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廉政制度与文化研究_杨富斌_9787509377994

　　本书探讨的主题为“美国廉政制度与文化”，拟以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出发点，通过对美国廉政制度和文化建设的深入考察和比较，历史地审视当今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廉政制度与文化建设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的形成，辩证地解析当代美国的制度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道德腐败等社会腐败现状及其经验和教训，批判性地揭示当代美国在坚持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如何自觉地通过法治方式，以不断地完善其宪法和法律制度为手段和途径，全面地预防和治理各类社会腐败的制度性建设及典型司法判案中所体现的一般正义价值，从而为我国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如何逐渐地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制度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并为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逐步地建构起完善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和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建议，以真正地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逐步地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预防和惩处各类腐败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机制、法治文化与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

　　为此，对于自由市场上的经营者们，要防止和治理他们有可能出现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就必须有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的监管，而仅靠他们自己的道德自律肯定是不管用的。所以波斯纳说：“监管体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央银行，在美国也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个由私人银行系统组成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不稳定的，而一旦银行出了问题，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多米诺骨牌也就会随之倾倒。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体系不仅仅包括自由市场的原因之一。中央银行对于保障全国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转起着关键作用，而政府中有关的银行监管机构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美联储也属于这些机构之一。事实上，美联储是最有权力的银行监管机构。而2008年秋天的银行业崩溃，正是错误的货币政策与不负责任的规制共同导致的结果。”【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总之，美国“金融崩溃的根本原因是监管的失败，包括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监管的运动，对金融机构松懈的——过度宽容的——监管乃至根本无监管”。【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为什么当今美国政府对此不进行真正的监管?最深刻的根源乃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然。大财团所控制的政府，在关键时刻肯定会做出从根本上有利于大财团的政策。波斯纳还强调，美国公众对于国家经济领导集体的信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政治官员的德性不应等同于一般的私人。官员有时确实必须说谎、掩饰、谄媚、背叛、迎合，即使在私人生活中这样的作为也被视为丑陋可耻。但是官员的不诚实的行为也是有代价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代价就是奥巴马政府本末倒置地防止金融危机重演的改革计划”。【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因此，美国有识之士甚至担忧“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应对经济自身已经陷入困境的状态下的挑战，维护美国的繁荣。美国政府是否有效控制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断被聚焦且放大。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融合，而后者则表现为18世纪的宪法基础之上的现代政治操作手法”。【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当然，波斯纳等美国学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民主的自我修复能力”。【美】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李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则是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对廉政制度与文化建设的思考，显然是这种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是马克思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曾经明确地称自己的世界观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页。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24页。转引自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页。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强调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防止和克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根据中国实践而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探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廉政制度与文化建设时，只有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我们才能真正地保持清晰的政治头脑，以追求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目标的共产主义大视野来看待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才会继续保持革命的斗志，不为眼前暂时的反腐败斗争中的各种困难所吓倒，不至于面对当前我国社会艰巨的反腐败任务而灰心气馁，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自觉地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30日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发表重要讲话中所说，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真正做到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终坚定。参见：“习近平：县委书记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载于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630/c172467-2723280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2日。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们提供的一系列辩证观点和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美国腐败现象和行为的产生、存在和变化的规律及其本质特征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地坚持“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的基本思想，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并且认为“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然而，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251页。

　　恩格斯强调，由于当时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253页。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支配人类社会历史的哪些一般运动规律呢?最主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有其自身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尽管社会发展史同自然发展史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254页。

　　所以，在唯物史观看来，重要的是要发现这些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从历史人物方面来说，重要的是要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而从阶级方面来看，“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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