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汉学史书系：<心经附注>朝鲜半岛流衍考》主要梳理了《心经附注》传入朝鲜半岛的思想历史背景与传播概况、16世纪李退溪及其学派的心经研究与思想普及、李栗谷与17世纪朝鲜的心经研究及意义、18世纪及以后李氏朝鲜的心经研究及意义、19世纪李氏朝鲜的心经研究及意义、现代韩国的心经研究概况等。整部书稿结构完整，脉络清晰，行文较为流畅，参考文献著录体例较为统一，但错别字较多。
周月琴，1965年生，河南济源人，哲学博士。1989—2000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于1997年作为访问学者公派至韩国启明大学做访问研究，同时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兼任浙江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国庆北大学退溪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国南冥学研究院海外研究员。教育部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曾在埃及开罗大学、新加坡麦新机构学位班、泰国曼谷学院等任教。主要从事儒学与儒教在韩半岛的传播与发展问题研究，著有《退溪哲学思想研究》（杭州出版社，1997），《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韩国哲学》章，商务印书馆，1999），《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知识产杈出版社，2014）等。
导论：《心经附注》海外传播研究的传统文化意义
第一章 《心经附注》传入朝鲜半岛的汉语言和思想历史背景
第一节 朝鲜半岛的汉字书写与儒家思想教育传统
第二节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思想历史背景与传播概况
第三节 《心经附注》传入朝鲜半岛的性理学意识形态与儒教体制背景
第四节 《心经附注》在朝鲜半岛深入研究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 李退溪与16世纪李氏朝鲜的心经研究及意义
第一节 16世纪《心经附注》在朝鲜的传入与传播概况
第二节 李退溪及其学派的《心经附注》研究与思想普及
第三节 《心经禀质》：赵士敬的《心经附注》研究及意义
第四节 李德弘、曹好益等人的心经研究及意义
第三章 李栗谷与17世纪李氏朝鲜的心经研究及意义
第一节 17世纪李氏朝鲜心经研究的思想历史背景
第二节 栗谷对退溪圣贤心学的批判及其历史意义
第三节 17世纪退溪学派的心经研究：著述及特征
第四节 17世纪畿湖学派的心经研究及其历史意义
第四章 18世纪李氏朝鲜的心经研究及意义
第一节 18世纪朝鲜心经研究的思想历史背景与研究概述
第二节 经世致用学派的心经研究及特征
第三节 畿湖学派的心经研究及特征
第四节 18世纪朝鲜阳明学派的心经研究：著述与特征
第五章 19世纪李氏朝鲜的心经研究及意义
第一节 19世纪李氏朝鲜心经研究的思想历史背景与研究概述
第二节 李震相的心经研究：著述与特征
第三节 李恒老的心经研究：著述与特征
第六章 20世纪以后韩国的心经研究及传统文化意义
第一节 近代韩国心经研究的思想历史背景及研究概述
第二节 现代韩国的心经研究及传统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结论与思考：国学典籍海外传播的研究意义（代后记）
《列国汉学史书系：<心经附注>朝鲜半岛流衍考》：
现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彻底痛击。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对儒教传统留下的最后记忆进行了扫除，以至于烈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③中将儒教传统比喻为历史的博物馆。他相信曾经作为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象征的儒教，甚至是仅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儒学，不会再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烈文森说：“保护孔子并不是要复兴儒学，而是要把他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正在于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儒教中国不断衰落，成为’历史意义‘上的历史。这种衰落的标志之一，就是所谓’汉学‘成了西方对于儒教文明的兴趣的集中体现。”
但是，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思想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烈文森，显然低估了现代中国对儒家传统的文化情结。中国不仅有自近代保留下来的固守儒家传统思想的当代新儒家在半个世纪以来对儒学的不断研究与呼吁，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在研究当代新儒家基础上产生的大陆新儒家。
先是以郑家栋为代表的新儒学研究者，在对港台当代新儒家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发出了《传统的断裂——信念与理性之间》的呼声，对儒家传统表现出了精神上的呼唤。接着是21世纪以蒋庆、陈明、康晓光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学派的形成，与20世纪的呼吁不同，21世纪的大陆新儒家学者在思想上著书立说的同时，展开了一系列抢占舆论、开展社会与宗教活动的行动。在社会上掀起了儿童读经热，蒋庆甚至编选儒家经典并试图假借官方立场，使近代以来被驱逐出教育领域的儒家重新拉回到教育中来。同时，蒋庆、康晓光等又以直接冲击政治禁区的勇气，著书立说，试图将早已在近代被解体的儒教政治体制重新拉回到中国的现实中。陈明则通过创办《原道》杂志，呼吁将早已不在的宗教性儒教重新变成大众的宗教信仰。大陆新儒家还在尝试中建立起了一些现代儒教的宗教性组织，如周北辰2009年在深圳建立的孔圣堂等。康晓光也呼吁让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大陆新儒家的活动爆发于2004年，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文化年。
但是，大陆新儒家的儒学与儒教复兴很快就在现实批判中趋于沉寂。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学人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心理情结，即“中体西用”命题下的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的没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张祥龙就说：“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了生存危机……黄河水中流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血，而现今的时代潮流冲走的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元气血脉。”
在这一前提下，现代中国学者急于恢复儒教传统，却始终无法解决“中体”与“西用”的矛盾，最终所有指陈都在现实中落空而重新回到“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下，陷入精神需求与现实批判的循环中无法走出。如2004年，以季羡林、许嘉璐、任继愈、杨振宁等为代表的70多位海内外文化名人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就一方面说“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坚持“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号的人文精神”，显然说的就是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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