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九十年代_《新周刊》 (作者)_9787508680958

继《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之后，《新周刊》再次以数十位亲历者的视角，丰富地呈现中国九十年代的特殊风貌。九十年代既区别于八十年代激情四射的理想主义，也不同于新世纪变幻莫测的意气风发。本书选取广泛反映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思想的文章，忠实呈现那个时代的特质和情怀，完整记录那个时代的奋进和幻灭，为今天怀旧的人们增添一抹回忆，也为这个时代奋发向上的人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海报：

序一
一个被低估的年代
张颐武

这些年来，怀念八十年代（编者注：本书中出现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均Q6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似乎是一个流行的风潮，一直有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人们往往觉得今天是一个并不浪漫和富于诗意的时代，但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力量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状况，其实是八十年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近四十年的光阴仿佛一晃而过，我们还没有抓住八十年代，现在已经是“90后”和“00后”的天下。
而在今天的“新世纪”和我们所缅怀的八十年代之间，有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关键的转折年代，也是我们回顾这四十年历史时需要时时关切的重要时期——九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期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被我们所感受到了。但人们似乎很不情愿提到这个时期，它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不少人觉得那个时期不太合乎他们的理想，仿佛这是八十年代向下坠落的时期，是激情和热情消退、平庸到来的时期。其实，这个时代的意义被低估了。
这种低估，其实来自我们对于今天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这渴望导致了我们不愿意提及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其实是一个转变期，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九十年代在文化上的转变，我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才会有今天的成果。今天看来，九十年代正是四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过渡期，有了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九十年代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新周刊》就出现在那个时代，现在，这家杂志愿意出一本书，从当下对那个时代提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见证，这无疑具有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遥想当年，八十年代末的巨变刚刚过去，“南巡”所激荡的风潮和新的期望刚刚被诱发，下海经商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刚刚开始创业。今天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如马云、马化腾，都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未来；而王健林等人也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还珠格格》，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的记忆所在。当年《渴望》主题曲在大江南北流传，今天我们
从其歌词中仍能感受到那种社会的集体意识：“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这是一个真正开启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的新时代。那些宏大的叙事远了，新的生活的欲望和情绪开始出现。这是新的以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它显然提供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景观，也超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它的形态是我们必须认知的关键。无论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电视剧，还是王朔的作品以及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小说，都提供了变化的轨迹。
那是知识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呼叫的时刻；那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那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更多信心、更明智的分析的时刻。知识分子的大论战，正凸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思考和观察。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所谓“后新时期”，消费社会刚刚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关于中国发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在今天所谓“后现代”“全球化”或“中产群体”早就是老生常谈，当年却受到了众多置疑和追问。这些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变化完全超越了“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竟然是“逆全球化”浪潮在发挥作用。
要认识九十年代，我们首先需要从八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文革”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件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需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召唤，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
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424 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 页）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是新的“现代性”展开的前提。八十年代具体地展现了这一“主体性”话语。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成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最大梦想。
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
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九十年代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避免急剧变化过程的社会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的雪崩式瓦解，以及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
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所谓“公共空间”也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之下，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国际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全球化之中无疑不再是一个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国家的象征，以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
九十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物质性”的出现。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八十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八十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的诱惑，但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撑了我们的想象和追问。所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虽然有极大的物质性吸引的背景，却在精神层面上展开，它依然是不及物的。这里的追求几乎忽略了“物质”的诱惑和吸引。但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却将八十年代的抽象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导演张暖忻点出了最初的消费诱惑的力量，也点出了当年抽象的“主体性”在现实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困局。这是将康德的玄虚的用头脑站立的状态，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
其实，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断裂中自有其连续性。九十年代将八十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八十年代的“主体”是以抽象的精神进入世界的，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真诚而单纯的愿望，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展开。其没有物质支撑的空洞性，正需要九十年代的填充。而九十年代的这些中国的“个人”，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加入世界，用自己的劳动和低廉的收入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世界。所以，正是九十年代给了抽象的八十年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八十年代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九十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具体化。八十年代康德的自由的“主体”，变成了九十年代黑格尔式“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这些个人的成长和变化，其实是今天社会凝聚和发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开启了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全球的变化。全球化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必然带来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中国内部和外部所展开的“物质性”力量本身，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是中国最坚实的基础。九十年代超越八十年代的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它终结了八十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并找到“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其实是历史的新一页。它一方面告别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它也超越了“五四”以来反抗西方的宏大叙事，而是在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中探寻新方向。
今日中国丰富而复杂的形态，正是那个时代的结果。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或者所感叹的一切，其实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影子。今天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和力量，正是九十年代的开放所奠定的。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成了今天的主人翁。一切都变了，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是从那里来的。我想，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它仍然活着，它仍然在我们之中发挥影响。
让我们从这部书回到九十年代，在回忆中领略那过去。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可以从这部书回到那个时代，那依然活在我们之中的时代。
是为序。

序二
我的九十年代，我们的九十年代
蒋方舟

联结一个世代的人的暗号，永远是他们共享的记忆。
对于美国婴儿潮一代来说，主导他们青年时期的社会想象，围绕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展开：从二战后的丰裕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越战到反文化与民权运动。不管政治和文化立场如何，同一代人总是在同一个记忆场域中成长并活动，这种共同记忆，展现出每个时代独特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的社会想象起源于九十年代。这并不是说中国庞大而沉重的过去没有发挥其无微不至的影响力，只不过，看惯进步、富裕和繁荣的国人所感知到的那个中国，只有相当年轻、浅近的历史。从打击“投机倒把”的中国到全民炒股的中国，从凭票供应的中国到电商疯狂打折的中国，并没有相隔一个世纪。对于已经是社会主心骨的60、70 后来说，前一个中国是渐行渐远的遗迹；对我这样的85年后生人，后一个中国是我们出生、成长的理所当然。
在我们还蹲守电视机旁的年纪，《太空堡垒》和《新世纪福音战士》是所有孩子的共同话题。没有人质疑国家在一天天好起来。生活的改善不只在《新闻联播》里，也在每一年的生活里。这片土地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来就和动荡与不安无缘。我们懵懂地听到“亚洲金融危机”或者1998大洪水之类的名词，但举国一致的努力总是可以渡过难关。1997年香港回归是许多人爱国自豪的最初记忆，我们的九十年代结束于中华世纪坛迎接新千年的焰火，以及2001年申奥成功。
九十年代对于我们更多的是模糊和混沌，一如所有人回望童年仿佛都隔着层磨砂玻璃。但对我们来说，更加光明、清晰的二十一世纪和之前模糊的十年并没有明显的断裂：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只是从不够好变得更加好。
在当时的我们无法感知到的幕后，九十年代是个更加粗犷、却从来不缺生气的时代。1992 年的“南方谈话”是它真正的开端。一切似乎都不允许了，但一切似乎都被允许了。冯仑和潘石屹开始炒房，瀛海威时空开通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王国，大学开始扩招，而毕业生开始自谋生路。世纪末的“野蛮生长”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被规范和整顿，为了满足“入世”标准并且为经济全面转轨做好准备，整个国家开始了一场痛苦的转型。许多家庭的生活从此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而后半部分并不都是美好。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努力拥抱市场经济和“国际化”，仿佛急切地要从上个十年突然结束的混乱与彷徨中找出道路和意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对八十年代的回答，也是对八十年代的判词。经世致用的最高律令下，法律、经管成了最新的时髦专业，生物学则是二十一世纪的学科。曾经统一在人文和启蒙大旗下的文化队伍愈发分化，一并坍塌的还有曾经坚不可摧的文化战线中的等级制，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不再是文化人单一的价值与认同的来源。
市场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但也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是文化和产业第一次并列的时代，也是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入“文坛”的特殊节点——到了文化产业真正繁荣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坛”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当年。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九十年代的主题无疑是“变化”。但变化——有时是激烈的变化——从来没有离开当代中国历史的字典。九十年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当代中国最为强大和持久的主题——“稳定、改革、开放、发展”——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九十年代的“变”，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如今“不变”的基础，为变革应该有的方向和模式设定了标准。也正是因为如今的繁荣无非建立在九十年代所开创的基础上，这段记忆才能够作为社会各个世代的社会想象，服务于当今中国的话语系统。
我们今天回忆九十年代，不是把它当作连接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插头，而是在怀念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某个黄金时代的起源。

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在九十年代找到源头
文｜肖锋

1989 年3 月26 日，年仅25 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身边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的遗书中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尽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今天被传诵至泛滥，他的死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假如说火红的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娱乐的新世纪是消费主义的，那么中间的九十年代应该填个什么词呢？“讲求实际”的九十年代，它是这个小时代的预演，从关注世界与国运到关注个人境遇，与宏大叙事渐行渐远。
今天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在八十年代都被展现过了，无论多么短暂。九十年代全面转向功利化、世俗化，用1997 年因心脏病突发在45岁辞世的作家王小波的话讲，就是“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2016年7月，南海、东亚局势紧张，在河北，某些人围堵肯德基店。1999 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学生高喊：“中国人不吃美国饭，出来！出来！”但他们第二天就到美国领事馆门口去排队办签证了。这次的标语是“你吃的是美国肯德基，丢的是老祖宗的脸”。何其相似。这一次，我们的大学生还会到美国领事馆去排队吗？
1996年8月18日，《新周刊》第零期创刊号出街，封面人物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封面专题是“中国可以说不”，矛头直指美国。
中国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改革”，九十年代的关键词是“国际化”，新世纪的关键词是“互联网”。
1990年第一家麦当劳开进深圳，1999年第一家星巴克开进北京。1999年年底，中国与美国等国达成“入世协议”。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口号已被“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取代。九十年代，与国际接轨、国际惯例成为官员口头禅。竞争成为当今社会最漂亮的词，机场书店都在讲成功学。
然后，像世界各地后发展国家一样，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倾向，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只是中国人比其他后发展国家的人民更讲求实际，对全球化欲拒还迎，短短十年间就完成了心理调适期。
画家王广义的政治波普系列《大批判》最有象征意味，那些以“文革”形式批判跨国品牌的宣传画，最终被那些跨国公司高价收买，其中批判名表斯沃琪的作品还被做成表蒙子，斯沃琪和王广义都赚个盆满钵满。
九十年代最后几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跨国公司的全面进入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此，中国才正式进入“环球同此冷暖”的境地。
《新周刊》是传媒中的冲突论者，从第零期“中国可以说不”，到“阻击霸权”“红客游戏”，再到“你怎么看美国”，无不挥洒着民族主义的荷尔蒙。而我和杂志后期转入理性探讨，如“中国缺什么”“规则的快乐”“还有多少中国味儿”“软中国”和“让全球化抱抱”。
《新周刊》全球观的嬗变，反映了这个国家主动开放后，对全球化的欲拒还迎、理智与情感交错的矛盾心态。欲拒还迎、欲迎还拒，理智终究战胜情感。
就现实层面而言，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初期提倡的现代化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朝向就是西方标准。西方是标准和技术的源发国和输出国，它们手中握有制定全球化规则的权力。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迎接的过程。
跨国公司是新时期的“船坚炮利”，凭国际资本和品牌效应攻城略地，将一众民族品牌，如“美加净”“乐百氏”“活力28”等，或排挤出局，或收入囊中。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只是个短暂的摩擦，其重要性抵不上中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民族情绪虽被炸馆事件引发而短期高涨，但随即被波音大订单、互访与握手冲淡。中国改革开放一直以美为师，到“中美国”相爱相杀，美国成为中国全球化绕不开的“冤家”。
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相传在革命者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之间有一段对话：有段时间，切·格瓦拉每天都要向卡斯特罗递上一杯冒着泡沫的、咖啡色的饮料。最后，卡斯特罗终于摇着他的头。“切，这不好，”他说，“如果哪一天我们被可口可乐的配方打倒了，那么革命就失败了。”
整个九十年代都在完成这类心理调适，为中国拥抱世界、最终站在世界中央作准备。之后的加入WTO让中国成为全球化近十几年来最大的受益者。
对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种脚踏实地；对于新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飞跃前的助跑。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但上海不是深圳，提不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类口号。上海人精于服务，敏于勾兑，将外来土豪和跨国公司等伺候得熨熨帖帖、妥妥当当。上海才是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首都”。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宣告中国改革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切又是与南方相关，确切地说不是上海而是深圳，那个被划圈的小渔村。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一锤定音，终止了改革是进还是退的争论。
每次大的改革，落到实处，都会关乎某个特殊群体的利益，先是农民，然后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这次是体制内下海者，即“92 派”——1992 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谈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陈峰、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92派”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
1992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原常务副区长武克刚下海，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
1984 年年初，邓小平第一次南下特区视察，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创业者应运而生，如今仍活跃在商界的代表人物有柳传志、张瑞敏、王石……他们被称为“84 派”。1984 年因此被称为“企业家元年”。本次“92 派”更懂得利用体制与市场之关系，利用政策之便为自己闯出一番天地。相对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而催生的“15派”，“92派”作为父辈一代则更显沉重、更具使命感。换句话说，“15派”只想改变自己，80后、90后自由追逐梦想，和而“84 派”“92 派”则更多家国情怀，改变社会，改变国家，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以为的。而“15派”顶多认为改变自己顺便改变国家。
1993 年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国有企业尾大不掉，改变极其艰难。不少试水者甚至身陷牢狱。1998 年，中国企业界最大的争议是一个叫褚时健的企业家该不该被判处死刑。
褚时健将西南边陲一间默默无闻的小烟厂，做到业界老大，到九十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造利税达200 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1997年，“红塔山”的无形资产为353 亿元，在中国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褚时健任职的17 年间，红塔集团总计纳税800 亿元。一位中央领导在视察该企业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1996 年年底，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匿名举报，对褚时健展开调查。一手缔造了“红塔现象”的褚时健锒铛入狱。褚时健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 万元利税，他自己只拿到1 元钱的回报。“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见国企改革的一系列困境，这一困境仍困扰至今。
2000 年后，褚时健因身体有病被保外就医，与妻子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两千亩山地种植甜橙。之后，褚橙的故事令中国企业家以与老人合影为荣。
国运关乎企业命运、个体沉浮。九十年代，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完成入世谈判，北京办成了亚运会，神舟飞船飞天，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民生——房改、医改、下岗和下海将人们一把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民间编排国企下岗潮：“七十年代下放，八十年代下海，九十年代下岗。”
由于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劲上升期，那轮下岗潮对社会整体冲击不大，很快就被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机会消化掉了。而2016 年则遭遇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困难要远大于九十年代。
房改开启了中国房价二十年上涨之路，并且没有终止的意思。被房价击破了一代人梦想的80后抱怨说，至少60后、70后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商品房房价也还不算高，so，请别跟我谈什么伟大理想。
医改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以药养医的方针将医护人员与患者推到矛盾的焦点上，医患关系紧张至今。难道九十年代医改市场化的路子走错了吗？
九十年代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年代，伴随打工潮风起云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浦东）”，这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黄金时代。
1991年一部电视剧《外来妹》热播荧屏，一代打工妹支撑起“中国制造”的半壁江山。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带走一丝城市福利。他们的子女农二代、三代就没有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品性了，于是，人工成本上升，工厂招工难，九十年代的“中国制造”模式难以为继。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
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刷新了年轻一代的娱乐方式。年轻人避重就轻，远离政治话语、宏大叙事。
对，经济第一，政治第二，尤其是个人经济上的成功。
我是1992 年到的广州。彼时满大街放着《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等伪伤感的流行歌曲。没有了摇滚的激烈，也没那么惆怅，大家都忙着挣钱呢。
我初步落脚在海印桥下的一间广告公司，那里商业气息扑面而来，猛吸一口，喔，一个时代开始了。
普通百姓只想着怎么发财。至于怎么迎接新时代，让文人骚客自行去伤感吧。
九十年代，新的阶层分化正在演进，有人不适。中国是个“忽然”阶层化的社会，30 年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或阶层标签可能几经变换，要形成西方成熟阶层社会的所谓“阶层共识”和“利益人”是困难的。这便是中国的“阶层之谜”。
中国阶层的演进仿佛一幅快进的清明上河图，西方三百年历程，中国短短几十年就完成，许多人肯定有不适感甚至幻灭感。肇始于八十年代的社会结构剧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分化运动。这场分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一个家庭在分化，一个班级在裂变，社会各群体间拉开了距离。人们终于明白“只有身份不同，没有财富积累”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人们还明白了，曾经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运动，对于不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路程，这个过程是压缩的、仓促的、冲突的，也是迷人的。
九十年代，以《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时尚》等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传媒开始引领和培养“新中产”的生活品位。“新中产”，与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老中产区别开来，他们在住宅、衣着、谈吐等方面也与新兴工商阶层的“暴发户”不可同日而语。大家纷纷愿意“跟土豪交朋友”是近年来才有的事。
虽然文化上占据一定优势，但“向上奔”和“穷忙族”才是新中产的两个基本特征。
美国专栏作家保罗·穆尼（Paul Mooney）赞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职员、CEO（首席执行官）、学者、科学家，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
这种全民进取心使整个国家步入一个上行社会。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即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中高层职业人员30 年来呈持续增长趋势，形成“向上流动的潮流”。
从1999年开始，英国年轻会计师胡润开始编制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中国正颠覆西方“三代造就贵族”的阶层更替节奏，像潘石屹这样的新富阶层一代之中就换了三次身份——从农民到知识分子、经理人、富豪。
新世纪初，社会学家邓伟志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61% 的上海人“愿意和比自己阶层高的人打交道”。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上行的”社会结构中，势利是其必然的产物。所以，你只能铆足了劲儿向上奔，如果你还想出人头地、占个好位置的话。当前“与土豪交朋友”、喊王思聪为“老公”，源头都在九十年代，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延续至今。人们选择默然接受这个现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是成功主义导向的，意识形态被放在了一边。
九十年代，新世代还未上位，90后刚刚出生，80后还在成长，而他们的父母正在阶层之路上打拼。
1996年春，北京一个名叫“瀛海威”的公司在中关村竖起了一个硕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句广告语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到来了：点击、娱乐、漂移、全球一体。而你的位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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