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书是中国最早具有体系雏形的哲学专著，也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世界文化名著。《老子》.文论简约，虽只有五千言，但涉猎领域很广，已自觉运用哲学思维来观察、思考“哲学”问题，从宇宙到人生无不有所论及。它与《论语》共同成为引领和带动中国思想发展的两个重要源泉和引擎，给璀璨的中国文化烙上了“别具一格”的风格和特征。借用A.N.怀特海将“文明”界定为由行为、情感、信仰模式与各种技术四大因素组成（引自《观念的冒险》，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的观念，可以说《老子》在其产生后的两千多年文化发展史中，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处世行为、心灵情感和信仰模式，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某些生存方式中仍能看到其“文化情结”式的痕迹和传统。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了一次大裂变，产生了一批思想巨擘，他们引领中国古代文明走向了一个文化自觉自省的黄金时期或“轴心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酝酿产生了诸如《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和《荀子》等伟大的思想名著，它们运用人类特有的理性和睿智，毅然开启了人类理解自己、理解自己所处社会、自然环境的反思大门，自觉地选择和构建人生的模式和社会的理想，追求理性自由，成就博大人格。《老子》哲学文本的出现，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文明探索和理性思考的一个顶峰，在其中建构起了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一种认知模型和文化理式。作者忧患于先秦时期民不安生的乱世状况，胸怀济世慈生之心，为当时社会开出了一剂王道的“救世药方”，用张载的语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给“殉名”、“殉利”、“殉国”的浑浊世道，注入一支唤起世人反省的清醒剂，尤其期望唤醒入主进行反思，回归于王道政治。虽然作者在文本中也感伤发出“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的喟叹，但这并没有动摇其先觉启后觉、唤醒人理性的济世情怀，彰显了作为人类理性智者的思想批判和构建新模式的责任，这是何等的博大！在《老子》中，既可体会到“道之大”，也可体悟到“德之真”。学界过去多强调其自然无为之真，而对其“博大”（《庄子·天下篇》）“德溥”（《老子》第54章）之义有所疏略。实际上，“道大”（《老子》第25章）“德溥”才是《老子》真正的奥义。真者无为，无为方能博大。其字里行间无不浸润着执著理性、忧患悯人的精神，希望以“道德经”导引人主修道于身，以至于德溥于天下，进而弘扬“民本”或“王道”传统，建立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
在中国古代，“哲”代表着聪明、智慧，一般指聪明而具有智慧的人。“知人则哲，能官人”（《尚书·皋陶谟》）。孔安国传云：“哲，智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孔颖达疏云：“知人善恶，则为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引自《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这里的“哲”是官人治理的智慧，它本自“知人”，效验在于官人、安民，以期达至天下归往之“王”。知人首先在于自知，知人之本在于自明。《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自知者明”，方能“知人者智”，本末关系当下可见。知人的前提在于以人为本，这就要摒弃自矜、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种思维模式与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相类，苏格拉底虽为智者，然总是自称“一无所知”。己无偏见，方能真正认识别人，因人识人。当然，与西方先哲求知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哲人更侧重于探讨人伦关系和“官人”治理的知识，求“知”的学问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或者说，“哲”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成仁”和“为政”上，而非专注于自然科学类的“物理”。在价值层次上，比“知”更高的价值概念是“圣”。孔孟以仁且智为圣，将“仁”放在“智”之前的第一位置，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知为仁所统摄，成仁必以“智”为凭借，然有“知”不一定能“仁”。张载云：“仁不得义则不行，不得礼则不立，不得智则不知，不得信则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引自《经学理窟》，载《张载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4页）统一来说，成仁则智内涵其中。牟宗三指出，“哲字的原意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是圣了。”（引自《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9页）归结而言，先人“哲”的学问，乃在于探索人生之路、社会治理之路，故又谓之“道”的学问。它的宗旨，既为了“成己”，也为了“立人”、“达人”。“立人”、“达人”是“成己”的延伸和拓展，齐家、治国、平天下何尝不是“成己”？《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陆九渊解云：“成己成物一出于诚，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于成己之外复有所谓成物。”（引自《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5-336页）对此，成中英有过精当的阐述，“仁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的根本原则。因为人是以仁为基础来成人成己和成己成人的”。（引自《中国哲学的特性》，载《成中英文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老子》虽揭示出万物生成以及自然变化律则的“道”，但主旨在于建立万物归往的玄德之性、王道之术、社会理想和帝王人格。“道”论不过在于给“德”寻找一个牢固的根基而已。
《道与物：<老子>通微（上册）》：
三、道家经权观
前面主要对儒家、法家等经权思想进行了概略阐述，揭开了经权思想的基本内涵。现在对王弼以前道家主要文本涉及的经权思想进行一下略览。《老子》虽不曾以经权关系揭示道用，然在“道可道，非恒道”中已内含这样的思维意蕴。经是道纪、楷式、天下式、恒德等，权是“动善时，事善能”等。《庄子》多处论及经权观念。“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以缘督为经，已然含有恒常理则的指导意义。郭象注为“顺中以为常”，认为“苟得中而冥度，则事事无不可”。经作为已成之常，是“经式义度”。“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应帝王》）“经式义度”是法制典常之经，亦是统一规范之经。以其执于定常、故常而谓之“欺德”，它是以己治天下，非以天下治天下。以之治天下，“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圣人之治，“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万物各自得，各自适，方是至治。“经式义度”作为己出之经，以己制人则失物之情，何能化诸？己不宰化于经常，则万物自能以权变。这里揭示出“己出经式义度”之弊，然并非一概否定其存在之宜。因为“经式义度”也是事物所当然者，在万物自为适宜之中。若一概否定“经式义度”之常，不亦否定了人类认知的渐进性、知识的积累性以及追求真理的相对进展性？岂非因噎而废食？人类的自由在于：不再重走直接见知的简单重复，而站在前人认知真理上进一步丰富对世界的认知、穷理。对《庄子》言，人类不是不需要常经，而是要对其保持一种谦虚、开放的“知不知”态度，因为一切现在所谓的真理，皆是相对真理。以真理为万古不变，自居为绝对真理，本身非是科学态度。自然存在固有其经，“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天道》）天德宁，日月照，四时行，昼夜更，云行雨施，皆是。常、经。经为恒常，恒常可为经。“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天运》）四时迭运、一盛一衰，犹如文武并存的“伦经”。伦、经皆是道理之常。在经与权的关系内涵上，“礼义法度”是世俗以为治之经，然“应时而变”是权。“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礼义法度”，是求同为治的习常，然非是求治之常。治之所以治者，在于“应时而变”。正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礼饰之常，非是仁的本常。在揭示经、权的内在关系上，《庄子》认为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欲以济世为经，然“一君无所钩用”。“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天道》）“六经”如“经式义度”，以导人人于正道。“六经”有常，故可使小人于“无忌惮”为“行于常道”，此在为治上固不可少。孔子不为世用，并非“六经”不可用，而在于“六经”在春秋无义战的时代，王道方策不为人主所取用。道在导人，然道不虚行，贵在人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道家重视变化之道，认为世移道殊，故以“六经”为先王为治的陈迹。固然“所以迹”为“六经”之本，“六经”应随着时代、事物的变易而更改。然一概舍去，则忽略了文化的历史传承性、相对稳定性。固然“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不可固常。然得道的目的在于可于可、然于然，使无可不可，无然不然，同样是因循曲成的恒常。这里并非否定有常，而是否定过去陈迹之常，提出了常与变的关系。常、经者，不可因循守旧、泥古不化，而要因时代而变易。孔子的“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的论说，正道出了这一思想内涵。“与化为人”，是人与变化俱进，故能因时举事，因世治人，权变而宜。经者有“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倏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庚桑楚》）。“卫生之经”作为经，非是定常不化之经，而是“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的权变之经。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倏然而往，侗然而来”。如此，则“祸亦不至，福亦不来”。此虽言经，实言权。“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已。”（《秋水》）道以理达，达理必以权明，明权则不以物害己。“明于权”，是“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犹如精义入神。权变而宜，方是真正的达理知道，故“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道理的真谛，在于时变明权之中。道者无所不可，理者无所不宜，权者无所不适。道是通变之理，理是变化之道，权是时措之宜。权者顺物而为，各当其性，各尽其理。因物付物，物各自遂。“害己”者，迷于所执，不能权变，故与时变悖，逆物之情。权在认识上，是“道观”、“齐物”；在功用上，是“权变”、“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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