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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赔本赚吆喝” 章明杂文自选集》精选章明先生90余篇杂文结集出版，以期现实意义继续为时下读者品味、借鉴及深思。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
　　《论“赔本赚吆喝” 章明杂文自选集》精心选编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杂文作家的精品文章，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全面展示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整体风貌，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可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资信任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论“赔本赚吆喝” 章明杂文自选集》由著名杂文家朱铁志先生主编。
　　朱铁志先生从事杂文创作将近三十年，曾获鲁迅文学奖，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以及中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多次获北京杂文奖，上海笔会文学奖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文奖，被誉为当代中国中青年杂文家的领军人物。
　　本项目得到邵燕祥、舒展、陈四益、王春瑜、蒋子龙、李国文等诸多杂文大家的支持和肯定，基本囊括当代有影响的重量级杂文家，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作者队伍：何满子、章明、牧惠、邵燕祥、王春瑜、吴有恒、严秀、周修睦、李克因、朱正、黄一龙、朱昌平、王学泰、流沙河、蒋子龙、李国文、舒展、陈四益、王乾荣、鄢烈山、瓜田、叶延滨、吴非、陆春祥、符号、张心阳、刘齐、朱铁志、李乔、梅桑榆、杨学武、徐怀谦、潘多拉
　　选编一套以反映新中国以来杂文创作整体状况的“大系”，无论对于整理资料、繁荣文学创作，还是对于研究文学史，推动文化建设，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王蒙
　　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杂文像短篇小说一样，起到了突出的引领作用。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振聋发聩，至今令人难忘。《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空白的工作。——王巨才
　　《论“赔本赚吆喝”：章明杂文自选集》本书精选章明部分杂文结集出版，其杂文语言诙谐、构思巧妙、意味深长，读来令人掩卷深思。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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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赔本赚吆喝”
　　侯宝林同志的相声《卖布头》，在幽默风趣之中表达了某种哲理性，似乎值得一说。
　　《卖布头》塑造了一个在旧社会摆摊叫卖零碎布块的小贩的形象。这位小贩与其说是个买卖人，不如说是个艺术家，他一面卖布一面唱着吆喝，那一套套唱词真可以说是“妙语如珠”，不是真正的艺术家是创作不出来的。比如他称赞他的白布之白：“气死头场雪，不让二场霜。亚赛那头号的细白面的吧！”称赞他的黑布之黑：“气死张飞，不让李逵，亚赛那唐朝的黑敬德。在东山送过炭，在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他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人们不买他的布，他就不断地自动落价，两丈多的布头从三块六落到了两块钱，于是有人表示愿意买了。可这时，出现了一个十分令人惊异的情况：这位小贩的艺术家气质起作用了，他似乎由于过分热衷于吆喝搞昏了头脑，竟认为卖布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吆喝。只要吆喝得“过瘾”，赚或赔全都不在话下了。
　　于是他又接着吆喝：“这阵儿你要买，我还不卖它。怎么回子事？我赔本赚吆喝！……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再去四毛你给一块二！再去两毛干脆一块钱！这不一块钱？—去五毛让五毛，你白拿去吧！”
　　相声每次演出都引起一场哄堂大笑。当然，这是高度的艺术夸张，在现实生活里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小贩大概是不会有的。然而，如果我们在捧腹之余仔细咂摸一下滋味，也许就会悚然地发现，这段相声启示着我们：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的。请回想一下吧：过去，当浮夸风盛行之时，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十年中，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蠢事我们做得难道还少么？
　　长期以来流行着这样一句不知是哪位“天才”发明的名言：“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在经济工作中不算经济账，这也可算是旷古未有的“一大发明”。这和那位卖布头的小贩不怕饿饭，自愿“赔本赚吆喝”有什么区别？
　　增产粮食本来是好事，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然而，不计成本，不讲科学，毁林造田，砍经济作物种粮，乃至于变魔术般地“大放卫星”—把几十亩快要成熟的稻子移到一丘田里。于是乎大登其报：“卫星田亩产×万斤”，名为“特大丰收”，实则人为的减产。这，是不是“赔本赚吆喝”？
　　增产钢铁自然也是好事。然而，不计成本，不讲科学，大兵团作战，大搞“小土灶”。“百业毕，钢帅一，青山秃，铁水出”，浪费了数不清的人力物力，得到一些贵得和金子差不多的烧结铁。于是乎又大登其报：“今年钢铁大跃进，年产×千万吨”。这，是不是“赔本赚吆喝”？
　　开发山区无疑也是必要的。然而，不计成本，不讲科学，搞什么“人造平原”、“钢筋水泥盖沟上铺土种庄稼”。生产大队的开支实际上是由国库里拨付的。但这不要紧，因为要的只是口号喊得响亮：“愚公移山的雄伟气魄！”“大寨精神的丰硕成果！”这，是不是“赔本赚吆喝”？
　　兴修水利自然也是当务之急。然而，不计成本，不讲科学，搞什么“西水东调”、“霸王工程”，但求壮观，不问实效。勘探设计尚未完成就下令动工，白白浪费了国家七千余万元的巨款。但，痛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口号听来带劲：“想新的，干大的，改天换地！”这，是不是“赔本赚吆喝”？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而在不属于经济工作的领域里更是随处可见。比如，在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搞点人防工程是对的，然而硬要“一刀切”，连边远的小县城也一律大张旗鼓“深挖洞”。霸权主义者扔原子弹时也要考虑一下目标是否“划算”，而我们却硬把国家建设急需的“三材”胡乱填到地下。这一切，也不能不说都属于“赔本赚吆喝”之类。
　　卖布头的小贩“赔本赚吆喝”虽然可笑，但他并无恶意，有的只是一股“为艺术而艺术”的傻劲。他赔的“本”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只能叫自己饿饭，不可能造成坑害别人的后果。我们有些人“赔本赚吆喝”的情形则有所不同：有人是因为狂热，因为轻信，因为无知，因为急于求成，好心办了坏事，这还有几分可恕之处。有人则不然，他没有半点革命热情，也没有半个“艺术细胞”，有的只是全副的利己哲学。他“吆喝”的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他赔的“本”点点滴滴都是人民的血汗，造成的后果是劳民伤财，他得到的不是饿饭，而是地位与荣耀……
　　然而，如果要解决问题，光对某些人道德品质上的缺陷进行谴责是不够的。因为，“赔本赚吆喝”的根子是“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经济管理体制。不把这些和马列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清除掉，打着革命旗号的“吆喝”总有人要搞的，社会主义的老“本”仍旧要赔下去。最近，党中央指出：我们一定要清除“左倾”思想的余毒，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切实改革国家管理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中的缺陷和弊端。这是十亿人民的共同心声。也许，“赔本赚吆喝”的悲喜剧今后不会重演了吧？
　　搞经济需要“务实”，搞艺术不妨“痴情”，这两者放在一起就要坏事。在建设四化的征途中，在经济工作领域里，我们需要的是“锱铢必较”的精神，永远不要“赔本赚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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