予以关注。作为回应，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则被鼓励着去让公民参与到有关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意义的讨论当中。
　　明星科学家的特点
　　这四个大范围的文化趋势有助于新的明星科学家的崛起。但是成为明星科学家意味着什么呢？成为明星科学家的关键特征是什么呢？在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之前，我和著名的大众科学历史学家布鲁斯?莱文斯坦教授共同撰写了一篇有关制造明星科学家的论文。我们的这篇文章列出了把科学家作为明星的一个框架。我很愿意在这里为中国读者介绍并探讨一下这个框架，因为它为本书中出现的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这个框架包括了明星科学家的六个特征：
　　（1） 科学家的媒体形象模糊了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在媒体从报道他们的公共生活转向报道他们私人生活的时候，一个科学家就成了明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的公众形象成了他们公共工作与私人特质的混合物。他们的人格特性强调且反映了他们的科学。到目前为止，在西方世界中明星科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男性科学家远远多于女性科学家。此外，正如本书有关苏珊?格林菲尔德教授的那一章所展示的那样，和男性科学家相比，对女性科学家的描述往往更多地着眼于与性别和性取向相关的议题。
　　（2） 科学家成为一种文化商品。明星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销售和营销。明星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他/她的公众形象成了可以用来交易的一种商品。撰写畅销书或者在流行的电视节目中出镜的科学家会被冠以品牌或者被营销以便向广大公众销售这本图书或者电视节目。这里可以引用本书中的一个案例，设想一下史蒂芬?霍金的畅销书《时间简史》的历史，该书首次出版于1988年。非虚构类电影版的《时间简史》于1992年上映，同年，《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 读者指南》也上市销售。（文化杂志《名利场》称之为“与《时间简史》这本书的电影相关的图书”。）从那时开始，霍金又出版了好几本自己或者与他人合著的图书，参加了更多的电视节目，以及有关他自己生活传记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霍金已然成为一种确定的商品。
　　（3） 科学家的公众形象与真实、理性和理智的观念紧密相关。不同职业的声誉同较深层次的文化主题相关。学者大卫?马歇尔在《名人与权力： 当代文化中的名声》一文中认为西方国家的电影明星与个性及自由的观念相关，而电视明星则扎根于熟悉感和可接受性的观念，流行音乐明星和真实性的观念相关。类似的是，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和真实、理性以及理智的观念相关。这是因为科学方法使它在揭示有关自然界可验证的真理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
　　（4） 科学家嵌入在他们那个时代观念的斗争中，并且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观念的斗争。明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象征。他们体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或者文化趋势。他们把概念人格化，并且让抽象观念成为现实，给它们赋予了人类的面孔。理查德?道金斯的案例就能说明问题。他有关进化论机制的早期科研工作和论著让位于他职业生涯晚期的工作，他是西方世界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神论倡导者之一。2006年出版的著作《上帝错觉》巩固了他作为解决科学和宗教之间关系的重要公众人物的地位，当时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议性话题。
　　（5） 科学家的公众形象以名望的矛盾为特色。明星科学家将在同行们如何看待他们以及公众粉丝们如何看待他们之间体会到一种张力。同行们会批评他们获得了一种与其科研成就不相匹配的公共名声。这种矛盾是名声的一个独特且显著的特征，并且很有可能是成为明星科学家不可避免的一种后果。
　　（6） 科学家的明星地位使得他们可以对自己专业知识之外的领域进行评论。被新闻记者作为专家来咨询的科学家会被期望着对他们研究专长的领域进行评论。然而，明星科学家通常对他们专业知识之外的领域发表意见，可能会评论其他学科，同时也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或者其他的知识形式，比如他们对人文学科中的知识的看法。（比如，理查德?道金斯撰写了大量有关宗教的作品，而史蒂芬?霍金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哲学已死。）
　　总之，我希望在序言中提供的背景信息能对中国读者有用。当然，我知道本书中的某些观念可能不完全契合中国的语境。在中国，强化科学公共形象的历史情境可能是不同的。中国科学家引起公众关注的方式可能也是不同的。越来越出名的中国科学家会有他们自己特定的文化特质。但是尽管如此，我会非常激动和荣幸地期待着本书中的观念融入对中国科学家如何在公众生活中获得和维持公众关注的分析当中。
　　德克兰?费伊
　　（Declan Fahy）
　　2016年12月于都柏林

作者介绍

    德克兰·费伊(Declan Fahy)：曾经是新闻记者，现为美国大学传媒学院的教师。他获得了都柏林城市大学的博士学位，在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Nature Chemistry, Science Communication, BMC Medical Ethics, Irish Communications Review等期刊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开始学术生涯之前，他做了近十年的专业记者，也是Longford Leader,Irish Daily Mirror和The Irish Times的专栏作者。他新的新闻作品发表在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s和 The Scientist上。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科学传播、国外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新媒体科学传播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会员。在《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近百篇，在CSSCI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已出版的译著包括《实验室法则》《美国电视上的科学》《科学家传播能力指南》《彩色口袋自然珍藏图鉴：鸟》以及Tales of Old Beijing：The Daily Life in Alleys（中译英）等；参与编著科普图书多部。

目 录

001 第1章 科学明星简史
028 第2章 史蒂芬?霍金自相矛盾的名声
064 第3章 理查德?道金斯的形象问题
102 第4章 史蒂文?平克的学术明星地位
137 第5章 政治明星史蒂芬?杰伊?古尔德
175 第6章 名声与女明星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
213 第7章 詹姆斯?洛夫洛克不情愿的名声
248 第8章 布赖恩?格林让人着迷的明星地位
280 第9章 尼尔?德格拉斯?泰森的明星气质
318 第10章 新的科学精英
342 索 引

文 摘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一位公共关系大师。当《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在19世纪的文化中迅速传播开来并颠覆了有关人类生命起源的盛行的宗教正统思想时，达尔文也培植了自己的流行形象。他分发了批量印制的照片，在书稿上为读者签名，收集着有关他自己的歌曲和诗歌，用预先印制好的明信片回复着雪片般的来信，拒绝了大多数的采访要求，并避免在众人面前回答那些让他措手不及的问题。他与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会面，并且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那里得到了一本有题词的《资本论》（Das Kapital），题词是“赠给查尔斯?达尔文先生，您真诚的敬慕者卡尔?马克思”。
　　他在1859年的书中所概述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贯穿于维多利亚时期，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学术期刊和专业学会。普通公众可以购买到廉价版的《物种起源》。杂志则通过各种形式的流行文化传播着他的形象和理念，其中不乏奇怪的方式。比如，讽刺画家和漫画家把他的有独特长胡子和圆圆头骨的头像画在了猩猩的身上。达尔文成了公共财产。一个历史学家写道：“在内心深处，达尔文的儿女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现实，他不仅仅是他们的父亲，他还属于每个人。”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科学明星。
　　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表明：名声，持久的名声，绝不仅仅是丰功伟绩的必然结果，甚至是像《物种起源》一样震惊世界的成就。整个世界必须倾听这种丰功伟绩。
　　再也没有比20世纪那个最具偶像性的科学家案例更能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了，他就是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他在大众文化中把科学拟人化了，并且成了头脑具有惊人力量的一个全球性象征。当他的相对论被日食期间的两个独立实验所证实之后，他于1919年在公众意识中一炮而红，该理论简直可以说是看待宇宙物理学的全新方式。后来，爱因斯坦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泰晤士报》（The Times）的报道称之为“科学的革命，新的宇宙理论”——但是他一跃成为全球名人是在两年之后，那时他正造访美国为犹太复国事业筹款并提高公众意识。
　　1921年，他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这次访问激发了公众和媒体的狂热。《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描述了“一个穿着褪色的灰雨衣、戴着松软的乌毡帽的人”，“他的帽子几乎掩盖了垂到耳朵的灰白头发……但是在蓬乱的卷发下是一个科学家的大脑，他的推论已让欧洲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们感到震惊”。《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描述了爱因斯坦位于柏林的住所，详细叙述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热爱，他的工作方式——聚精会神地在他的房间里独自待上三四天——以及他对雪茄的钟爱。一个学者写道，美国的媒体是“把爱因斯坦变成明星的工具。
　　由于相对论与残酷无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情绪相吻合，凭借着所有这些报道，爱因斯坦成了全球明星。伦敦帕拉丁剧院（London Palladium）邀请他做了一场专场演出。在日内瓦，女生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还有人试图剪下他的一绺头发。望远镜和塔以他的名字命名，还有孩子和雪茄也起名叫爱因斯坦。当他和他的妻子爱尔莎（Elsa）参加1931年《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首映式时，摄影师抓拍到了他们夫妇两人与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红毯上的合影。爱因斯坦的一个前同事、科学史学家亚伯拉罕?佩斯（Abraham Pais）后来写道：“爱因斯坦——有史以来一些一流科学的缔造者，他自己也是媒体的一个产物，只要他是并且继续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话。”
　　在爱因斯坦深深地渗入到20世纪早期的流行文化之中时，大众媒体也在急剧地扩展。到20世纪末，媒体已经成为手握重权的公共事务中心。对于大多数成人来说，媒体是（获取）科学或科学相关议题的主要观点和信息的渠道。在不胜枚举的各种形式中，媒体传播着信息，塑造着公众舆论，并传达着世界如何运转、如何体验世界、社会如何组织以及对公民来说哪些议题是重要的。
　　媒体还不遗余力地着眼于个人，名人文化因而盛行，名声成为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中理解观念的最有力方式。在这种文化中，一种新型的科学家走出了实验室，来到了聚光灯下，他们是名人科学家。
　　这些科学明星紧紧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利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来激励新思维，驱动科学争议，强化公众的理解，动员社会运动，并塑造政策。在名人文化中，他们在公众中为科学发声。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名声也赋予了他们在科学领域内的权力。他们的明星地位影响着科学的内部运作，塑造着有关自然界新知识的发现。
　　因为他们影响公共生活和专业研究的巨大能力，名人科学家构成了一批新的科学精英。
　　弗雷德?霍伊尔和卡尔?萨根:　大众媒体明星
　　1950年，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成了科学新媒体时代的一个象征性人物。那一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上做了题为“宇宙的本质”的系列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十分成功，以至于听众投票选举他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广播员。带着温和的约克郡口音，他清晰地解释了宇宙学，并且借用人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将复杂的科学融入听众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专业的物理学家也会放下案头的工作，收听他的广播节目。这些讲座内容随后以《宇宙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为题正式出版，仅在6个月内，其销量就达到7.7万册，成了早期的科学畅销书。这个讲座和图书使霍伊尔成了“国际名人”。
　　霍伊尔明星身份的崛起恰好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漫长的60年代”（the long sixties）的开端。这一时期大约从1955年延伸到1975年，其特点是各种观点的剧烈碰撞，急剧引发政治变革、社会分裂，以及科学生活的彻底变革，以至于被学者们称之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6—17世纪，那次革命产生了现代科学事业。
　　从1970年开始，媒体中科学报道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见证了全国数十家报纸科学版的设立，众多印刷精美的大众科学杂志的投放，以及致力于科学的新周播电视系列片《新星》（Nova)的开播。大众科学图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新高度。在此之前，科学图书在每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很少超过十本。但是在那之后，每年都不下十本。英国的情况也大体类似。科学在大众文化中涌动着。
　　电视让科学家可以面向广大公民发声。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片《人之上升》（The Ascent of Man）讲述了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故事。这个系列片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英国和美国播出，担任主持的是数学家、知识分子杰可布?布鲁诺斯基（Jacob Bronowski），在这个节目让他蜚声全球之前很久，他就在杂志和电视上为广大受众撰写和解读有关科学的内容。在同一个时间段内的大洋彼岸，一个行星科学家也正在证明着自己是一个让媒体着迷的杰出人物，并将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公众科学家，他就是卡尔?萨根（Carl Sagan）。
　　萨根象征着电视时代和太空时代相遇的一个新时代。当太空成为敌对的冷战超级大国的“第二战场”（proxy battleground）时，萨根还是一个行星科学家。显然电视偏好那些像他一样表达清晰、外表迷人、能言善辩且激情四射的名人，而就这一点而言他很上镜。这位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大众科学作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很出名了，他定期和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在《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上为成千上万的晚间观众讲解天文学。
　　而当他在1980年的电视系列片《宇宙》（Cosmos）中向5亿观众揭开宇宙面纱的时候，他获得了空前的全球声誉。通过13集的探险旅行，60个国家的观众们跟随着这个行星科学家穿梭于亿万年的宇宙史和人类史中。作为这个系列片的副产品，同名图书《宇宙》连续70多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并且为他赚得了100万美元的版税。萨根登上了《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并被其称为“科学的演员”“科学普及的王子”“国家的人民科学导师”以及“美国最有效的科学销售员”。
　　《宇宙》的一个导演——阿德里安?马隆（Adrian Malone）——发誓要把“萨根打造成明星”。这个节目确实使得媒体和公众对萨根的关注开始飙升。记者们对他的私人生活进行了报道，包括他那有标志性的高领衫以及他牌照为PHOBOS（火卫一，即火星的一颗卫星）的独特的橙色保时捷914汽车。他不得不应付那些出现在他工作室要求与他见面的女性，以确证他是通过她们的电视屏幕直接跟她们交流的。有时候他在餐厅中要面墙而坐以回避大量索要签名的人和表达祝愿的人们。
　　名人效应为萨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1985年那本有关外星生命科学探索的小说《接触》（Contact）为他带来了200万美元的预付款。在当时，这笔费用已经是出版商为一个还没有手稿的著作提前支付的最大金额了。名人效应还给他带来了影响力，为他提供了一个表达反核主张的公众平台。他告诫政治领袖们，沉浸在核辐射黑暗之中的全球核冬天将会让全球毁灭。观看了《宇宙》的学生们也想成为科学家。没有一个当代科学家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享有这样的名望和声誉。
　　但是，名声也损害了萨根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哈佛大学拒绝授予他终身教职，这是一所大学授予有建树学者的一种终身职位。美国最具声望的科学学会——国家科学院（NAS）——拒绝接纳他为会员。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同行们也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科普人员，而非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认为他在《今夜秀》中花费的时间太多，而用在潜心钻研行星观测方面的时间太少。
　　从萨根身上可以鲜明地看到现代科学名声的特点，后来评论家们把这种特点称为“萨根效应”（Sagan Effect）：这是科研人员中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认为科学家的公众声誉水平与他们科研工作的质量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大众科学家并不被看作是优秀的科学家。然而，在涉足媒体事业之前，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萨根已经（在学术圈）建立起了自己良好的声誉，他开创性地解释了金星如何变得炽热以及狂热的风暴如何在火星表面肆虐，并因而在学术圈知名。他共发表了500篇专业论文——这种生产率非常惊人，相当于平均每月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对于萨根来说，“萨根效应”是一个伪命题。
　　萨根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现媒体能强化权力的科学家。他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入美国公众生活的几个科学家之一，他们把媒体看作是影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以及政治对科学的态度的一种方式。这些“可见的科学家”（visible scientist）打破了塑造科学政策的传统方式，他（她）们包括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以及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他（她）们绕开了专家们在幕后给决策者提建议的传统方式，直接进入公共领域，通过媒体把科学放到公共议程中，进而塑造公民的态度，并因此对科学政策产生影响。从他（她）们身上可以看到，在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个体科学家只要能够清晰地表达具有争议以及富有个性的观点，他（她）们是可以吸引并掌控媒体的聚光灯的。
　　这些可见的科学家改变了研究人员获得科学关注和公众关注的传统方式。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认为，传统上个体科学家名誉的建立完全是在科学内部实现的。只有在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被同行验证之后，一个科学家才能赢得承认。他们的研究工作做得越好、越多，名声就增加得越快，他们在科学中的地位也就越高。终极荣誉就是诺贝尔奖，这是科学上卓越的公共象征，是赠予那些被认为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科学的研究人员的一种公众奖励。但是萨根和其他可见的科学家们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科学之外。除了学术造诣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名人，他们如何交流，如何变得迷人，他们的科学如何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以及如何变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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