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视域：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_吴伏生_9787507749991

　　作者在天津师范大学讲授课程题目为“比较诗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其目的是要把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观点和方法介绍给中国学生。作者将几本具有影响的著作作为切入点，便于能既介绍它们的观点和方法，同时也可对它们本身的特点进行深入的评析。需要说明的是，《汉学视域：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并非是对中西比较诗学的系统研究。而是主要在中国古典诗歌，因此所选的著作与文章，都集中在这一方面。不仅如此，它们成为被《汉学视域：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所选中的“要籍”，《汉学视域：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尤其关注那些通过比较诗学视域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因而对中国读者具有启发作用的观点与方法。这样一来，它也便排除了那些采用传统方法来研究汉诗的重要著作。相对而言，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始终呈现出一种稳重的倾向。面对西方学术界名目众多的理论流派，不少学者始终是我行我素，不为所动，孜孜不倦地从事他们的历史、考证、注释等传统研究。我对这些学者和他们的著作怀有很深的敬意，但是，限于本书的范围，也只好割爱。另外，《汉学视域：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所涉及的比较诗学，并非纯粹的理论，而是比较文学视域下的诗歌研究与批评，更关注文本分析。为此，它也没有收选那些侧重理论的比较诗学著作。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便于我们的学者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就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仁刊物，究其原因，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颔联中的两行各包含一个历史人物。窦融和陶侃为汉代和六朝时期的将领。根据《后汉书》和《晋书》中的本传，他们都曾在兵乱之际挺身而出，保护朝廷。当然，这两个历史人物仅仅是对比关系中的一项，要让它们完全发挥典故的作用，还要看它们所对比或暗讽的另一事件。如同《息夫人》一诗那样，《重有感》没有明确挑明这一事件；因此，读者也便只有利用自己的历史知识，或是借助旁人的注释，按照知人论世的方法以及对等的原则，去在诗歌文本之外寻找线索。这样，我们便发现在李商隐时曾发生过所谓“甘露事变”，导致唐文宗被宦官把持，国运危倾。当时大家都希望各路将领挺身而出，匡救朝廷。一位名叫刘从谏的将军曾向文宗保证，要在关键时刻带兵进京，但在事变后却按兵不动。李商隐的这首诗便是因此而发。①显然，此处刘从谏的行为与窦融和陶侃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怯懦造成了当时的危势，既令诗人愤怒不已（“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也令他痛心疾首（“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高、梅把诗人的这一态度称为“道德行为”（moralaction），因为它体现了诗人对眼下政治与社会的针砭。他们还特别指出，运用历史典故乃是履行这种道德行为的有效途径，因为今昔对比本身便是这一行为的前奏。②的确，此诗中的典故乃是造成上述意义的核心和关键；其构成与运作，正可用对等原则中的不同和对比进行说明。凭借这一手法，诗人便能够在律诗的有限空间内，以寥寥数笔启动繁复的历史故事和眼下事件，令它们在对比当中彼此作用和说明，并进而超越律诗自身的局限，达到以少言多、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的艺术功效与境界。

　　一个历史典故要发挥作用，要求读者熟知诗歌文本之内提到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它们与文本之外、诗人所暗讽的时事和环境的对等关系。这也便意味着，唐诗中“对历史典故的频繁使用乃是以诗人和他的读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前提，并且这一理解反映了一种他们所持的相同观点”。③这不禁令人想起《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所描述的作者——读者关系，即他们是彼此的“知音”，前者乃是“缀文者”，因“情动而辞发”；后者则是“观文者”，需“披文以人情”。的确，如高、梅所言，唐诗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中对历史典故的偏爱正体现了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没有这种默契，诗中的典故便仅仅是空洞之物，无法产生意义。与此同时，历史典故的频繁出现还体现了中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化的历史特征。虽然某一典故所提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上述李商隐诗中的“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都是具体与个别的，但是，它们既被用来与另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对比或比较，说明它们已经被诗人赋予了某种普遍意义，因而能够发挥借古喻今的作用。为此，高、梅认为，“当一个历史典故在诗中出现时，[其]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或眼下与其相同的事件，而且还有超越时间的原型”。①这正体现了中国文人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历史态度。

　　隐喻和典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在两个层次上产生意义。隐喻以此喻彼，典故借古喻今。它们的不同之处，是隐喻体现了人类的天真岁月和神话思维，要我们物我两忘，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因而属于高、梅所说的意象或隐喻语言轴。典故则不然，它体现的乃是人类的经验世界和理性思维，要我们对古今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异同进行对比判断，因而属于所谓陈说或分析语言轴。当然，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它们都体现了雅各布森的对等原则。但是，高、梅也同时指出，雅氏的对等原则完全是针对语言现象本身而发，运用于分析诗歌中的声韵等内部因素尤其有效，但用其来分析隐喻，尤其是典故时不免会捉襟见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隐喻，尤其是典故往往涉及文本之外的非语言因素。例如，在分析李商隐《重有感》一诗中的两个典故时，我们必须按照对等的原则去在诗歌文本之外寻找和分析它们所暗讽的事件。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需依赖读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素养。为此，高、梅提出在坚持结构主义语言学基本精神的同时，必须借助传统来弥补其上述缺陷。②这对中国古典诗歌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对传统的依赖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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