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_陆威仪 (Mark Edward Lewis) (作者), 王兴亮 (译者)_9787508664842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作者陆威仪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全书分十个专题，各专题又以时间演进为序，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见解精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西方知名汉学家写给大家的秦汉新史】美国知名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教授凭一己之力、专门为大众读者撰写的秦汉新史，简洁生动，优美清晰；代表50年来世界中国史新研究成果，多所世界知名高校中国史指定教材，英语世界秦汉史佳作；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李开元、卜宪群、彭卫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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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视野、跨学科跨领域的新秦汉史】陆威仪教授立足世界看中国，从全球史的崭新视角真正做到跨学科跨领域解读秦汉历史，涵括天文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城市史、环境史、女性史、民族史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对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信手拈来，运用得当，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地展现了秦汉二朝对中国的重大影响。回到源头寻找中华文明强大基因，当从此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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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叙事，广度开阔，笔法精细，妙趣横生】全书分为帝国版图、政治矛盾、外部世界、城市、农村、宗族、宗教、文学、法律等10个专题，话题覆盖广，历史准确度高，大量具体而微的历史实例，以及简洁的文风、生动的语言、极强的故事性和启发性，堪称一部开阔思维、通俗易读的经典作品，一部新颖独特、妙趣横生的史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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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套书】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
《哈佛中国史》六卷本丛书，由国际知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知识、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又一套反映西方中国史研究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世界中国史”，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丛书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下至20世纪初清朝终结，分为六个帝国时代——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气候变迁影响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最后的大清王朝，进而串起2000年中华文明跌宕起伏的荣辱命运。
《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的简洁、清晰、独特的新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出版后获得很多赞誉，被称为“多卷本中国史的上佳之选”，堪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经典之作，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导言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历史始终与“帝国”这个概念紧密相连。但实际上，中国历史走过了逾一千年之久，仍然没有出现丝毫和此前存在的任何“帝国”相类似的特征。几个世纪以来，六个不同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而相互攻战，直到公元前221 年，秦国最终击败了它最后的对手，使六国归为一统。然而，军事征伐只是帝国历史的一个小篇章。中国历史具有持久和顽强的特质，在历经数个阶段的分裂之后，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雏形，即最早的两个朝代：秦和汉。当然，政治和军事制度都被重新制定，文化、宗教仪式、血缘结构、村社生活以及城市景观也都进行了调整。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希腊和罗马之于西方。和“希腊—罗马”地中海时代类似，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时代明显不同。但是，如果不先抓住中国这个最早的统一时期，了解其完成统一的具体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要讲的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本书将就这个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它们是：（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特征—的确，和其他所有帝国一样——是其辽阔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尽管今天所有的中国居民都可以追溯为“中国人”，这个词汇对于前帝国时期却是不恰当的。那个时期的人，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公元前3 世纪，秦的征伐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但是，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性”仍然留存了下来。这些地域文化的多样性非但没有妨碍人民生活，相反其意义对于帝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帝国正设法通过把这些帝国中心流行的优越文化和有限的、特殊的地域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别合法化，来使帝国本身合法化。这些基本的不同表现在政治服务、宗教信仰、文学以及中国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
中国古典时代的第二项基本革新是发明了皇帝这个角色。……，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国家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他的仆人，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履行职守。国家就意味着皇帝及其身边的庸从；同样，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的确，这种高度集权的特性在尊显皇帝身份的诸多禁奢规定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发明了只供皇帝穿戴的纺织纹饰，……。但是，它还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化的形式—帝国首都—表达出来，在皇帝生来就注定成为祭司和献祭者的新的崇拜仪式里表达出来，还在新的宇宙秩序中表达出
来—在这个秩序中，他成为天地之间唯独的纽带。在这个集权化的政治体系里，任何在生活中最接近皇帝的人都能行使莫大的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为了行善还是作恶。伴随秦的征服而来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是统一的表意文字的广泛使用。秦国规范了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在此后的阶段，即便是没成为现代中国一部分的地区—韩国、日本以及越南，都通过使用一种共同的文字而分享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元素。反之，这种国家经典，不但使皇帝成为帝国价值体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还使他成为践行这些价值的人所仿效的楷模，以及为人们所共享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最后，共同的文化体系把所有从事帝国事务以及渴望为帝国服务的人都联接起来。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里，通过传统戏曲、大众文学以及启蒙读本等方式，文化开始渗透到社会低层。
在秦征服之后的世纪里，农民和城市人口逐步非军事化，而帝国的兵役也渐渐由社会的边缘人群来代理，这个趋势扭转了早期诸国为了竞争而把兵役扩展到整个农民阶层的潮流。公元前31 年，全民兵役制被正式废除，直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瓦解之后才重新出现。对全体农民的兵役总动员消失了，之后兵役完全由非本国人的部落民族承担，他们都特别擅长在前线作战。或出于民族特有的信念，或出于其他暴力的因素，他们被从内陆调遣到帝国边陲的各个隘口。这种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有效地防止了地方武装发展到挑战帝国权威的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一种时常出现的情形，即外来民族征服及其对中国的统治。最后，“帝国”在早期中国的发展，依靠的是整个帝国新出现的一个社会精英阶层—世家大族，他们是地主阶级、商人集团和政府官员的集合体。这些世家大族利用他们主要投资在土地上的财富，以及他们动员大量亲戚和附庸的能力，主宰了整个地方社会。在古典时代，法律和习俗使祖传的土地被分配给儿子们，从而逐渐削减了家族的土地财富。即便是大地产（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阶段还没有地产算得上大）也在短短几代人的转移分配中变成了大量的小地产。为了能增加自己的财富，世家大族不得不致力于在农业之外寻找增加收入的来源。在这些家庭中，商业和借贷成为主要的职业，但最大的财富来源，当然是在朝廷内谋得一官半职。
久而久之，地方世家大族开始在经济上依靠为国家服务，以保持他们的地位优势。若要获得为帝国服务的机会，就必须接受正式的教育，因此家族的子子孙孙都开始勤习帝国的文学、文化。这些世家大族既拥有地方权力，又效忠于帝国，从而成为了地方社会和朝廷之间
的最主要的联系。他们把皇帝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帝国，范围之广是那种人手不足的官僚机构从来不可能达到的。后期，随着帝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国家行政人员和人口数量比率的下降，这些散居在整个帝国的世家大族对国家而言更为重要了，同时他们向帝国索取的回馈
也更大了。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随着中华帝国的逐渐衰弱和败落，古典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的五个特性经历了持续的变化。皇帝的特性和功能以及他的宗教性本质，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也都在发生演变。文化典籍的内容，它与文字文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人们传播并利用它来录
取朝廷官员的方式，都随着政治背景的转换而变化着。无论何时，当外族入侵中国并建立新的朝代，他们都会对国家军事组织进行调整，并且重新审视军队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世家大族一次又一次在各个地区改变着他们增加财富和施展地方影响的方式，以及他们介入国家事务的渠道。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以上这五个特性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化，影响着当代世界。
第1章帝国版图

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已向土地索取生存必需品。但中华文明尤以其与土地的关系紧密而闻名于世，由此形成了很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自旧石器时代起，成百上千代农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地貌也发生了变化。以这种方式掌控自然，必然要通过控制自然资源和剥夺他人生计来主宰他人。控制土地和水源，对秦、汉的帝国结构与其历史进程，都是最为
基本的。
和所有中国历史时期一样，早期帝国的地理状况是这个国家不同区域的一种传说。秦朝所创造的国家不是我们从地图上所熟知的当代中国。有现今中国三分之一面积大的西部地区（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对秦帝国和早期汉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化外之地。当代的内蒙古和满洲也都处于帝国的边缘地区，现今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现今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和广西）有帝国驻军，但它们仍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外。早期帝国阶段的中国，以及它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中，都由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盆地所构成。这个区域包含了所有足够平坦而又湿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而也就划定了中国腹地的历史界线。
这个地区有几个特殊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多山，因此在美洲农作物引入之前，多数的土地不适宜耕种；这种缺陷导致了人口的高度集中，在铁路和飞机出现之前，大部分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再被分割成一些核心区—冲积平原、江河沿岸地区，以及内陆盆地—它们被峻峭的山脉或者高原阻隔，把中国的内陆腹地分割成不同区域。
在罗马帝国，把谷物或者葡萄酒从地中海的一端用船走水路运到另一端，要比用马车通过陆路把它们运送到只是百里之外的地方便宜很多。没有水路连接的地区加入不了地中海地区经济体系。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在19 世纪铁路铺设之前，用牲口驮运谷物到100 英里之外的地方，所花的费用比生产谷物本身的费用还要高。除了如香料、丝绸或珠宝之类以很小的数量就能产生很高利润的奢侈品之外，通过陆路运输大宗货物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华北地区缺乏天然港口，使得沿着海岸线来往运输的贸易不景气。因此，几乎所有大宗贸易都依靠内陆水路。但即便如此，这种运输方式也有局限性。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主要河流均自西向东流，没有任何可供航运的水道连接它们。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没有自然交通枢纽。
河水侵蚀着西部高地的岩石和泥土，把它们带到平原地区沉积为淤泥。黄河的湍流穿过高山之间的峡谷，挟裹了大量泥土。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河流来说，５% 的泥沙含量通常被认为是高的，但众所周知，黄河水的泥沙含量高达46%，它的一个支流泥沙含量更高达63%。如此高的泥沙含量使河水非常混浊，黄河也由此得名。黄河在其下游最后500 英里的河段，不再有大的支流，因此河水逐渐变得缓和，泥沙也沉积下来。
由于河床逐渐升高，黄河在历史上数次漫过河堤。于是，黄河大堤被一再加高以防止水灾。在一些地方，黄河水位开始漫过周边的乡村。如今，黄河水位在一个1100 英里长的河道上比平原高出11 码。堤坝没能控制泥沙淤积，洪水更加肆虐。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黄河溃堤多达1500 次以上，冲毁农田，淹死村民，黄河也由此被称为“中国之殇”。
在秦和汉帝国的统治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大约90%的人口定居在其周围。它被山岭分割成西北地区（即现在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中心黄土高原地区（即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以及冲积平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河北南部，山东、安徽北部，以及江苏北部）。长江灌溉盆地在这个时期仍属于边缘地区，它也被自然分割成三个区域：高山环绕的岷江盆地（即现在的四川）、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和江西），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浙江、安徽南部和江苏）。
在黄河流域，中部高原的风积黄土极少能抵抗木制掘棍。由于黄土都很疏松，这些易碎、多孔隙的土壤在年降雨量仅仅10 到20英寸的地区，为一些如粟米、小麦等标准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虽然这些地区在秦朝统一的时代可能会比现在稍微湿润一些）。由于天气干旱，土壤不会被降雨离析，而是能持续肥沃和保持其碱性。黄土堆积成山，横亘在高原上，有利于防止洪水漫延。相反，在东部的大平原，黄河水中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尽管这种土壤比黄土更加肥沃，这种沉积性泥土也更易造成洪水泛滥和盐化。降雨主要出现在雨季，大约70% 的降水都在八月，春季和初夏的降雨量很少。在农作物最需要水的生长旺季，尽管有来自西部山脉的融化雪水，黄河却降到很低的水位，因此用河水浇灌是不可能的。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那些富有之家的水井，或者由一小群农民挖掘的水井。除此之外，巨大的堤坝工程是由帝国负责维护的。正如我们所见，这种由帝国出资的大规模防洪系统，和小规模、家庭拥有的灌溉系统的结合，塑造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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