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修订版）_吴敬琏 (作者), 厉以宁 (作者), 林毅夫 (作者)_9787508679853

将改革进行到底，《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汇集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夏斌、巴曙松、黄益平……深度解读当下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十三五，未来最关键五年，我们该怎么办？中国经济的蓝图如何规划？2016—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第一个百年目标”冲刺的五年！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传统的增长点和增长主体对经济的拉动力逐渐减弱，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诚如一再提及的，全面改革过程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经济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改革如何继续往前推进？这些都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汇聚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精英学者，立足“十三五”规划，把脉当下时局，解读当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深入剖析未来走向，阐述未来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从供给侧改革、创新、新科技革命、人口红利、共享经济等不同的领域，指出未来投资决策的正确方向。

“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机遇与挑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海内外高度关注，其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则是“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有条件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国内角度看，对于速度的关心，是因为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一般说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每年的增长速度要达到7.2%，但是因为2011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超过了7.2%，如果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7%，那么从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达到6.5%，国内生产总值就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但是增长目标还有一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也就是平均的国民收入也要翻一番。现在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每年为0.5%，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的话，就必须在收入分配当中，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5％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人口增长速度，也就是7%的增长。
哪一种方式更好？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十八大的目标，但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7%以上，企业的盈利状况就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从7％往6.5％下滑，同时收入分配还要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的话，更多企业的盈利水平则会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最低尽量达到6.5％，往7%去靠近。
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7%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在2010年，我国人均GDP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增长43%的话，到2020年我国平均人均GDP就可达到12615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指标体系，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就算高收入的经济体了，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比2010年时升值了将近40%，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当中，如果人民币能再升值5%左右的话，在7%增长目标实现的状况下，到2020年，我国就应该有条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周期性因素
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关注，主要因为近10余年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经济增长还很疲软。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来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放缓了，世界经济下滑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大家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关心和预测，也反映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上。
国内外很多人比较悲观，认为要实现6.5％以上的速度，有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悲观论调，通常是认为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国内体制、机制、增长方式有问题造成的，即由内因造成的。一般国内国外经验显示，如果是内因造成，通常改起来不容易。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国内经济当中确实有不少需要改革的体制、机制，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所讨论的内涵继续深化，不能忽视，必须面对。但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因为同样发展成熟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巴西，2010年GDP增长速度是7.5％，2014年只有0.4％，下滑的幅度比我国大。另一个同样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且也是10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印度，2010年增速是10.3％，中国当年是10.6％，基本在同一个水平；印度2014年的增速，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的统计指标，是7.4％，与中国7.3％的增速也基本相当，但因为在2012年时印度增速是5%，中国是7.7%，印度下滑厉害得多，因此有一个触底反弹的因素；此外，印度还在2012年改变了统计方法，这个改变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了2个百分点，实际2014年增速也就在6%左右，比中国的7.3%要低。所以说，印度同样是10亿人口的大国，从2010年后经济增速也是下滑的，下滑速度比中国还快。总不能说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巴西、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跟着下滑吧？所以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自己的体制机制所能说明的。
一些高收入、高表现但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按理说是少的，但有数字可以证明，它们实际上在同一个时间段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韩国是一个高收入经济体，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2014年只有3.3％，跌了一半。中国台湾2010年增速10.8％，2014年只有3.5％，下滑了2/3。而新加坡现在人均收入近6万美元，比美国收入水平还高，2010年增长速度15.2％，2014年只有2.9％，下滑的幅度更大。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模式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经济增长速度也一起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都比国内大，所以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2010年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这些分析对“十三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的判断，到底有什么借鉴？只有了解了在前段时间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才能找到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对症才能下药。
“十三五”规划期间整个国际经济还会相对疲软，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进行一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让它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因此，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情形不容乐观，过去经济增长靠出口拉动，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基本不太可能成为主要动力。
“十三五”规划期间有效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十三五”规划期间就必须更多地靠内需。内需有两块，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么投资和消费当中，哪一个比较重要？过去曾经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国过去是投资拉动的，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个人看法是，消费非常重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要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长，前提是家庭的收入必须不断增加，否则靠消费来拉动增长，大家想想结果会如何？开始的时候，家庭靠储蓄来实现消费的增长，但储蓄用光之后，要继续拉动、促进消费的话，就要开始举债，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家庭就会破产——从个人看是家庭的破产，从整个社会看，肯定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不能忽视消费，但消费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收入的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必须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那么，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就必须靠投资。然而，生产的东西很多，要卖出去，有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也必须让交易成本不断下降。要怎样降低交易成本？这就决定于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状况，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样需要投资。
在这种状况下，讨论的重点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有没有好的、有效的投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投资就会改善现在总的供给侧，改善供给侧以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这种状况下消费也会不断提高，投入与消费都提高的话，经济就能够正常增长。仔细分析，我国还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比如产业升级。
固然，我国现在有不少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的产能过剩是事实，但这些都是中低端，可以从中低端往中高端升级。实际上，比如2014年我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3万亿美元，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附加价值比国内高——不能生产才会从国外进口。即使国内不少产业有产能过剩，但是也可以从供给侧上面，往那些附加价值更高的、国内短缺的产业去投资，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过去，国内基础设施进行了不少投资，但是过去的投资主要是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等，但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地下铁路、地下管网就非常欠缺，而这方面的投资可以缓解交通拥挤、提高经济效益、降低交易费用，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非常多。
还有环保方面。这些年，经济发展非常快，环境污染的程度也恶化得非常快。当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的环境要越来越好，那就必须采用新的节能减排的、清洁能源的技术，应用这种新技术需要投资，这些投资同样有很高的经济回报、社会回报。
再是城镇化。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4%。发达国家一般人口城镇化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进行城镇化，估计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在一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农民要进城，必须住、必须有公共服务，这都需要投资。
所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现在有不少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实际上好的投资机会，即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活质量的投资机会很多，这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2008年以后出现危机，到现在六七年时间过去了，经济还是非常疲软，需要好的投资机会去启动经济、启动增长、创造就业，但发达国家的产业都已经在世界最前面，很难知道下一个新的、有获利能力的产业是什么，即使有也就一两个，如3D打印，等等，不足以拉动整体经济增长。从基础设施来看，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已经完备，无非比较老旧。而老旧基础设施改造的回报，远低于短缺基础设施的投资。环保方面，发达国家环境相对也比较好，已经走过了污染的阶段，环保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也非常小。城镇化方面，发达国家则已经完成了。所以，面对同样的经济下行压力，发达国家确实不容易找到有高经济回报、社会回报的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机会还非常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有好的投资资源。这方面我国相比其他国家好多了，因为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起来的负债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而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都超过100%，所以我国利用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不仅是政府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我国民间储蓄还高达GDP的50%，这在全世界属于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可以用政府的投资来撬动民间的投资。此外，投资需要进口机器设备，需要外汇，而我国现在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在全世界也属于最高水平。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下行时，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可能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好，或是民间储蓄太低、外汇储备不足，因而不能进行有效的投资。
如果把这些有利的机会结合起来，投资那些能够改善供给侧结构的、短缺的、附加价值高的、必须从国外进口的产业，而不是投资过剩产能的行业，就能改善产业结构，并且短期能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从而消费就会增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相信我国实现6.5%以上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可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讲的，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保持7%的增长。
总结来说，这段时间大家对未来发展前景有很多关心，这些关心的原因是正常的，但是过去分析的时候经常把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看，供给侧与需求侧，完全可以统一来考虑，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最近讲的，在2016年与未来，可以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而且，在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用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属于瓶颈的因素，不管是产业、基础设施还是环境等方面，这类投资短期是需求，长期可以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降低交易费用，让我国的经济可以持续发展。
如果把这些条件都用好的话，那么“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应该可以实现6.5％以上的增长，而且很有可能实现每年平均7%的增长，这样的增长目标实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能实现。并且，现在人民币与2010年比已经升值了将近40%，如果我国每年有6.5%以上增长而发达国家只有3%的增长，就代表我国劳动生产率每年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4个百分点以上，人民币会进入持续性的升值，因此在未来5年，再升值5个百分点左右完全有可能。如果能够实现预期的话，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计算，应该可以达到12615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且6.5％以上的增长，虽然比9.7％增长下调了将近30%，但是我国GDP占全世界的比重，2014年是14%，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即使是6.5％的增长，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会维持在30%甚至更高，依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机遇与挑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海内外高度关注，其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则是“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到底会怎么样。
中国有条件在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国内角度看，对于速度的关心，是因为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一般说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每年的增长速度要达到7.2%，但是因为2011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超过了7.2%，如果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7%，那么从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达到6.5%，国内生产总值就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但是增长目标还有一个：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也就是平均的国民收入也要翻一番。现在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每年为0.5%，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的话，就必须在收入分配当中，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5％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人口增长速度，也就是7%的增长。
哪一种方式更好？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十八大的目标，但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7%以上，企业的盈利状况就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从7％往6.5％下滑，同时收入分配还要更多地往劳动者倾斜的话，更多企业的盈利水平则会受到相当大的挑战，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最低尽量达到6.5％，往7%去靠近。
如果说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7%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在2010年，我国人均GDP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增长43%的话，到2020年我国平均人均GDP就可达到12615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指标体系，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就算高收入的经济体了，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比2010年时升值了将近40%，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当中，如果人民币能再升值5%左右的话，在7%增长目标实现的状况下，到2020年，我国就应该有条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周期性因素
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关注，主要因为近10余年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从2008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经济增长还很疲软。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主要的动力来源，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放缓了，世界经济下滑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大家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关心和预测，也反映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上。
国内外很多人比较悲观，认为要实现6.5％以上的速度，有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悲观论调，通常是认为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国内体制、机制、增长方式有问题造成的，即由内因造成的。一般国内国外经验显示，如果是内因造成，通常改起来不容易。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国内经济当中确实有不少需要改革的体制、机制，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所讨论的内涵继续深化，不能忽视，必须面对。但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因为同样发展成熟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巴西，2010年GDP增长速度是7.5％，2014年只有0.4％，下滑的幅度比我国大。另一个同样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且也是10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印度，2010年增速是10.3％，中国当年是10.6％，基本在同一个水平；印度2014年的增速，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的统计指标，是7.4％，与中国7.3％的增速也基本相当，但因为在2012年时印度增速是5%，中国是7.7%，印度下滑厉害得多，因此有一个触底反弹的因素；此外，印度还在2012年改变了统计方法，这个改变让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了2个百分点，实际2014年增速也就在6%左右，比中国的7.3%要低。所以说，印度同样是10亿人口的大国，从2010年后经济增速也是下滑的，下滑速度比中国还快。总不能说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巴西、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跟着下滑吧？所以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自己的体制机制所能说明的。
一些高收入、高表现但出口比重比较大的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按理说是少的，但有数字可以证明，它们实际上在同一个时间段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韩国是一个高收入经济体，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6.5％，2014年只有3.3％，跌了一半。中国台湾2010年增速10.8％，2014年只有3.5％，下滑了2/3。而新加坡现在人均收入近6万美元，比美国收入水平还高，2010年增长速度15.2％，2014年只有2.9％，下滑的幅度更大。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体制、机制、增长模式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在同样的时间段内，经济增长速度也一起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都比国内大，所以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2010年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这些分析对“十三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的判断，到底有什么借鉴？只有了解了在前段时间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才能找到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对症才能下药。
“十三五”规划期间整个国际经济还会相对疲软，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进行一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让它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因此，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情形不容乐观，过去经济增长靠出口拉动，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基本不太可能成为主要动力。
“十三五”规划期间有效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十三五”规划期间就必须更多地靠内需。内需有两块，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么投资和消费当中，哪一个比较重要？过去曾经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国过去是投资拉动的，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个人看法是，消费非常重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要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长，前提是家庭的收入必须不断增加，否则靠消费来拉动增长，大家想想结果会如何？开始的时候，家庭靠储蓄来实现消费的增长，但储蓄用光之后，要继续拉动、促进消费的话，就要开始举债，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家庭就会破产——从个人看是家庭的破产，从整个社会看，肯定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不能忽视消费，但消费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收入的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必须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那么，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就必须靠投资。然而，生产的东西很多，要卖出去，有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也必须让交易成本不断下降。要怎样降低交易成本？这就决定于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状况，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样需要投资。
在这种状况下，讨论的重点是，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有没有好的、有效的投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投资就会改善现在总的供给侧，改善供给侧以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这种状况下消费也会不断提高，投入与消费都提高的话，经济就能够正常增长。仔细分析，我国还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比如产业升级。
固然，我国现在有不少产业出现产能过剩——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的产能过剩是事实，但这些都是中低端，可以从中低端往中高端升级。实际上，比如2014年我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3万亿美元，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附加价值比国内高——不能生产才会从国外进口。即使国内不少产业有产能过剩，但是也可以从供给侧上面，往那些附加价值更高的、国内短缺的产业去投资，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过去，国内基础设施进行了不少投资，但是过去的投资主要是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等，但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地下铁路、地下管网就非常欠缺，而这方面的投资可以缓解交通拥挤、提高经济效益、降低交易费用，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非常多。
还有环保方面。这些年，经济发展非常快，环境污染的程度也恶化得非常快。当然，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的环境要越来越好，那就必须采用新的节能减排的、清洁能源的技术，应用这种新技术需要投资，这些投资同样有很高的经济回报、社会回报。
再是城镇化。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4%。发达国家一般人口城镇化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进行城镇化，估计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每年城镇化率的提高会在一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农民要进城，必须住、必须有公共服务，这都需要投资。
所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现在有不少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实际上好的投资机会，即能够提高生产率水平、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活质量的投资机会很多，这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2008年以后出现危机，到现在六七年时间过去了，经济还是非常疲软，需要好的投资机会去启动经济、启动增长、创造就业，但发达国家的产业都已经在世界最前面，很难知道下一个新的、有获利能力的产业是什么，即使有也就一两个，如3D打印，等等，不足以拉动整体经济增长。从基础设施来看，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已经完备，无非比较老旧。而老旧基础设施改造的回报，远低于短缺基础设施的投资。环保方面，发达国家环境相对也比较好，已经走过了污染的阶段，环保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也非常小。城镇化方面，发达国家则已经完成了。所以，面对同样的经济下行压力，发达国家确实不容易找到有高经济回报、社会回报的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这方面机会还非常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有好的投资资源。这方面我国相比其他国家好多了，因为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起来的负债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而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负债率都超过100%，所以我国利用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不仅是政府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我国民间储蓄还高达GDP的50%，这在全世界属于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可以用政府的投资来撬动民间的投资。此外，投资需要进口机器设备，需要外汇，而我国现在有3.5万亿美元的外汇，在全世界也属于最高水平。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下行时，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可能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好，或是民间储蓄太低、外汇储备不足，因而不能进行有效的投资。
如果把这些有利的机会结合起来，投资那些能够改善供给侧结构的、短缺的、附加价值高的、必须从国外进口的产业，而不是投资过剩产能的行业，就能改善产业结构，并且短期能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有了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从而消费就会增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相信我国实现6.5%以上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可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讲的，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保持7%的增长。
总结来说，这段时间大家对未来发展前景有很多关心，这些关心的原因是正常的，但是过去分析的时候经常把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看，供给侧与需求侧，完全可以统一来考虑，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最近讲的，在2016年与未来，可以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而且，在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用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属于瓶颈的因素，不管是产业、基础设施还是环境等方面，这类投资短期是需求，长期可以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降低交易费用，让我国的经济可以持续发展。
如果把这些条件都用好的话，那么“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应该可以实现6.5％以上的增长，而且很有可能实现每年平均7%的增长，这样的增长目标实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能实现。并且，现在人民币与2010年比已经升值了将近40%，如果我国每年有6.5%以上增长而发达国家只有3%的增长，就代表我国劳动生产率每年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4个百分点以上，人民币会进入持续性的升值，因此在未来5年，再升值5个百分点左右完全有可能。如果能够实现预期的话，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计算，应该可以达到12615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且6.5％以上的增长，虽然比9.7％增长下调了将近30%，但是我国GDP占全世界的比重，2014年是14%，未来可能还会增加，即使是6.5％的增长，我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会维持在30%甚至更高，依旧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过去高增长主要靠大规模投资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官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已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消极后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这种办法增加困难。
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
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在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
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经过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2006年总结“十五”计划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前期释放流动性刺激了股市泡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下正确的方略，是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
尽快建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便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的根源，确立效率驱动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常态。
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第二，制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第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成系统性风险。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第七，努力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无效占用的死资产存量，例如各地“晒太阳”的开发区。
由于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出现突发性金融风潮的可能性，因而还需要以短期政策作为补充，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我认为，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是正确的，应当审慎地加以实施。
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
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
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财政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的空间。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的积极性。
近期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外逃也在增加，这也与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家们的信心。减税会对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有所帮助。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还需要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纠正某些地方发生的冤假错案，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来扭转这种消极倾向。
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
既然推进改革开放是克服当前困难和确立新常态的治本之策，切实推进改革，就变成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过去许多年领导一再号召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却一直未能实现。
最近几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动下，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线性的，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却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雇用员工的数量就比普通服务业要少得多。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同样的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就业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是，各方面改革的进度差异很大。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金融领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方面就进展得很慢。最近发生市场波动以后，出现了股市注册制改革将要推迟的传言，引起了人们对改革放缓的担心。
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处在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最近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较之前几个月的征求意见稿有一些进步。
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例如，在国有企业定位和“做强做优做大”的问题上，就有和党的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相衔接的地方。对于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决定，也不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民气和民力，是我们克服困难、构建繁荣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缺乏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亟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偏向，改善环境，使企业家建立对未来的信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试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在于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目前正开始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新局面的全面展开。行政领导部门要从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局着眼，为开辟这个新局面做出贡献。
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党政官员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强力反腐以来，一些党政官员“乱作为”的情况大为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这既是源于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的不足，也与官员职权不够明晰、使人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我觉得，在反腐高压态势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
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过去高增长主要靠大规模投资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官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已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消极后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这种办法增加困难。
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
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在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
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经过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2006年总结“十五”计划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前期释放流动性刺激了股市泡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下正确的方略，是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
尽快建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便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的根源，确立效率驱动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常态。
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第二，制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第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成系统性风险。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第七，努力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无效占用的死资产存量，例如各地“晒太阳”的开发区。
由于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出现突发性金融风潮的可能性，因而还需要以短期政策作为补充，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我认为，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是正确的，应当审慎地加以实施。
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
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
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财政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的空间。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的积极性。
近期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外逃也在增加，这也与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家们的信心。减税会对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有所帮助。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还需要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纠正某些地方发生的冤假错案，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来扭转这种消极倾向。
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
既然推进改革开放是克服当前困难和确立新常态的治本之策，切实推进改革，就变成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过去许多年领导一再号召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却一直未能实现。
最近几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动下，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线性的，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却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雇用员工的数量就比普通服务业要少得多。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同样的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就业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是，各方面改革的进度差异很大。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金融领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方面就进展得很慢。最近发生市场波动以后，出现了股市注册制改革将要推迟的传言，引起了人们对改革放缓的担心。
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处在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最近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较之前几个月的征求意见稿有一些进步。
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例如，在国有企业定位和“做强做优做大”的问题上，就有和党的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相衔接的地方。对于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决定，也不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民气和民力，是我们克服困难、构建繁荣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缺乏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亟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偏向，改善环境，使企业家建立对未来的信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试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在于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目前正开始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新局面的全面展开。行政领导部门要从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局着眼，为开辟这个新局面做出贡献。
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党政官员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强力反腐以来，一些党政官员“乱作为”的情况大为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这既是源于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的不足，也与官员职权不够明晰、使人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我觉得，在反腐高压态势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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