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家论明清诗歌_曹春茹王国彪著_9787511729101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明清诗歌发展的顺序为线索，讨论了朝鲜诗家评价明清诗歌的背景、原因，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的主要流派、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分析了中朝诗人的交流以及明清诗歌对朝鲜汉诗创作、诗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上升到文化层面，探讨由诗歌批评而引发的朝鲜文人、学者对中国明清文化的认识，总结了朝鲜诗家评论明清诗歌的主要方式、倾向、特点和价值。作者认为：明清诗歌在朝鲜受到普遍而持续的关注，朝鲜诗家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接受与评价，评价的角度、形式、观点多种多样，与中国诗论多有相似、相通之处，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较为客观、全面，体现了朝鲜诗论的丰富性以及两国文学交流的繁荣。

　　绪论

　　中国诗歌在明清时期迎来了最后一个发展、繁荣时期。明清诗歌整体成就虽然无法逾越唐宋，但也不乏名家圣手，且在流派、地域特色、诗人数量、诗歌理论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域外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甚至欧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明清诗歌研究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但是，这些研究绝大多数立足于明清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影响，很少探讨域外诗人、批评家对这两代诗歌的接受与批评。而实际的情况是，明清诗歌在域外尤其是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也十分繁荣，一些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朝鲜[1]诗人、批评家对明清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据目前的统计，国内外研究朝鲜文人、批评家评论明清诗歌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如下。

　　（一）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如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兼与中国文学相比较》（延边大学，2002）、韩卫星的《洪大容文学研究——兼与中国文学相比较》（延边大学，2006）、王克平的《朝鲜与明外交关系研究——以“诗赋外交”为中心》（延边大学，2009）等。硕士学位论文如庞礴的《朝鲜汉诗渊源及清诗对朝鲜诗人的影响》（四川大学，2002）、项晓的《朝鲜赴清使臣与清代文人的交往研究》（复旦大学，2007）、吴既白的《中朝诗家论王士祯诗》（延边大学，2009）、卢荻的《明诗在朝鲜的传播》（延边大学，2010）、孙艳玲的《18～19世纪朴齐家与清朝文人的交流研究》（山东大学，2013）等等。

　　（二）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主要如韩国朴现圭的《韩国的〈四家诗〉与清朝李调元的〈雨村诗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徐东日的《朝鲜李朝时期：中朝两国诗歌文学之关联》（《东疆学刊》，1998）、金柄珉的《朝鲜诗人朴齐家与清代文坛》（《社会科学战线》，2002）、《朝鲜北学派文学与清代诗人王士祯》（《文学评论》，2002）、韩国柳晟俊的《朝鲜朝后期以来清代诗学研究概况》（《中国韵文学刊》，2005）、《朝鲜王朝后期清诗研究概况——以王士祯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2007）、李圣华的《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中州学刊》，2007）、王英志的《清乾嘉时期日朝对袁枚诗学的批评》（《文艺研究》，2008）、韩国崔日义的《韩国朝鲜后期诗坛接受袁枚诗学之状况》（《苏州大学学报》，2010）、孙德彪的《朝鲜四家诗人与李调元的诗文友谊》（《社会科学论坛》，2010）、张振亭的《朝鲜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禛“神韵说”的主体间性批评》（《苏州大学学报》，2010）、日本夫马进、张雯的《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聊城大学学报》，2012）、杜慧月的《论朝鲜李睟光〈芝峰类说〉对王世贞诗学的接受》（《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3）、王克平的《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南京师大学报》，2014）、孙卫国的《乾嘉学人与朝鲜学人之交游——以纪昀与洪良浩之往来为中心》（《文史哲》，2014）等等。此外，本书作者近几年也发表了此方面的论文多篇，如曹春茹的《清代满族诗人铁保与朝鲜文臣的诗文友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朝鲜文人对明代文学接受与批评的儒学化特色》（《外国文学研究》，2014）、《朝鲜诗家论〈皇华集〉》（《山西师大学报》，2015）、王国彪的《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齐鲁学刊》，2013）、《朝鲜诗家对清初明遗民诗的接受与评论》（《西北师大学报》，2014）等等。

　　这些成果多卓有见地，论证深入，不过基本上观照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事，或缺少纵览与综合，或收集、引用的材料还不够充分，有些则只是收集、摘取近年研究成果的观点或资料，缺少创新。于是我们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著的《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及其《续集》、赵锺业编著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李朝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东文选》、林基中编选的《燕行录全集》等朝鲜古代汉籍中广泛收集了第一手资料，以明清诗歌发展阶段为序、以主要流派和诗人为主，对朝鲜诗人、批评家（本文统称为“朝鲜诗家”）接受、评论明清诗歌的整体情况作了整理和研究，希望本成果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朝鲜半岛很早就形成了汉文化传统，朝鲜汉诗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受中国诗歌的影响很深，明清时期也是如此。这种影响与明清诗文集的东传有很大关系。宋朝以前，朝鲜半岛与中国的文献交流就比较频繁，如李种徽（1731～1797）的《高句丽艺文志》记载：“句丽之兴，闾巷里落莫不有学。其学士、大夫日游学于中国，而中国书籍已与之日东，而魏晋之间历代赐书又复相继而至，秘府所积盖亦多矣。”[2]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政治交流更加频繁，文献交流愈加活跃，朝鲜诗家通过官方和民间受赠、购买、交换等多种形式接受了大量的明清诗歌文献。如李宜显（1669～1745）1720年（庚子）出使中国，购得图书50余种、1300余卷，书目见于《庚子燕行杂识》：“所购册子：……《明诗综》三十二卷……《何大复集》八卷，《王弇州集》三十卷，《续集》三十六卷，《徐文长集》八卷……。”[3]由此可知，在朝鲜官方所购图书中，包括了明代诗人如何景明、王世贞、徐渭等人的作品集。这只是官方记录，有的诗文集还通过文人和商人交换、私藏、夹带过关等秘密形式更早传到了朝鲜半岛。

　　朝鲜诗家往往通过与中国诗人笔谈、唱和、选书、购书、抄录等方式获得了更多的明清诗歌文本和研究资料。如尹根寿（1537～1616）1589年“因赴京之行，而购得《四部稿》”（《月汀先生朝天录》）[4]。朴齐家（1750～1805）曾经托纪晓岚购买戴震的文集，其《怀人诗，仿蒋心余》写道：“晓岚今龙门，胸涵四库富。滦阳说鬼乘，鬼亦嘲学究。推毂戴东原，遗书为我购。”[5]由此，明清两代的大量诗集传入朝鲜。成海应（1760～1839）、李德懋（1741～1793）在评价清初明遗民诗时，引用书目总计超过了210种，如《明史》、《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启祯野乘》、钱谦益《有学集》、《列朝诗集》和朱彝尊（1629～1709）《明诗综》、《静志居诗话》、《曝书亭集》，以及王士禛《感旧集》、《池北偶谈》、《渔洋诗话》、《带经堂集》和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毛奇龄《西河集》等，其中包括了为数众多的明清诗集。而李圭景（1788～？）的《历代诗集家数辨证说》对明清诗集作了具体统计：“皇明诗则朱竹垞彝尊《明诗综》，三千四百余家。清诗则王贻上士禛《感旧集》，凡三百三十三人（诗二千五百七十二首）。沈德潜《别裁集》九百九十三人（诗四千九十九首）。”[6]这些资料说明，朝鲜诗家对明清诗人及诗作拥有量很大且十分熟稔。

　　通过图书交流和诗人、学者间的笔谈、唱和，朝鲜汉诗在理论、经验、技法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大批优秀诗人和诗作，也涌现了大量的诗歌理论和批评著作，其中包括了大量对明清诗歌的赏析和评论。

　　在五百余年的文化交往中，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上肯定了明清诗歌的成就与贡献，同时也对个别诗人、流派或诗作提出了质疑或指责，这些评论具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研究者可以将其与中国诗评、诗论相比较，从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明清诗歌。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正统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明朝得以发扬光大，此时的朝鲜亦以“小中华”自居。朝鲜诗家对明诗产生了浓厚兴趣，以传阅、次韵、和诗、鉴赏等形式接受了明诗。前后七子的诗歌、复古理论对朝鲜诗歌由“宋”入“唐”（“宗唐”）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稍后的公安派、竟陵派诗歌也对朝鲜的诗歌和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朝鲜诗家也认识到了明代这些诗歌流派的弊端及对朝鲜汉诗创作的消极影响。当明清易代后，朝鲜起初不认同清朝的正统地位，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的中华余脉，所以对清朝抵制、厌恶，从朝鲜诗家辑录、编选、评论、肯定明遗民诗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随着宗藩体系的确立、清初的国势昌运以及朝鲜国内北学思想的兴起，一些进步的朝鲜知识分子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清朝，倡导回归中国儒家文化，由此开始逐渐接受并亲近清朝。从1637年到1895年的258年间，朝鲜共向清朝派出使团500余次。在这个过程中，朝鲜使臣与清代文人通过笔谈、唱和、通信等形式进行了频繁的文学交流，留下了许多诚挚感人的交往故事和优秀的诗作。因此，在这种友善、亲密的文化背景下，中朝诗歌交流重新走上正轨，但交流过程中也存在着朝鲜诗家对清诗的评价过高或指责过于犀利等问题。

　　朝鲜诗家评价明清诗歌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对元末明初到鸦片战争以前的诗歌流派、脉络、作者（生平、思想、诗论观点、人格）、文本（含注疏）及诗歌创作环境、背景、特色等的评论，其评论角度、方法、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些评论主要存在于朝鲜的汉文诗歌、散文、诗话等各类文体中。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著者仔细查阅了《韩国文集丛刊》及《续集》、《韩国诗话丛编》、《李朝实录》、《东文选》、《燕行录全集》、《大东野乘》等大量汉文古典文献。但由于朝鲜汉文古籍卷帙浩繁，限于条件，难免挂一漏万。因此著者又从相关的研究著述、论文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和资料。在前期准备和撰写过程中，著者对所收集的材料又进行了认真的校勘、比对、分类，力求全面、准确。

　　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著者主要运用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评等古代诗歌批评方法以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接受学、变异学等理论和方法，并结合选本、诗话、评点等方面的理论，“述”、“作”结合，尽量弄清楚明清诗歌传入朝鲜的时间和途径，梳理并描述出明清诗歌在朝鲜半岛被接受和评论的盛况。

　　全书主体内容为八章，以明清诗歌史为经，以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流派、代表作家的评论为纬，重点审视朝鲜诗家评论明清诗歌的立场、思路、策略、结论，揭示明清诗歌影响朝鲜汉诗发展的社会、文学因素以及明清时期中朝两国诗歌交流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突显了明清诗歌在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影响，也突显了中国诗歌文化的魅力。

　　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明清诗歌在成就、地位方面总体上虽然无法与唐宋诗歌相比，但在朝鲜依然受到普遍而持续的关注。朝鲜诗家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接受与评价，其评论的数量、规模、深度也比较可观。而两国关系的变化影响了明清诗集的东传以及文人之间的交流，进而影响到了朝鲜诗家评价明清诗歌的速度、节奏和热度。

　　二、朝鲜诗家把握住了明清诗歌发展的脉络和主流，侧重评价了明清时期重点诗人（如吴越派、前后七子、王士禛、翁方纲、李调元、袁枚等人）及其诗歌、诗论，并兼顾其他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如明代使朝的文臣、王守仁、沈德潜、纪昀、吴嵩梁等）。朝鲜半岛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很深，朝鲜诗家评价明清诗歌的角度、方法、形式、观点多种多样，与中国诗论多有相似、相通之处，又有独到观点，显现了朝鲜诗论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以及两国文学交流的繁荣。

　　三、受到中朝宗藩关系以及朝鲜崇尚儒家文化因素的影响，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的评价具有较为鲜明的儒学化特色，如有些评论明显受到诗歌主题、诗人身份、品格及气度的影响。

　　四、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的评价是对中国诗歌批评的有益补充和丰富，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同时，它也是朝鲜诗论发展历程的组成部分和诗论成就的客观展现。

　　五、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的评价总体上持肯定态度，较为客观、全面。受时空、传播手段、学识等因素的制约，朝鲜诗家的评价在作者、题目、词句方面也存在些许讹误。

　　中国和朝鲜是古代儒家文化圈里两个重要的国家，两国的文化、文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的评论，就是中朝两国文学、文化交流的硕果和有力证明。本书第一次集中、全面、深入地展示了朝鲜诗家对明清诗歌的认识和评价，为中朝文化交流研究增添了新内容，是东亚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有益尝试。本书从域外影响的角度开拓了明清诗歌研究的新领域，扩大了明清文学在汉文化圈中的影响，希望它对中国其他时代文学的域外影响及扩展东亚文学研究新格局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本文所说的朝鲜，即历史上的朝鲜朝（1392～1910），地理范围指整个朝鲜半岛（包括今天的朝鲜和韩国）。朝鲜朝在时间上基本与中国的明清两代相对应，又称李朝。

　　[2]〔朝〕李种徽：《修山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47辑），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44页。

　　[3]〔朝〕李宜显：《陶谷集Ⅱ》（《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1辑），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第492页。

　　[4]〔朝〕尹根寿：《月汀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7辑），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9年，第259页。

　　[5]〔朝〕朴齐家：《贞蕤阁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61辑），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第527页。

　　[6]〔朝〕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上）》，汉城，明文堂，1982年，第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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