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德性：文学的传统及其现代踪影》把“性别与德性”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考察，避开“封建”史观的学术框架，客观呈现明清以来女性生活领域中的性别与德性问题，探讨晚清以来社会转型以及妇女解放运动对古代女性修身的冲击，寻找现代女作家与传统女性文化的联系。著作提出“女性工读文化”与“女性文化守成”两个概念，用以分析性别与德性在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境遇，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对现实问题进行追问，思考20世纪以来的德性变化及其在文学中的思想体现，并对学术界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做出自己的评价。《性别与德性：文学的传统及其现代踪影》适合相关专业人士阅读。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女性位置与德性标准开始了大幅度调整，越来越远离了传统的轨道，一个现代的生活世界仿佛从天上跌落下来。对于女性群体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摸不清到来的路径，看不准真实的面目。悸动与惊愕相伴，新鲜与混乱相随，标准常常变更，生活时时变轨。如何从无序到有序，如何处理性别与德性的关系，是现代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的巨型转变，各个领域均受到激烈冲击，很像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这种世界性分崩离析的裂变状态被一个美国学者拿来描述一种“现代性”的体验，“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②这种“烟消云散”是传统遭遇到的最大的困局，“现代性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自己的全部历史与传统”。③回到中国的问题，杨联芬女士说：“拥有四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在清末先输于西方列强，再挫于蕞尔东瀛，最终以‘野蛮’或‘半开化’的屈辱身份，被迫进入以西方文明为范式的全球化，并开始了其在进化论思想方法主导下的蜕旧变新的‘现代历史’。在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最为关键的1890至1920年代，基于强国保种及建立民族国家理想而进行的社会政治变革，与寻求普世价值、创造新文化而进行的思想启蒙运动，二者合力，使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均发生千年未有的巨变；而传统的哲学、伦理等价值体系，也在这个激进的现代化浪潮中支离破碎。”④她从女性／性别伦理的现代变迁视角设问，藉由这种“浪漫”的面向，“或可从感性的视景中，反思我们身处的社会，怎样由儒道互补的乡土中国，变成一个躁动不安，激情四射、不断求新，却因价值破碎而失去哲学与文化主体性的现代中国？”①这当然是一个可行的思路，马克思早已说过：“自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②烟消云散也好、摧毁也好，都是阐释现代性作为一种强大无比的力量，在社会转型中发挥的破旧创新的作用。新与旧被并置、对立起来，进步的和进化主义的现代观念大量蚕食古老的传统，致使那些“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顺此理解构建现代世界的观念方式，在面对自身传统的时候，现代性毫不同情“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在创造新的观念和见解的过程中把它们打入“冷宫”。
性别研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意识到这个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问题，开始反思性别研究中二元对立的社会性来源。针对中国的问题，高彦颐发问：“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③为何在中国会形成这一看起来很奇怪的共识？明明不是这样的情况！高彦颐认为：“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也对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来说，女性启蒙成了一个先决条件。总之，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成了当时遭受屈辱的根源。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赋予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④这是针对传统进行的一项迷人的“发明”，对传统的认知被巧妙地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理解框架之中。“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它是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罕见合流的结果，这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虽然这些传统为中国的现代性和女性的位置设想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式，但它们却都对旧中国隔离、扭曲和从属的女性生存状态表示了愤慨。”因而创造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女性的历史是‘一部被奴役的历史’。”⑤高彦颐解释她的《闺塾师》就是希望改写这种“五四”史观，因为“这一史观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过去最突出之处。
毕新伟（1972-），河南平舆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和参与多项科研、教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暗夜行路：晚清至民国的女性解放与文学精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获得第四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成果表彰奖。
第一卷 性别与文化
一 妇女文学的长时段考察
二 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传承
三 女性文化传统的一种进路
四 与谢野晶子与日本近代贞操观的变革
五 “她”字的来源、认同与女性主体性
六 冰心女性文化守成思想论略
第二卷 德性与思想
一 “五四”新文化的一页前史
一 “自由之爱”：《新青年》婚恋文献解读
三 “交叉地带”的性别与德性
四 社会主义优生学与莫言的文学书写
五 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
六 新历史小说的哲学精神
第三卷 方法与启示
一 现代文学批评性校读法的创立
二 绘制乡土中国的全景图
三 少数民族文学“现象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四 人口较少民族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安身立命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性别与德性：文学的传统及其现代踪影》：
文化资本有多种存在形式，既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也可以以地域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以风俗、伦理、日常交往为核心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也可以作为文化资本来看待，在小说中，阜阳的地域文化被有意识地上升为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是一个史学概念，相对于普遍性的知识文化，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化知识常常会被遮蔽，因此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挖掘，既可以补普遍性知识或日历史之缺，也可以修复甚或颠覆某种既成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念。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作用的结果，是自然和人文两者的结合。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有时候也能转化为社会资本，从而谋取经济利益。
张如意虽说在保城立下了脚跟，但发展艰难坎坷，伤工事件、兄弟撤出单干事件、楼门架事件以及兄弟杨稳当与刘丽芳出走东北淘金事件等搞得他筋疲力尽，最终撤离保城到宁城单干。在宁城，依靠“阜阳人家”酒店，张如意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不仅在宁城成了名人，还通过阜阳人家酒店的饮食文化吸引外资到阜阳投资。阜阳文化在“阜阳人家”酒店得到了接近于原汁原味的展现，这里有食文化、酒文化以及阜阳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文、方言土语等专属于阜阳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散发着充满乡土气息的亲和力，不仅把当地的阜阳农民工吸引过来，而且还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宁城这座沿海城市的城里人。张如意的生意基本上是在“阜阳人家”酒店谈妥的，人们围绕在极具“地方感”的文化氛围里，城里的当地人和外地人共享着这个乡土气息浓重的感情空间，这使得生意商谈起来相当融洽，因为双方的戒备心理都被乡情所融化了。
“阜阳人家”不仅是张如意拓展业务的得意场所，还是他和刘丽芳感情连接的桥梁，也只有在这个酒店里，他们的感情借助乡土文化的记忆才得以明确下来。刘丽芳与张如意一样也是做事业的人，只是她是女人，走的路便与张如意有了不同。如果从性别角度看，男性和女性农民工所受到的歧视是不一样的，正如很多农民工小说所描写的，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里不得不面临着性的被掠夺。刘丽芳同样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她不是弱者，敢于以自己的方式对待城市男性的性骚扰，这说明她有自己的主见。但是这种主见并不能表现为她的主体意识，她是一个主体意识觉醒较晚的女性。她最好的异性朋友都来自阜阳家乡，而且“阜阳人家”酒店的名称也是她主张挂牌，她的爱情和她的事业同样浸润在乡土伦理感情之中，由此可见，文化资本不仅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甚至还可以转化为爱情资本，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虽然文化资本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我们还是要审慎对待。像张如意的光宗耀祖思想；为了弥补铁孩受伤的愧疚而撮合他的婚事，致使女方有苦难言；结婚后想让刘丽芳居家过日子等的观念和行为，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虽然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是这种文化资本也不必然就能给人带来益处，关键是人应该怎样来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张如意一同打工的杨稳当就滥用乡土文化资本，自私自利，总不能取信于人，而他的个人事业也节节败退，最后锒铛入狱。不可否认，这与乡土社会所形成的小生产者狭隘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念有关，杨稳当处处表现着他的聪明，而这其实是他最大的愚蠢，失去了诚实、勤劳这些为人的美德，他的文化资本也就在不正当的发财梦中流失了。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我们现在知道欠缺的其实并不是文化，而是现代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现代城市的生活经验，因此，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没文化是不正确的。他们并非没文化，而是有很深厚的传统和民间的文化积淀，当人们把这样的文化表现看作是土包子的丢人现眼时，农民工身上仅存的资本也就被城里人给肆意扭曲了。
文化具有恒常性，但文化在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却不必然也具有恒常性。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有时候可以互相吸纳，有时候却也可能互相排斥，当一个人携带着本土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文化空间中，本土的文化一旦成为弱势，那么这个人的文化品位就会被新的文化理念所更改。传统的、民间的文化伦理，正如小说后半部分所描述的，也面临着被改变的尴尬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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