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兔的世界：波特小姐书信手稿集（精装）_【英】毕翠克丝·波特著_9787020121267

　　这是毕翠克丝写给孩子的书信，也是彼得兔故事的开始。开始主要的收信者是她家庭女教师家的孩子们，她给这些孩子写了丰富生动的图画信，配以大量自己的亲笔画，都是关于她宠物和假期的趣事。当毕翠克丝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之后，她继续给亲友家的孩子们写着信，当然还有热爱她作品的小读者们。有时候这些信就是以彼得兔故事里的动物口吻写出的。通过这些信件，毕翠克丝和孩子们建立着深刻的联系，这也正是彼得兔获得巨大成功的秘密。
　　这本书信集里收录了四十二个收信的“孩子”，他们散布在各个国家。这些信件分为三类：毕翠克丝在1892年3月到1912年8月之间所写的图画信；从20世纪初期到1913年她结婚期间所写的迷你信；还有一些更传统的信——只有偶尔几张插图——写于1906年到1942年间，也就是一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

　　1866年，毕翠克丝·波特出生于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一个富裕中产阶级家庭，虽然创造出了受全世界儿童喜爱的彼得兔，但她大部分的人生其实都很少与孩子们接触。在她的性格形成期，她实际上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弟弟伯特伦晚她六年才出生。她的教育是由一个个家庭女教师在家完成的，所以小时候没有什么来自学校的朋友。然而，她在她的朋友和在她青年时期最后一任家庭女教师安妮·摩尔的家庭中，以及还有她表姐伊迪斯·佳德姆的两个孩子那里找到了极大的乐趣。她没有太多时间与他们相处，肯定无法好好了解他们，但是在她外出或者不能上门拜访的时候，她就会写信给这些孩子们。也就是在给这些孩子写信的过程中，她写了一些故事，并配上插图，让这些故事散发出神奇的魅力。
　　摩尔家和佳德姆家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毕翠克丝的出版商，沃恩兄弟，给她带来了新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都是她的那些故事的新听众。在给费因·沃恩的小女儿写了一封图画信几个星期后，毕翠克丝给孩子的妈妈写信说：“我希望我能够给薇妮芙蕾写很多很多信，给一个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写信让我更有满足感。我常常觉得这就是彼得兔获得巨大成功的秘密，它是写给一个孩子的，而不是按定单生产出来的。”虽然已经印刷出版了七本小说，毕翠克丝仍然需要继续与孩子们交流，这给予她构思新故事的灵感。
　　毕翠克丝没有自己的孩子——她与威廉·希里斯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七岁了——不过她有十四本书都是写给孩子的。有的是特别献给了她某个故事灵感的孩子，或者作为一份礼物送给谁；其他的就是比较常规的做法，比如在《本杰明家的小兔》中“给所有喜欢麦格雷戈先生、彼得和本杰明的小朋友”，在《小松鼠台明的故事》中“给我所有未知的小朋友们，包括莫妮卡”。莫妮卡是毕翠克丝的表亲在学校的朋友，她从来没见过，“名字是想象出来的”。《小兔本杰明的故事》是献给“梭利村来自老兔子先生家的孩子”。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给毕翠克丝写信，有的信里还有他们自己画的画和写的故事，还有一些孩子会送给她自制的礼物。在给来自爱尔兰的一位小读者安德鲁·福伊尔回信的时候，她说她收到了“来自遥远的新西兰、美国和俄罗斯的小男孩小女孩的信”；在另一封给新西兰的小读者路易莎·弗格森的回信中说，她在自家的客厅中悬挂着“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些小女孩的照片”。从那些年里她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毕翠克丝总是会给小粉丝们回信，而给那些忠实的写信者，她还会附上自己最新的书。1911年，她“给非洲的一个大家庭邮寄了一本（彼得兔绘画）书”。1913年，她在婚礼之后，把一块块蛋糕“给了给我写信的几个小女孩”。如果她不喜欢这些孩子的话，为何又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写信呢？
　　很多收信人在她远远没有成名之前，就收集着她的信件，而且让人庆幸的是，大多数收信人的后代依然将这些信件视为珍宝，或者至少会送给或卖给收藏家以及存有波特资料的机构以妥善保存。这本书信集里收录了四十二个收信的“孩子”，他们散布在各个国家，甚至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再到美国。这些信件分为三类：毕翠克丝在1892年3月到1912年8月之间所写的图画信；从20世纪初期到1913年她结婚期间所写的迷你信；还有一些更传统的信——只有偶尔几张插图——写于1906年到1942年间，也就是一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
　　写早期图画信的时候，毕翠克丝快要三十岁，与她父母和弟弟一起住在伦敦肯辛顿博尔顿花园。每年四月有两到三个星期，整个家庭会到南方海岸度假胜地度假，而博尔顿花园就在这期间进行春季大扫除。晚夏的时候，他们会再去度假三个月，在苏格兰，或者晚些年的时候，在湖区租一所大房子。图画信上大部分的地址反应了波特家族这一生活习惯。
　　这些图画信充满了即时新闻、探险和当地八卦，有时候它们还透露着意想不到的小信息——1898年12月圣伦纳德海面上供出租的巴思椅，1900年3月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跳蚤。读读这些早期信件和《毕翠克丝·波特日志》相同日期下的内容很有意思，尤其是1895年9月给埃里克·摩尔的信中关于几内特马戏团的描述，还有1896年8月给诺尔和埃里克·摩尔的信件中关于波特家庭在梭利村度假的情形。
　　那些迷你信都把信纸直接折成信封，有时候用红色的蜡笔画上小小的邮戳，看起来几乎都是毕翠克丝某本书里某一个角色写给另一个角色的短笺。这些迷你信标志着她写给孩子的信的风格变化，就好像是意识到她的小朋友们渐渐长大，她要给他们一些新闻以外的东西了。要完全理解这些迷你信，就得先了解一下她写的书。更传统的信件几乎全部是毕翠克丝后半生在湖区居住时所写。这些信件上面的地址很简明：“安布尔赛德梭利村”，但偶尔也有“丘顶农场”这样的字眼，更常见的是“城堡小屋”。早在1882年，毕翠克丝只有十六岁，一家人第一次在湖区度假之后没多久，她就决心某天要拥有其中一片属于自己的美丽乡村，不过直到她快要四十岁的时候，她才有能力实现。1905年，带着积攒起来的版税收入和一小部分遗产，她在梭利村近处买下了丘顶农场。这是一个正在运作当中的农场，她决定就保留它原来的样子，让农场主和他的家人继续待在那里为她经营这个农场。不需要照顾父母的时候，她就会从伦敦坐火车到农场待几天，不过这时她又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因为伯伦特于1905年结婚后移居苏格兰。
　　1913年，毕翠克丝违背父母意愿，嫁给了她在湖区的事务律师威廉·希里斯，永远移居到了梭利村附近。那时候，她还拥有着城堡农场，距离丘顶农场就隔了一片田野，希里斯一家人决定扩大农庄，将城堡小屋当做自己的家。在丘顶农场的房子一直保留着家具，但是他们几乎再也没有住过。毕翠克丝在丘顶农场保留着很多她最喜欢的图画和书籍。她把这个房子小心翼翼地作为自己的书房和休息的地方。
　　20世纪20年代后期，毕翠克丝是湖区大面积的土地所有者和重要的农场主。梭利村大部分家庭都是她的佃户，她特别不喜欢佃户孩子们的恶作剧行为，尤其是当自己成为他们的恶作剧对象。他们常常偷摘她的苹果，或者在她的干草田嬉耍喧闹，在她的谷仓做游戏，无意地闯入她的土地。希里斯太太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只是不能理解他们的方式。
　　毕翠克丝·希里斯变成了有名的农场主和牧羊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作画画。她热切保护着乡村不被开发者所破坏，并且是英国国民托管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协助阻止农场和大地产的分割。经常可以看见她在小山上检查羊群或者在丰收季节现身田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承担着喂养小牛、猪和家禽的职责，第二次大战期间，她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依然在监管着农场和森林里的所有工作。不过她似乎总能够找到时间来回复孩子们寄来的信件，回信中她通常会记录下她的农场生活还有关于农场里那些动物和宠物的迷人故事。
　　在写作过程中，毕翠克丝和孩子们建立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她的小读者遍布世界各地，让她的故事散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彼得兔的世界：波特小姐书信手稿集》：
　　诺亚、埃里克、玛乔丽、温妮费德、诺拉、琼、希尔达和小毕翠克丝·摩尔
　　摩尔家的八个孩子是毕翠克丝·波特最后一位家庭女教师安妮·卡特家的孩子。1883年8月，在安妮·卡特与艾德文·摩尔结婚的三年前，她成为毕翠克丝的同伴和德语教师。她的到来对于她的学生：十七岁的毕翠克丝来说很突然，也让她很失望，因为她本希望可以不再接受教育。
　　卡特小姐对毕翠克丝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到来。她虽然只比毕翠克丝大三岁，但是在经历方面确实比毕翠克丝老成许多。她曾经作为学生在德国生活，在波特太太雇佣她之前，已经自力更生好几年了。安妮和毕翠克丝发现她们很喜欢彼此的陪伴，很快就成了朋友。卡特小姐和波特一直一起待在博尔顿花园两年，直到她离开准备自己的婚礼。她离开后，毕翠克丝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来说，我最喜欢最后一个家庭女教师：卡特小姐也有缺点，而且是我见过的最人之一，但是她脾气非常好而且很聪明。”
　　安妮·布兰奇·卡特和艾德文·哈里·摩尔于1886年结婚后，住在伦敦贝斯沃特，就是在那里，1887年圣诞节前夜，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诺亚出生了。诺亚出生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家庭就搬到了巴斯克维尔路20号一座新建的房子里，在这里可以俯瞰旺斯沃斯公园。也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安妮度过了她的余生，1950年，在她八十七岁生日前一星期去世。
　　艾德文·摩尔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土木工程师，因为工作，经常不在家：有时候一去就是半年，比如他在埃及阿斯旺水坝的时候。因此，大部分养育他们不断增多的孩子们的工作就落到了安妮身上，这可不是轻松的任务。那个时候诺亚已经四岁了，他已经有了一个弟弟埃里克以及两个妹妹玛乔丽和温妮费德（费雷达）。他们和后来的四个孩子，一起构成了这个八个孩子的家庭，另外四个孩子是诺拉（巴尔迪）、琼、希尔达和小毕翠克丝。
　　安妮和艾德文·摩尔在政治观念方面完全相背离，安妮是樱草会托利党人，还是英国国教会的坚定信徒，而艾德文是一名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了一名共产党党员。因为这些差异，他们之间不断出现争论，不断产生冲突。他们最小的孩子，小毕翠克丝，八十年后回忆当时他们的争吵：“每当父亲谈论起政治问题时，我们几个孩子就会在桌子底下互相踢对方。他谴责所有资本主义体系的东西：甚至连地窖里的老鼠也不放过。母亲每个星期四下午都会有‘家内仪式’，桌上摆放着茶水，蛋糕架上放着蛋糕，如果父亲在家的话，他常常会对着门大喊：‘你们都是寄生虫！’”
　　虽然有争吵，艾德文每次从国外长途归来的时候，都会给家人带一些礼物，有一年，他从乌干达恩德培带了一只灰色的鹦鹉回来。“我们得轮换着清理鹦鹉的笼子，但是谁也不喜欢做这些事，因为鹦鹉总是要咬我们。父亲教会了鹦鹉不少词，这让母亲非常生气。尤其是当她喊我们其中一个人的时候，那鹦鹉就会回答‘来了’，结果谁也没有出现。这个鹦鹉能清楚地喊出我们家每个人的名字，夜晚在笼子上蒙上布的时候，它会清清嗓子，非常郑重其事地祝我们晚安。爸爸花了好几个小时想教它唱《红旗飘飘》，可是它只能记住前面两句的调子，所以就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单调地重复着那两句。”
　　安妮·摩尔对自己的孩子非常严格，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她就会把他们送到床上或者储藏室里。礼拜日早晨和晚上她带孩子们去教堂，下午的时候孩子们还要被送到主日学校，而且每天都要读《圣经》。房子里到处都是宗教图片，最突出的地方放着一幅霍尔曼·亨特的《世界之光》，毕翠克丝在坚信礼之前要跪在这幅画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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